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我们已试图对现代性之理性化纲领（迄今为止）的失败，或者至少没有能够实现的复杂经历作了追溯。我们已看到，随着理性化过程而发生的，是权威性位所的彻底的分裂化；在每一个位所，合理性技术的运用使得这些位所对于系统的自主性不断加强，而市场成为联结这些位所的唯一纽带。导致系统分裂的理性化过程，却并没有使系统整体更加理性化。相反，由于市场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主要维持机制，必然会产生出愈来愈多的大量的不合理的浪费。由于不再依赖系统支持的目标和原则，这些分裂的部分无法对自己的活动作出解释，而只能听任在它自身中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潜能的支配。另一方面，系统则愈来愈难以产生出一种合法化的能力（这种合法化的能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以使系统活动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准自然的和非控制的过程。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已经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使市场统治的条件永恒化的工作。国家首先是一种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工具。

    由于系统的合法化能力的欠缺，市场成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市场的作用推动了社会成员的极端的个体化；市场使得系统需求被转化为私人消费，由此，社会成员被构造为个体。这种个体性结构的特征，导致了用消费活动来界定个体性的存在。市场把社会成员改造为许多消费个体。这样，系统的合法化的压力被减轻了，原因是系统的非理性通过日益增长的个体的消费而得到了解决。这样，由于缺少一种对整体性的理性安排而产生的那种张力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需要创造一种必要性，以强制逐步推进理性价值和现代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以强化个体消费和对后者需求的商品供给。个体自律的现代规划已经从属于由市场界定和市场引导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并被纳入后者的轨道。

    由于个体被看作是一个消费者，现代性规划的失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一种永远无法缓解的强烈的渴望：占有愈来愈多的商品。人格自律、自我认识、真诚生活、人格完善，这些个体的需要都被彻底地转化为占有并消费由市场提供的商品的需求。然而，这种转化只是涉及附属于商品表面的使用价值，而不涉及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从而，这种转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贫乏的，归根结底，它将暴露出自己的空虚性，**的缓解是刹那间的，欲求永远得不到满足。欲求的受挫感如要得到暂时的缓解，只有靠产生更多的新的**，更多的新的执著于得到满足的希望。当市场交易行为之统治的诸条件无限持续下去时，个体对于自律的需求和对于优良生活的需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但是，他们从受挫到对于系统的关怀（如对系统合法性的质疑）的转化也被无限期地拖延。市场统治在人性的需求和个体的**之间划了一道裂痕，同时，此两者的分裂也是市场得以维持的条件。市场以它所制造的痛苦为食：由市场诱发产生的个人对于匮乏的担心、焦虑、痛苦，释放了对于市场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消费行为。

    把人性的需求的实现认同于私人消费，还造成这样的一种后果：无法被引入私人消费的人性需求，必然是要么被搁置，要么被压制。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富庶的私人生活，肮脏的公共生活”的法则，便是这一后果的体现之一：“无法市场化的”（或无法通过市场来兑现的）需求，是无法供给的，这种需求尚且无法通过私人化的手段来得到满足（或者，依然为大部分人的购买力所不及），因此，迟迟无法实现，并且远远地落后于服务于私人**的涉及私人消费商品的愈益复杂的消费体系。对于公共消费的忽略（更具体地说，污染防治的不力，那些治疗小毛小病的最基本的药品的缺乏，公共交通的削弱，公有住宅和公有学校的匮乏，等等）只能通过对个人的购买税的减免来获得弥补，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把人性的需求的实现等同于私人消费的做法，从而加强了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种法则的支配力量。上述后果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福利服务转化为对某些个体需要进行压抑的工具，这些人由于或此或彼的原因，无法从市场供应的商品中获得补偿。那种为了使接受救济者能够生存下去而采用的“财产的第二次转移”的手段，或多或少地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同时，这种方法直接针对那些“真实的需要”（或许唯有在这里，这种与“人为的”需要相区别的“真实的”需要，才被这一市场统治的社会所承认），这种需要不曾以市场所激起的**为中介。在市场统治的社会中，社会为贫困所下的定义是：阻止需要被转化成为对于商品的**，被转化成为对“真诚的生活”、自律或自我完善的实现的希望，后者已为社会所垄断。

    在消费者这一面，由于无穷无尽地追求包裹在商品之外的表面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格自律或自我认同这一使命的努力追求被有效地拖延了（实际上已从议事日程中被取消了）。在非消费者或“无效的”消费者这一面，甚至这种表面的使用价值都无法被用来作为替代品，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来压制对于人格自律或真诚生活的追求。在这两种情况下，连接个体需求和系统合理性（后者在现代性规划中被重重渲染）之间的桥梁被摧毁，没有了踪影。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体对私人占有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对参与公共事务兴趣的降低，以及“合法化话语”的缓慢而持续的衰落。在更小范围内的个人的或者局部的对于理性化的追求，已与对于理性社会的全面规划“脱钩”。

