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时不在恐惧之中，无处不在恐惧之中”，吕西安·费布弗如是描绘正站在现代的门槛上的人类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它之所以可怕，或许是因为人的灵魂的软弱，而个人自我保护能力的薄弱，使得可怕的威胁几乎无法抗拒。当然，还有对死亡的永恒恐惧，对于频繁爆发的战争和瘟疫的鲜活的记忆，加剧了这种恐惧。还有对变化无常的、尚未驯服的自然的恐惧，对个人不幸、疾病或丧失名誉的恐惧……我们可以为普通人的永恒的恐惧，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是，在所有这些恐惧中，最强烈的大概就是对新产生的并且正在日益增长着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了。不确定性停留在熟悉的和惯常的事物的边缘，然而，它们正开始剧烈地压迫着日常生活世界的边界。乞丐、流浪汉、波希米亚人进入了这些边缘地带，从流俗的带着恐惧的有色眼镜来看，他们被看作是麻疯病人、传染病患者和盗贼。正是他们威胁了人类生存的根基，对于那些缺乏吸收、压制或驱逐他们的有效制度措施的社会，他们的威胁更加可怕。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危险作斗争，在前现代生活的人类学会运用的唯一武器（尽管是脆弱的），就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菲利普·阿里埃），这是一种“人类交往的复杂游戏”（罗伯特·米尤琴布莱德）。

    农夫和城镇居民一样，必须依靠他们自己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不管是身体的安全，还是心理的安全感。人们用一套使社会凝聚起来的制度来作为保障。就像裹上衣服抵御寒冷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周围环以层层相连的人际关系，这些东西被称为家庭、同族、乡党或城镇社会……

    城镇社会形成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对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有效的和实在的，它是由家庭、友谊、邻里关系和各种社团构成。像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墙一样，这些形式也划了一道基线，区分了“外部”和“内部”，“外部”意味着危险，“内部”意味着凝聚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交往联合体……

    这意味着这一时代的交往需要一种范围相对有限的空间，使联系能够变得密切和频繁，这种为人们社交而预备的场所，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遥远，应正好能够充分地实现它的目的。

    在这幅由共同体所构成的世界图画中，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种用来创造安全感（同时也是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的方法，无论在传统社会体制中如何有效，一旦社会交往空间扩大，它便完全无法应付。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种方式只能运用于有限的地域，小范围的团体。它也比较适合于制度相对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使人与人凝聚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固定的，在那里，每个人的参照系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他人，他的同伴，在漫长的时间中与他共同生活，没有变化，时间之长足以让他们领会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尽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可靠性都经受了考验。

    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基础上的那种稳定性，是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制度中，因为这种稳定性所运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使“他者”成为熟人，能够改造他者，使他者具有完全固定的身分，让他在这个彼此熟识的社会中，占有一个固定位置。这种技术可以运用于所有“他者”，只要他始终处于社会的“眼皮底下”。乡民和市民对他们经常遇见的人大多非常熟悉，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别人——在所有的重大聚会中，以及在大多数的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始终可以碰面。这是一个通过彼此之间的观察而得以持续存在的自我生长的社会。这样的“透明性”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实在，这是那些有着乌托邦倾向的现代作家向往的，后者把“透明性”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志之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以及所有成员，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生活，就总体而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公开的，“透明性”是这种生活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但是，目光所及范围的有限性，限制了这一世界的大小，尽管在这一世界中，或许能够形成并维持一种颇具安全感的社会生活。

    前现代的人，生活在一个狭小而稳定的社会中，因此，这是一个能够牢牢控制的世界，但是在16世纪，前现代世界遭受到巨大压力，并在下一世纪永远瓦解了。例如，在英格兰，可以把这一压力开始出现的时间定在1590年为起点的后半个世纪中；当时，“日益增长的人口，加剧了饥荒、瘟疫、贫穷的程度，也使流浪者人数增加，这些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开始被感受到了。那时候，整个人类经历了一次人口的剧烈增长。但是，除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的爆增这一因素之外，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以及相关的农业技术及其耕作效率的提高，都使传统的乡村社会无法吸纳新劳动力，无法养活新增人口。人口数量的增长，造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过剩，相应地便是在整个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即由众多共同体和社团构成的传统世界正罹受绝症时，欧洲的理论家们也正在歌颂兄弟般的友爱与互助是人类组织的原则，这种对友爱与互助的赞美，在布丹和阿尔都修斯的著作中给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上述的变化导致了两个相关的后果，这两个后果对于当时人而言是一目了然的，并且为他们所亲身经历，被他们看作是社会秩序崩溃的症象。后果之一是“无主者”（masterless

