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一种讨论活动，les

    philosophes的共同体才得以产生、维持和发展。哈贝马斯重申，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反省一下，就可以看到，18世纪的希望在20世纪变成了绝望，这样的讨论活动在今天已无法实现，因为没有那种参与者——后者相信相互理解并最终达成共识是可能的。但是，在哈贝马斯式的诸如“本真交往”（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之类的观点当中，有一个方面尤其遭到了猛烈批评，这就是他主张在任何讨论活动中，必然包含另一个条件：权力（无论是神性的还是世俗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异，经济的或政治的力量，都不允许对讨论结果产生影响。在形成合法共识的过程中，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使用，且被认为合法有效，这就是论证的力量。在那些批评哈贝马斯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思想，这一想法与20世纪的公共讨论的实践是如此地冲突、不一致，以致于这些批评家把“本真的交往”这一意象与其他那些愿望美好的哲人之梦放在一块儿，束之高阁，使之布满了尘埃（这就是那些批评家的结论。他们把哈贝马斯的观点看作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为了达成共识而可付诸实践的建议，而不是看作一种“理想形式”，不是看作一种可以对实践中所达成的共识进行批评，并证明其无效的基准）。在20世纪晚期才被阐明的“本真的交往”这一理想，与现实中的公共讨论并无什么关系，这与将韦伯的作为理性化的堡垒和源泉的官僚政治的概念比之于实际的行政系统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实际的行政系统也正遭受着训练有素的无能，目标的错置，在技术、职责与其他的无可救药的痼疾之间的冲突的困扰。可以轻而易举地注意到，对“本真的交往”和“理想的官僚政治”的批判，所针对的是两者之间的惊人相似的前提假设：一旦进入交往或官僚政治系统，参与者就会摆脱并抛弃他们的社会身分，或者，在这里，所有那些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的因素，根据理想交往（其理想目的是有效的共识）或官僚政治（合理性的行为）的观点，至少被宣布为不相干的因素，从而不被承认。正是这一个前提假设尤其显出其空想色彩，这两种理想类型如果被当作在实践中的操作性的建议的话，那么是完全无用的。

    20世纪思想对本世纪知识分子实践进行了反思，但同时缺乏对les

    societes de pensee的反思。从后者的经验出发，参与者在理性法庭面前相互之间的无限平等的理想是毫不含糊的，它并没有被明确写入“律法书”，以作为应被遵循和执行的基本条件。相反，平等被当作这种讨论的自然而然的特征而被奉行着。在这一个特殊的工厂当中，被当作原材料加工处理并形成产品的唯一资源就是语词。因而，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大量的可供使用的语言材料并不会因被他人“用尽”而减少，这是在当下的唯一有价值的资源（亦即只要les

    societes de pensee保持其自由与独立，在根本上脱离任何有影响的世俗权力）。在原则上，任何人都能够平等地使用语言。除了运用语言之外，文人共同体的成员们没有什么可以贸然去做的。

    或许正是在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这一个超前阶段，在知识分子的集体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现由语词组成，由观念构造并受到观念的统治，屈服于观念的力量。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对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论形态进行了探索并尝试，相信观念优于物质实在。更确切地说，这种观点所描述的是关于这一时代的哲学意识，它并不正确，但当它如此描述时，则产生了后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对les

    philosophes来说，观念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这一信念决不是一种偏离，作为les

    societes de pensee的物质性存在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生产和加工观念的活动为核心的。正是这种集体性的体验，当它自身涉及到与哲学有关的各个分支部分时，是不偏不倚的，而一旦它被引介到世俗权力面前，并与之产生联系之后，便形成了一种本质的观念论（idealistic）的世界观。

    德斯蒂特·德·特拉西说：“我们仅仅通过我们的知觉与意识而存在着。只有我们所拥有的意识才是真正的存在。”（《花月2号的回忆》[Memoire

    de 2 floreal]，1796年4月）在同一个会议上，梅西埃则更详尽地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在思想之外的一切都是虚无……意识——这是存在的全体……在一种无限的秩序中的思想，永远是通往另一个思想的关键。”这些话是在成立于1795年的国立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的一次会议上讲的，可见，与世俗权力的勾结早就出现了。学会的成员，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集体后裔，已经遗弃了自给自足的观念世界，尽管这一传统还在大肆援引往昔的les