    换句话来说，整个的现代性规划已然失败。更确切地说，对这一规划的实施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规划本身已经夭折或注定失败。现代性所试图回应的那些渴望，今天与过去一样栩栩如生，现代性规划依然被提上具有一定方向的、一定目标的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这些工作依然在全面地实施中。为实施这些工作而提出的策略并没有完全被验证，从而无法宣布这些策略都是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可能性尚未彻底被挖掘，现代性的承诺必定要兑现。

    要兑现其承诺，首先要求使自律、自我完善和真实性这一些最高价值从市场统治所强加于它们的暴力下分离出来，——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所普遍认为的那种市场。兑现的首要（尽管或许不是充分）条件是使这些价值回到它们应该从属的那个领域中去——公共话语领域；其在实践中的兑现必须从理论论证的兑现开始，正是在理论论证中，人格取向的价值的提升，与理性化社会的建构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才会再一次凸显出来，并为我们所发现。另外，在理论论证上的兑现必须完成，这一与实践中的兑现有着密切关系的工作将摒弃商品化过程的自命不凡，后者自称能够为人格取向的目的的实现提供充分的手段；同时，在这一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将使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得到暴露，从而通过实践理性的引导恢复人类交往及意义之创造的自由。

    在理论论证层面上的兑现的紧迫性，倒是反而提高了知识分子被邀请前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在理论层面上的现代性的承诺之兑现，毫无疑问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现代性规划被搁置在并且依然驻留于知识分子所保持并发展的文化传统之中。像以前一样，知识分子必须发起并领导一场启蒙运动，其途径就是提出一种充分的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交往行为理论），这种理论揭示现代性之承诺被兑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包含在通常所设想的现代社会的形式当中，它并且指出了在实践中履行这一承诺的现实策略；其次是通过推动真正的民主化，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到对现代性之落实的讨论中来。

    社会系统的合法化问题，必须再一次地成为公共讨论的实质；一旦这种讨论普遍兴起，必然会随之形成一种压力，以要求社会系统根据人格取向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商品化的实现程度，根据实践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使自身合法化；如此，为落实现代性规划所承诺的解放的诸条件就会形成。

    现代性的实际的发展，与其原初的设想截然不同，它使它所推崇的个体自律和民主宽容附属于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性必备条件。这种全面的从属，使得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显得自然和永恒。为了挽救现代性规划，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或然性；实践的任务则是要打破这种关系。

    除非上述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否则，现代性就还不能算是结束了。现代性活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当中，并从这种文化传统当中获得生命力，保持和发展这一文化传统，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实践所担负的使命。对于真理、道德权利、审美判断之标准的发现，依然摆在我们的前头，丝毫没有丧失其紧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后现代状况的预言家们所发布的讣告，至少有些过于匆忙了。从现代性规划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状况在实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要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履行他们的使命，从而不被看作是多余的话。现代性的时代（其特征体现为人格自律和社会理性化的二元价值）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只有彻底去实现这一规划。目前，现代化尚未成功，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是将现代性规划这一未竟之业进行到底。

    结论之二，后现代立场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我们已经试图对清教徒的复杂经历作了追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经历是一次失败了的冒险。不管是他们自己的原罪，还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清教徒转变成为了消费者——后者在任何方面都与前者相对立；后一类型的主导原则，既不是“快乐原则”，也不是“现实原则”，而是一种“安逸原则”（principle

    of comfort），在这一类型下，人甚至不会为快乐而拼命工作，他既不热烈的爱也不强烈的恨。在知识分子的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理性的社会的方案和策略中，清教徒的形象赫然耸立着，因此，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呼唤清教徒现出原形，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毕竟在每一个由知识分子指定的“理性的担纲者”的角色的背后，都有清教徒的影子，承认他的消失，使得任何类似的对未来的进一步描绘丧失根基。此后，对后现代状况的最普遍的描述／解释，就是对“消费社会”的描述／解释，它指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至少是数量上的）统治。

    清教徒之死也改变了知识分子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态度。穷人失去了他们的吸引力——他们最不可能成为“理性化的担纲者”，他们反倒会谴责这种理性化。在理论上被描述为消费者统治的世界中，穷人不再是清教徒的集体性的另一个自我，不再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等待着挣脱枷锁之后，为苦难中的社会带来真理、光明和欢乐。相反，穷人倒是被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消费者的黯淡的复制品，是对后者的拙劣的模仿，有时这种模仿是不幸的，有时这种模仿是荒唐可笑的；即使这些贫困的人“被解放了”，他们马上便把时间浪费在“过度消费消费者”（outcon－sume

    the consumer）的事情上。那些穷人“相互攻击，在犹太人聚居区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