    men）数量的持续剧增，这一现象是突然出现的，在传统的社会秩序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无主者”置身于（准确地说，游离于）任何现存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手段的有效范围之外。“无主者”不属于任何地区，也没有任何管理者可以为他们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不服从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共同体——村社、城镇或教区，以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后果之二是“流浪汉”突然涌入狭隘守旧的地方共同体的世界中，他们正是那一些“无主者”，只不过是他们被从其另一个侧面看作并界定为四处游食的无家可归者。“流浪汉们”是如此的萎靡不振，人数又多，因此不可能用通常的做法（密切私人感情，或通过合作，使他们融入共同体）来驯服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流浪汉们”无声无息地出没于人们的视野，顽固地保持着作为这个世界的异端分子的角色，当共同体用它的咄咄逼人的目光逼使他们屈服以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时，他们却无影无踪了。“中世纪的连坐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行政区中的任何一个居民对他人行为都负有法律责任——在对付这些四处流浪的异端分子时，便一无用处。”

    把没有主人的流浪者分离成为独立的一类，视之为不祥的、危险的力量，是当时社会控制手段不足的反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没有主人的流浪者暴露了传统的社会维持机制已经陈腐不堪；结果是，他们使自己成为了由于新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的焦虑与愤怒的焦点。恐惧在自我确证着，依然强烈如初，因为这一正在进行的封闭和垄断的进程把愈来愈多的人抛上了街头，因为这些没有主人的流浪者习惯于四处游荡，在公众的感觉中，他们的人数比实际上的大大增加了，因为这些无主者在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内造访了许多地区，并令当地人惊恐万状。

    这是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破产的征兆，对此的反应异常激烈、出人意料。

    首先，在传统观念中，穷人受到上帝的保护，是慈善的基督徒布施的对象，现在这一观念被彻底修正了。

    所谓“身强力壮的懒丐”这种陈词滥调开始传播开来，这种论调与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圣方济各会的清贫理想截然不同。翻来覆去地讲这些陈词滥调，成了相当数量的学者的工作，这种观念最终被写入了法律……由于贫穷，由于无家可归，由于没有主人，一个人至少部分地成为一个阴谋颠覆社会的人。

    到18世纪中叶，这些曾经被视为耶稣之子的人，愈来愈少受到他人的祝福，相反，他们常常被描绘成暴徒、酒鬼和恶人。

    英格兰的约翰·戈雷把流浪汉们描绘成没有归依的、危险的人，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上帝，没有地方官员，没有主人；法国的纪尧姆·勒·特罗斯内把他们描绘成：一群既无教养又充满危险的家伙，从事着“une

    rebellion sourde et continuelle”。这一个社会公认的对于穷人的新定义的核心是，穷人由于缺乏谋生的能力，在道德上被视为可耻的。这并不只是因为推崇劳动的价值，而且是由于劳动通常意味着拥有主人，从属于一个共同体，还意味着呆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也就是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反过来便是，没有工作，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呆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无主者的社会身分令人难以捉摸，这是最可怕的事，这几乎就有了蓄意串联、阴谋反叛现存社会及其秩序的嫌疑。穷人被指责为有意不工作，罗伯特·克罗莱指责他们为“国家中的寄生虫”，“靠吸食劳动者的血汗为生”，托马斯·亚当斯认为他们宁可生病也不愿意劳动。不过，无主者的危险并不在于道德上的对贫穷的嫌恶，而在于他们的无依归的状态必然对社会造成危险。