    philosophes的理论。这一理论之所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是由于它的唯一可被利用的资本：它是一个由语词和使用语词的技术所构成的自足的世界。一旦世俗权力要求他们为新的、更美好的社会的建立提出建议，那么，他们所提出的自然只能是他们最擅长于创造的那一个或那一类，也就是说，唯一能够使他们填满对建立一个新社会之欲求的，只能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那个世界，他们最了解的那个世界，和作为他们的家园的那个世界。现在，文人共同体的自我意识转身去为整个社会勾画一幅图景。“美好社会”——这是现在对政治国家的要求，显而易见的，它就是文人共同体的扩大化。换句话说，在国立研究院看来，美好社会的基本意象，必然是，且正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集体体验的推而广之。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这一意象都是一种谋求权力的企图。观念世界必然是一个由生产和分配观念的人所统治的世界，一个话语活动居于最核心最重要地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参与到话语活动中的人对于这一个社会的兴亡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处于同样的核心地位。

    由国立研究院推出的这一社会意象，正是弗兰西斯·培根的那种“所罗门王朝”的观点，所谓“所罗门王朝”，是指哲人统治的社会。这是培根的一个乌托邦梦想，也是他的一个天才预言，他的建议，在他自己的时代不可能实现，但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主义国家的时代，却是可行的，而尤其在大革命所酿成的总体性的社会动员的气氛中，成为了现实。培根似乎一眼瞥见了在近在咫尺的历史角落里等了很久的那个社会。西奥多里·奥尔森指出，培根的方案“不可能实现，除非这一方案的支持者能够控制在一国范围内或一个大陆范围内的人员、货物、资金和能源。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包括在19世纪壮大起来的进步主义的信徒，尤其是那些以集体性意志为名义而形成的集团，其势力范围之大足以囊括一切必需的资源”。在这个时代，那些国立研究院中的知识分子有理由认为这些条件都被他们碰上了。革命国家所产生的权力之强大，其发展之潜力，其野心，甚至超过了**君主制国家，至于为了服务于重新勾画的社会，可以动员起来的资源也是非常充足的。国家的权能，它能够（并且可能）获得的大量物资，看起来都格外的巨大，它轻而易举地使在它之前的历史上的所有国家，相比之下都不免相形见绌。

    管理“所罗门王朝”的那种独特知识，与政治权力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权力，德斯蒂特·德·特拉西称之为“意识形态”。他引入这一个词语，作为有关“观念之生产”的科学的名称，这一科学必然要取代其他的知识活动，如形而上学，或心理学，后者在过去同样谋求这些利益，但在今天，它们的活动方式已不再使人满意。根据埃米特·肯尼迪的描述，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

    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由各种概念的不同的组合而构成的。不过，它尤其是运用语言（交流思想的科学）的根基，是逻辑学（使概念结合并形成新的真理的科学）的根基，是教育（塑造人的科学）的根基，是道德（规范人的**）的根基，最终，“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

    据由法兰西学院出版的辞典，ideologie的意思是，“sciencedes

    idees，systeme sur l’origine et la fonction des idees”。一个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人被称为“意识形态专家”（ideologist）——这一个词让人联想起另一些已有定名的对各门科学的专家的称呼，如物理学家（physicists）、化学家（chemists）或生物学家（biolo－gists）。Ideologue一词产生的时间稍晚，它是针对德·特拉西的建议的诋毁者（首先是拿破仑，其次如夏多勃里昂）所发明的含有贬义和讽刺义的名词。然而，在由国立研究院提出并详细规划的这种新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和不同寻常的地方并非在于对它的界定，而在于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唯一的一门科学，换言之，不在于这一建议所提出的内容，而在于它所消除的或取而代之的东西。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的唯一的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基于同样的理由，社会被认为就是思想的产物和思想的交往活动，研究思想，就是了解应该了解的一切，也就是说，了解对于所有那些把社会看作是行为的客观对象的人来说的具有实践意义的一切事物（数十年后，奥古斯特·孔德公开提出，为纠正这一名词的派性色彩而以“社会学”一名取而代之，然而，他所描述的这一门新学科的情景，与德斯蒂特·德·特拉西率先提出的这门学科的内容，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恐怕没有比这句话更有名的了。无论是那些崇拜马克思的人，还是那些诋毁他的人，都把这句话看作是马克思的激进主义和他的独特性的典型表现；在20世纪的学术壁垒中，马克思的这句格言听起来有些异样，不合时宜，对那些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在整个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固定角色的职业工作者来说（其中的大部分人看不出有对这种分工体系进行质疑和重新讨论的必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一个挑战。无论是那些学科壁垒的维护者，还是那些怀疑并希望推倒这些壁垒的人，都过于匆忙地赞同或批评包含在这一格言中的要义，而对于这一句子本身在被用于描绘马克思的那些前辈们时是如此地恰如其分这一现象，则未及深思。这一疏忽令人惋惜，因为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虑一下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或他的要求，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马克思的建议不过是启蒙运动对哲学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迟来的重新表达而已。马克思的这一句子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批评，如果它写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在此限度内，可以说它是正确的；然而，在孔多塞、卡巴尼斯、德斯蒂特·德·特拉西及国立研究院之后再写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这句话的第二部分的思想，也很难说是原创的。如果比马克思早一个世纪的那些哲学家不是在思考着改造世界的方法，不是冒失地摆弄着他们的社会蓝图的实践应用，他们还在做什么呢？在这句话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只是表达了这些哲学家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显而易见，太无可非议，以至于不需要特地去明确地阐明它。

