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人确实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其他人订立信约，不论大多数人把代表全体的人格的权利授与任何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集体（即使之成为其代表者）时，赞成和反对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以同一方式对这人或这一集体为了在自己之间过和平生活并防御外人的目的所作为的一切行为和裁断授权，就象是自己的行为和裁断一样。这时国家就称为按约建立了。

    由群聚的人同意授与主权的某一个或某些人的一切权利和职能都是由于象这样按约建立国家而得来的。

    首先，由于他们订立了信约，这便意味着他们不再受任何与此相反的旧信约的约束了。这样说来，已经按约建立一个国家的人，由于因此而受信约束缚必须承认某一个人的行为与裁断，按照法律说来，不得到这人的允许便不能在自己之间订立新信约，在任何事物方面服从任何另一个人。因此，一个君主的臣民，不得到君主的允许，便不能抛弃君主政体、返回乌合之众的混乱状态，也不能将他们自己的人格从承当者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体身上。因为他们已经人人相互订约承认已成为自己的主权者的人所作的一切以及他认为适于作出的一切，并被称为是这一切的授权人。因此，任何人要是不同意的话，大家便都会破坏自己对这人所订定的信约了，这就是不义。同时他们每一个人也都将主权授与承当他们的人格的人了，要是废黜他的话，便是夺去了他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不义。此外，企图废黜主权者的人，由于这种企图而被他斩杀或惩办时，他也是自己所受惩办的授权者，因为按约建立国家后，他就是主权者所作的一切事情的授权人；由于一个人做出任何将受到自己所授与的权力惩办的事情时就是不义，根据这一点他也是不义。有人对于自己不服从主权者一事所提出的借口是他们和上帝、而不是和人订立了新信约，这也是不义的。因为不通过代表上帝的人的中介作用就不可能和上帝订约，而代表上帝则只有在上帝之下具有主权的神的代理人才能办到。但这种与上帝立约的借口甚至在提出借口的人自己的良心中说来也显然是一种谎言，以致这种行为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卑鄙和怯懦的。

    第二，因为被他们推为主权者的那个人承当大家的人格的权利只是由于他们彼此间的信约所授与的，而不是由他对他们之中任何人的信约所授予的，于是在主权者方面便不会违反信约；这样一来，他的臣民便不能以取消主权作借口解除对他的服从。显然被推为主权者的那个人并没先同他的臣民订约，否则他就必需将全体群众作为一方与之订约，要不然就必需和每一个人分别订约，将全体群众作为一方与之订约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那时还不能成为一个人格。要是有多少人他就订立多少单独的信约，那么在他有了统治权以后，那些契约就无效了。因为不论任何行为如果能被迫中的任何一个人声称为破坏信约的行为的话，这一行为便既是他自己的行为，也是所有其他人的行为。其原因是：这行为是代表他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并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作出的。此外，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声称按约建立主权者时由主权者订立的信约有违反情形，而其他的人或另一臣民、或者是主权者自己又声称没有违反，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一个裁断者来决定这一争执。于是便又会重新诉诸武力，每一个人也就会恢复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和原先按约建立国家的宗旨相违背了。这样说来，通过事先订立的信约授与主权是没有用的。有人认为任何君主的主权是由于订立信约而得来的，也就是有条件地得来的。这种看法只是由于对下一简单的真理缺乏理解而产生的：——信约本身只是空洞的言辞，除开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以外就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遏制、强制或保护任何人；所谓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的力量，指的是从具有主权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不受束缚的集体的手中取得的力量。这个人或这个集体的行为得到全体的保证、并以大家结合在本身之中的力量来予以执行。但如果是一个集体被推为主权者时，任何人便都不会设想在按约建立国家时成立了任何这种信约。因为举一个例子来讲，没有人会笨到一个程度，以致说罗马城邦的人民和罗马人订立了一项信约，规定根据某某条件保有主权。这种信约要是没有履行的话，罗马人依法就会有权废黜罗马城邦的人民了。人们之所以看不到君主政体和平民政府的道理彼此相同，是由于某些人具有野心，他们偏爱自己可望参加的集体政府和对君主政体感到灰心绝望的原故。

    第三，由于多数人以彼此同意的意见宣布了一个主权者，原先持异议的人这时便必需同意其余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声明承认这个主权者所作的一切行为，否则其他的人就有正当的理由杀掉他。因为他如果是自愿加入这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这一行为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意愿，也就是以默认的方式约定要遵守大多数人所规定的事情。这样说来，如果他拒绝遵守或声言反对他们的任何规定，便是违反了自己的信约，因之也就是不义的行为。不论他是不是属于这个群体，也不论是不是征求了他的同意，他要不是必须服从他们的决定，就必然会被抛弃在原先所处的战争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为不义。

    第四，由于按约建立国家之后，每一个臣民便都是按约建立的主权者一切行为与裁断的授权者，所以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说：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任何臣民都不可能构成侵害，而臣民中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控告他不义，因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做出任何事情时，在这一桩事情上不可能对授权者构成侵害。既然像这样按约建立国家之后，每一个人都是主权者一切行为的授权人。因此，抱怨主权者进行侵害的人就是抱怨自己所授权的事情，于是便不能控告别人而只能控告自己。甚至还不能控告自己进行了侵害，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进行侵害是不可能的。诚然，具有主权的人可能有不公道的行为，但确切地说，这不是不义，也不算是侵害。

    第五，根据以上所说的道理看来，处死一个主权者，或臣民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其他惩罚都是不义的。因为每一个臣民既然都是主权者行为的授权人，那样就是由于自己所作的事情去惩罚另一个人了。

    由于这种按约建立国家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全体的和平与防卫，任何对这一目的具有权利的人也就具有对于手段的权利；所以具有主权的任何个人或集体就当然有权审定和平与防卫的手段，也有权审定和平及防卫一切障碍与防害的事情。为了保持和平与安全，对内防止分歧，对外对付敌人，他也当然有权事先做出他认为有必要的事情，或在和平与安全已失去时，做出一切努力来加以恢复。因此：

    第六：决定哪些学说和意见有害于和平，哪些有利于和平，决定对人民大众讲话时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程度内应受到信任、以及决定在一切书籍出版前，其中的学说应当由谁来审查等都属于主权范围。因为人们的行动来自意见，为了他们的和平和协调起见，良好地管理人们的意见就是良好地管理人们的行为。在学说问题上所应遵重的虽然只是真理，但并不排斥根据和平加以管理。因为与和平相冲突的学说就不能成其为真理，正象和平与协调不能和自然法相冲突一样。诚然，由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和导师们疏忽大意或不善于办事，错误的学说有时被普遍接受，违反真理的学说也可能到处蔓延，然而把新的真理骤然和纷乱地介绍进来也决不可能破坏和平；而只会有时引起战争。

    因为人们被不负责任地统治到如此程度，以致敢于用武力保卫或介绍一种意见，他们便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他们所处的状态不是和平状态，而只是由于互相畏惧暂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