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俄罗斯的这种独特环境，只是使这一处境变得具有更加广泛的重要性。纵览现代欧洲史，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对社会组织理性化的渴望，是对社会组织最终成为一种永恒的“学术报告会”的景象的向往，在此，俄罗斯亦无不同；可以预料，知识分子从他们的集团性的生活方式中，铸造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同样可以预料，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一理想中加上一种特征：最高权威必须听命于理性及其代言人。他们同样倾向于从以下的这些角度来品评存在着的种种社会形态：与理性王国这一标准模式相似的程度，向着这一标准模式的充分实现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这就是导致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而其他的所有东西，均使知识分子分裂成互为敌对的阵营，使他们频繁地卷入相互的战争、相互的仇视，并使他们彼此争斗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他们在反对其他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时所表现出来的。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前面我们已有论述（参见第3、4章），这一使命的孕育并形成，首先是在**君主政治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之中的，而它对社会行政管理技术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开明君主及其行使政令以改造社会现实的无限能力，只能表现为这种**的权力和策略，这是最自然的。但是，作为此一种角色的开明君主，不可能存在太长的时间。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或者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并不就是早期乐观主义时代的伏尔泰们、狄德罗们、达朗贝尔们或卢梭们所期望的，也无法成为他们所期望的。路易十四的后裔中，没有一个像这位“太阳王”一样在哲学家的天空中发出灿烂的光芒，这位国王是艺术和科学的令人难忘的保护人。

    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便始终处于分裂之中。首先，“分裂”是一个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一些领域，由于利益及发展的需要，从主干上旁逸斜出，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领域与最初的理性化纲领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增大。Les

    philosophes的后裔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到处进行殖民活动，或者说，开拓一个新的社会领域，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这些领域，或在这一领域中享有高度自主权——所有这些发展，只会使他们与最初纲领之命运的关联愈来愈缺乏直接性，愈来愈空洞。这一进程的另一结果是，作为核心的总体性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的数量日渐稀少，这些知识分子依然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发生遭遇，或者，与之相冲突。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程度恰成反比。局部性的知识分子（partial

    intellectual）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总体性知识分子愈是缺乏出色的表现，就愈不敢果断地卷入与政治的冲突之中（反之亦然）。让我们牢记这一个观点，接着，我们将集中分析总体性知识分子的所有遗产，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模式的守护者和践履者，他们的遗产保存在对理性时代的希冀、成就和挫折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自身内部的分裂。

    现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面貌，通常由同一类艺术家所绘制，这一类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为了替这些阶级和阶层绘制肖像，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他们自己的关于美的或丑的标准。纵览整个现代阶段，令人吃惊的是，美的标准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与进步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所谓“进步”，就是铲除任何阻碍，扩张理性的版图；赞赏合理性的价值，强烈主张需要启蒙；崇尚真理，尊重能够辨别是非并拥有真理的人；在塑造并管理社会及其成员之生活时，愿意赋予理性以最高的权威。对于丑的判断标准竟也始终如一：反对合理性法则；压制于己不利的真理；坚持认为真理专家所论皆为非理性、偏见或虚妄的看法；把社会及其成员的“局部”（由于与理性之普遍性相悖）利益需求置于“总体性的”（由于普遍理性之律令）需求之上。

    由于对美与丑的判断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阶级和阶层的肖像在变化，产生差异，这样就记录下了知识分子的持续不断的希望和遭到挫折的历史。在长廊上陈列着的系列的肖像，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未能完成的罗曼史，一场未曾得到回报的恋情。在长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现代性的英雄，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一个人都曾毁誉交加。