    大量的人口过剩颠覆了作为社会秩序基本单位的共同体，其最大后果或许就在于引发了一系列的立法创议，最终彻底改变了国家在维持社会中的作用。共同体无法对付新问题。它们缺乏充分的经济资源。最关键的是，曾经顺利运转的（从而被忽视了的）“我盯着你，你盯着我”的共同体的控制系统，一旦作为凝聚共同体成员的基础的相互联系被削弱后，也就崩溃了。于是便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重新配置社会权力的要求。

    米歇尔·福柯让社会历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监视”或“训诫性权力”的形成，转向“社会控制的盯人技术”的发展，后者产生于现代早期，它使未来成为一个对个人实行训政，并使个人的每一个行为，以及行为的所有领域，都被纳入严密控制的时代。不过，我们知道，这种权力不是新出现的，不是到了现代社会才有的。在前现代的所有阶段，它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实际上是传统的监视性权力机制的破产。因此，训诫性控制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运用于现实。此时，显而易见的是，必须去关注这一问题，必须重新构想、组织、安排并留意这一问题。需要一个新的、更加强大有力的机构来担负起这一使命。这个新机构就是国家。

    16、17世纪的英国如同法国一样，疯狂地从事立法活动。新的立法思想已经明确，新的国家利益及其义务的合法领域已经被描绘完成，新的惩罚和改造技术也已被发明。在这接二连三的社会改革风潮的背后，是因新的社会危机而产生的不祥的幽灵：无家可归的、没有主人可以从属的人。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危险阶级”，他们是权力和社会秩序危机的生动的、普遍存在的征兆。国家的立法首先试图从缺乏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新现象：这一危险人群需要什么，在他们的特征中缺乏什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哪一些被认为是一般生活所需的“平常”要素却为他们所缺乏？作为一种普遍倾向，答案完全在意料之中：必然是在一个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权力历史中所获得的知识范围内，必然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必然是用陈旧的屡试不爽的办法来匡正这一新的群体，使他们“安居乐业”，融入社会。不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秩序的“平常”要素显现了，成为了问题，并被理论化，正如海德格尔经常提到的那个例子，除非锤子坏了，你才知道什么是锤子。1531年制定的法案对流浪汉的界定是“无土地，无主人，没有以某种合法经营或者手艺技能来维持自己正常的生存，但具备工作能力的人。”这个界定把从属于某个主人，或拥有财产，作为可以不受惩罚的行为正常的条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为流浪汉们如何改变其耻辱状况指明了一条出路：重新获得这些条件。1531年法案及其后的所有法案，对下述情况讳莫如深：主人、土地、手工作坊之所以看来疗效显著，是因为在人们尚能回忆的过去，它们是把民众牢牢缚在运作良好的控制机制上的绳索，民众在那里受到了共同体的持续的监视，并被强制改造其行为。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出于恶意，不如说是出于无知。反对流浪者的早期立法家们，还不知道有其他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才是真正令他们忧虑的事情。

    传统手段必然首先暴露出它的局限与无效，随后，“监控”（control－through－surveillance）这一问题自身才浮现出来，才能有目的地去寻找或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措施。强迫流浪者回到他们的原籍，这种方法渐渐被发现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乡村，在城镇，他们都是多余的。地方权威，既无办法，也无能力来安顿这些日益增多的失业者。穷人为自己的乡邻所厌弃，成群结队地涌入城镇，被微不足道的机会吸引，躲避对他们的驱赶。欧洲的市镇到处成为“孤苦无依的绝望的赤贫者的避难所；成为贫民的墓地……贫困导致的种种现象，显现于城镇，它们在城镇的漫延，使公共秩序面临严重问题，它们给公众健康造成威胁，给传统的供给模式带来了压力”。最重要的是，传统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模式已无法承受它所导致的压力。

    时光不会倒流，共同体的那套单调的秩序系统无法迫使无家可归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无法轻而易举地使秩序得到恢复。法律的制定者们很快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是流浪者们有能力逃离对他们进行“监控”的地方社会。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永远居无定所，永远是异乡人，这就是说，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监规范围的外面。因此，法律制定者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