    事实上，那些国立研究院的哲学家们所做的一切，充满了要求重建一切的狂热**，其所重建的内容包括：个人，个人的需要、**、思想、行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为交往而设的法律架构，法律和社会之基础。在选择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的问题的时候，其原则——或者说，唯一公认的原则——是有益于产生、促进和实现变革的。用舒茨安的话来讲，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当，仅仅取决于它的动机是否适当，也就是说，是否出于为了社会变革的目的。

    沉思哲学决不符合这一原则的要求。国立研究院所宣扬的和实践的那种哲学，完全是一种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推翻了专业化教育所设置的一切壁垒。罗德雷，拿破仑的教育和文化部长，曾经如此形容他的哲学证书：“哲学已经不再是存在于哲人的书本上的东西——它在瞬间获得了解放，如同太阳驱散了乌云，刹那间光芒散遍全球；光明君临所有的人，映照在大多数的社会制度中，洋溢于所有人的气息中。”听到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学院哲学家的心里都会充满忧惧。这是一种行动哲学观，一种能动的哲学，一种作为权力的哲学，它改变它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埃翁斯曾经把这样的一种哲学纲领，与维特根斯坦的那种听天由命的论述区别开来，后者曾说：“哲学对任何事物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德斯蒂特·德·特拉西恐怕不太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意识形态的研究如其所愿的展开，“我们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们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关于思想和关于行为）拿给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如同物理学与化学，意识形态也应是征服其对象的一种工具。“了解它，是为了征服它”，这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他们觉得无可厚非，意识形态专家关注的领域是社会及其成员，他们并不急于强调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德·特拉西在为《意识形态学基础》（Elements

    d’ideologie）一书所写的纲要中，提出要对这样的一些对象进行全面的观察：野蛮人，僻远乡村的乡民，孩子，动物——这些被普遍认为无法相信其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自然物，要依靠系统的观察，对他们进行教化、驯化、军事操练或日常训练，此书意在为行动哲学提供一套理论基础。在正文中，他求助于皮内尔的权威见解，后者“证明，治疗精神错乱者的艺术，与控制**、引导平民百姓的舆论的艺术决无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中，其要点都在于如何塑造他们的习性”。在意识形态专家的眼里，社会及其成员首先是目的性行为的客体对象，是应予研究的原材料，就像那些打算用于建造构想中的规划的资源。为了建造之顺利进行，对于资源之固有品质，资源之构成，资源之弹性，其耐久性，等等，都必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孔多塞为梦寐以求的最终的人类社会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像——“如几何学图形那样整齐匀称的宏大结构”，在这里，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恒常的、已精心安排的缘由，在这里没有神秘性，偶然性与意外也没有它们的位置。卡巴尼斯认为在以人的**行动为对象的实践问题与以人的精神行动为对象的实践问题之间并无性质的差异：

    医学与道德，是同一科学的不同的分支——这一科学就是人的科学——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思想、情操、激情、德性、恶习，这样的一些精神活动，及身体的健康与否，或源于**的感觉器官，或源于决定这些感觉的器官……通过研究在**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关系，就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快乐，使他们的良好判断转变成习性，道德感转变为必需；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的能力……（并引导）他们走向进步，走向永无止境的完美之境。

    在卡巴尼斯看来，医学对于一切未来的教育而言，是一种典范和启示——教育学家应严格遵循医学所发展出来的那种模式，对人类精神和**施加影响。

    与革命前的les philosophes相比，在通向国立研究院及其意识形态纲领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les

    philosophes选择了国家的立法权，作为他们进行les

    lumieres的对象。应该被启蒙的是君主、独裁者和立法者；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则应通过根据理性法则重新制定的社会条件，使他们受到间接的影响。les

    philosophes奠定并发展了那种把知识之光直接地带给全体国民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在他们所设计的美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