    工业社会的先驱，大自然的驯服者，荒野的征服者，叩开人类前所未闻的动力之门的创造者，——圣西门亲切地把他们称作理性之纯洁无理、大胆无畏的骑士。与贵族不同——后者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预示的进步充满了恐惧之情而自缚手脚，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家英雄是充满求知欲的，是具有钻研的精神和开放的心胸的，他们“迷恋”、敬重科学工作者，对后者言听计从。实业家们必须创造出一个世界以检验知识分子的天马行空的梦想。这一类肖像的问题在于，画像的人并没有认出被画者就是他自己（即使他们曾经费心仔细审视过他们自己的画）。随之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另一些知识分子迷惑不解地凝视着肖像，他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对象不过是一些粗鄙的、无知的家伙，他们怀疑思想的言过其实，怀疑那些试图兜售这些思想的人（后者并不成功）；因为那些爱好“合理性”的人，不过是爱好他们的财产的“合理性”罢了，对于他们所造成的在自己篱笆的那一边的任何东西的被毁坏，他们并不关心。这样，马克思发起了对工业巨头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正是后者的德性的沦丧，而后者之具有这样的德性，乃是圣西门所坚信不疑的。

    画廊中还有另外一些英雄人物。例如，在民主制度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服从“国家理由”或“普遍利益”，后者约束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一切自私的、个人的褊狭和狭隘的东西都要受到限制。在今天的社会里，开明君主的斗篷披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肩负着对现代国家机器的管理职责，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的理论，一种因其具有普遍性而能为一切人接受的有关目的的理论，一种众多的专家和相当多的受教育者能够向国家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理论。然而，一旦政治家们表明他们对“党派”政治更有兴趣，表明他们需要的是标语口号，而不是理论和意义，表明他们不是去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制订一些遥不可及的计划，那么，知识分子就会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有他自己，以及他的同类人，才是可信赖的，艺术家、文人、哲学家不得不肩负起进步之重担，希望他们的思想观念能够形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其强大足以胜过任何现存的世俗权力。

    不管怎样，在所有的这些英雄人物中间，一个人至少可以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角色：“无产阶级”，“尘世中的不幸者”，这是一些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不再愿意继续成为这一角色的人物，他们首先承担着理性化社会的姗姗来迟所带来的种种震荡，因此，在被召集到进步的旗帜下的成员当中，不能没有他们，此时，他们发现了他们的贫困的真相。这些人，或许是一些农民的代表，如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或他们在当代的传人——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激进主义者，不过主要还是那些产业工人，在为他们绘制肖像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无意识地）摆出一副无产者的姿态——一种理性之担纲者的典型的形象。

    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最接近于这样一种集体英雄的理想形象的阶级，这一集体英雄引导人类迈向所许诺的理性王国。首先，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不同于其他的比他们更幸运的社会阶级，他们立场坚定：希望尚未实现，因此也不曾被事实所否证，故而也不曾被放弃。尽管那些怀有历史意识的人赞美他们，并使他们与那个古老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工人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确是全新的，因而他们能够承诺未来，而没有被对过去的略有苦涩的回忆所玷污。不同于以往的受苦阶级，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可以明显地被看到，他们的数量增长极快，他们如同部落社会的铁匠，履行着一种魔术般的驯服和塑造自然的仪式，因此，他们被要求提高他们的忍耐性和体力，对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仰慕者必然印象深刻。

    不过，找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历史阶级”，宣告他们就是现代社会的普罗阶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迹象显示，这一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共同性了然于胸，且决定行动起来；他们坚强不屈，极富战斗精神；他们走上街头，举行起义，设置街垒。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知道，当他们徒劳无益地试图阻止“理性进程”时，也就是说，徒劳无益地企图取消工厂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劳动者的自由的限制——他们还保存着对于自由的回忆，这时，他们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但也正是这种时候，他们缺乏一种可以帮助他们的智慧，他们很容易把这种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的战斗普遍化，并且归咎于永不停顿的、保守的工厂，这些工厂掌握着他们所没有的利益。通过暴力，抗拒向着一种属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严明并严格控制的阶级的转化，表明这个“自在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为阶级”，工人们被赋予“理性化”社会的“总结算者”的合法资格，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制造神话的知识分子，这一阶级与他们相类似。

    知识分子把进一步发展的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产业工人身上，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这些理性代言人终于遇到了现在或将来都不可能对知识分子权威产生疑问的一个社会群体。确实，这个阶级实际上已经命中注定被当作“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原型——知识分子不是努力使他们自己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阶级的“历史利益”来把他们的用处彻彻底底地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身上。无疑，工人们需要提高和自我完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不能理解伟大的和精深的思想，不能把个人的苦难与历史的宏大进程联系起来。由于在本质上，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而，他们的提高与完善，只能是由知识分子来充当他们的导师：教育他们。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集团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萧伯纳的看法）。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所需的力量，而组织并支配力量的权力唯有知识分子才拥有。即使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工人的“阶级本能”和“自然的权力”相比，责备自己无能、智力贫乏，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那些自豪的父母经常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平乏与孩子的丰富相对照。在使“那些受难者”和“这些思想者”团结起来的计划中，其前提是假定受难者不再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思想者也要适应这一使两者合而为一的任务。

    这个主导动机始终贯穿于知识分子与现代产业“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充满暴风骤雨的传奇性的历史经历中。在马克思关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进程的看法中，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这个主导动机的存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完成，需要构造出一种关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在马克思的下述思想中，这一主导动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马克思主张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获得这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职业化知识分子习以为常（并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的事情，才能掌握这一理论；其次，马克思尖锐批评了工会倾向，这种倾向完全听任他们自己的谋略的摆布，马克思认为这种倾向受到了“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诱惑；最末一个但并非最微不足道的是，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精妙绝伦的卓绝的思想创造——是最终顺利实现现代社会之“理性化”的康庄大道，它终将导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的这些主导动机也在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种种思想中回响着。考茨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工人阶级运动（自发性的、具有天然倾向和阶级本能）与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理论的组织化的承担者）的结合。考茨基关于科学理论必须涉及如何形成一种关于理性社会的社会主义观的离经叛道之论，受到了伯恩施坦的赞同。在精神实质上，列宁彻底吸纳了考茨基的原则，且加以新说：工人光靠自身的力量，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种“工会意识”（这是一种智力低下的愚昧意识，混合着一些来自于局部、褊狭的经验所形成的对现实的印象，且没有能力提升他们自己的意识，使之达到普遍性的高度，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已被接受为一种公理，葛兰西的理论是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最佳表述，他把政党称为一种“集体性的知识分子”。卢卡奇煞费苦心地证明“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后的产物，对于“阶级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Class）——只是工人拥有的一种意见——的优越性：他证明，后者必然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一种需要被纠正的意识，它等待着只有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全面分析才能带来的**的出现。阿尔都塞把观念世界——知识分子在其中生活并把这一世界看作属于他们自己——提升到了一种拥有自己固有的存在权利的现实状况，所有的实践意向和实践意图均源自于此，它并且是社会变迁的源头和出发点。今天，各种左翼派系和集团日趋分裂，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方面愈来愈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依然全神贯注于给人民“灌输意识”，“使人民觉悟”，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它们才摆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混战，达到了一致。与其说这是“总体性”（不必提那些“局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当下的集体体验，勿宁说是由于他们对历史的共同的回忆所推动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一值得重视的知识分子群体寻求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仅仅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精心盘算。推动他们满怀激情地把自己认同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是出于一种相当强烈的由衷的人道的同情，出于一种对被剥夺者和受难者的命运的关怀。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人如此行事而无需任何出于历史智慧的意趣的推动（如梅休、布思或里斯）；有时，开始的时候，同情是由后者引起的，然后便从一种手段性的东西变成了行动的目的（可以说，布朗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关于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未来作用的所有理论中，苦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使工人成为历史合理化的主要推动力的唯一因素，恰恰是产业工人的贫困非由自己所产生。正如后来所显示的，同情必须具备两个属性：产业工人的处境及其内在本性，如上所述，正是这两个属性，才使工人阶级具有了正当性。

    当代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失去了兴趣，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上述的正当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遭到侵蚀。只是偶尔地，这一古老的希望会突然复苏，暂时使人不再想到上述的那种正当性已不复存在，工人所表现出来的短暂的好战性（1968年的法国，70年代初英国的罢工风潮）“突然产生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强烈要求，激发了这种古老希望的复活。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句名言：今天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或者，准确地说应是知识分子中的依然忠诚于传统的立法者使命的那部分人）又在“到处物色着历史的推动者了”。他们显然不再相信产业工人阶级能够在未来去做那些迄今为止无疑不曾做成的事情不再相信产业工人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使命。书籍、论文和谈话中充斥着类似于“告别无产阶级”的主题，充斥着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化、私有化、公司化或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奴役的论调，在他们看来，不管当初设想的产业工人的历史作用是正确的，还是一开始便是错误的，后者已永远无法履行赋予他们的历史作用了。今天的所谓穷人，亦即尚未变成资产阶级者，尚未被私有化者，或者，尚未创办一个公司者，已不再被托付于历史之推动者的这笔遗产；事实上，他们不再被赋予任何东西；苦难并不必然使一个人成为理性的推动者。就像其他所有肖像中的英雄一样，他们被证明从一开始他们只是画像中的英雄，因此，只有两种策略现在还可以采纳。其一，画师从画布后面现身，就像后现代艺术家一样，承认肖像画只是表现了画师本人及其技艺，只是表明他本人才是正在来临的理性社会的主要推动者（正如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称作正处在“我们所有过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的意思，或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提出，只是为了把他自己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s of Capitalism」中的观点置于争论之中）。其二，彻底放弃做一个立法者的野心，承认世界的合理性程度并不会有所提升，明言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理解，不是立法，而是出色的阐释——幸运的是，理解与阐释并不需要一个历史的推动者，只靠知识分子自己便能做得尽善尽美。

    然而，何以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何以“新穷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呢？

    那些研究当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学者几乎普遍发现，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人数正在持续下降，直到产业工人成为总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确实，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工业制造业经历了一个类似19世纪农业所经历的过程。那时，世界的农业产量剧增，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却骤减：在19世纪初，人口的40％从事于食物的生产，但到这一世纪末，这一比例降到了3％。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工业品制造领域中同样发生了；统计结果表明，25年后，要达到目前的工业总产量，只需5％的劳动力就够了。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正被愈来愈多的自动化操作和机器人取代，后者在根本上将比使用“活的”工人要合算。今日的厂房与不久以前的庞大丑陋的“集中营”相比，几乎难以找到任何相似之处，以前，在那些“集中营”里，涌动着无产阶级的愤怒，铸造着革命的动力——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

    在核心工业部门，雇员的总量并未以同样速度减少，但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极其重要的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后果：雇工的实际状况与所描绘的无产阶级状况（他们由于其恶劣的工作状况而激进化）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着。安德列·戈尔兹说，这种新的劳动力的结构特征，首先在于“在劳动的总人口中，存在着二元分裂：一方面是一个持续的、可靠的、专职的精英集团，迷恋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担负工业制度的传统价值的储备库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经常失业的、只是偶尔打些短工的不稳定的工人，他们没有资质或地位，干的是一些粗活”。后者的工作是“粗鄙的、琐碎的”，自然是由于工会撤销了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被承认，他们是那些受到保护并结成工会的劳工采用将他们“逐出工会并不再对他们开放工会大门”的策略的副产品。在劳动力结构的全面重组过程中，在一些工人群体之间，发生了令人重视的分离现象，分析家们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解释工会激进主义运动的瓦解，看来是走错了路。例如，英国在19世纪的3／4的时间中，劳动分工是工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其策略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引导了这样的一些政策取得成功：在这些政策下，站在工会一边的工人获得了比临时工、兼职工、无工会组织者、正式的非技术工作和低薪工作者更好的工作岗位。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工会组织迄今为止的回应便是在传统的全日制技术工人所积累起来的愈来愈少的特权周围挖上壕堑。可以确信，这种方法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斗的最后一役。根据所有得到的统计结果，目前已经出现了投资增加便意味着工作数量减少（至少是工会主义者实践所形成的那种对工作的理解）这种状况，在现代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人阶级——其概念形态源自于知识分子“物色历史推动者”的努力，其制度化形态源自于工会的组织化的实践——即将灭亡。或许只能这样说，作为历史推动者，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丧失了良机。

    上述的这种考虑遗漏了“大量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是偶尔打点短工的工人”；遗漏了“新穷人”，这才是古罗马人所说的真正处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