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例外。

    我在以前的某一章已经指出，被挤出政治社会的贵族是怎样涉足到某些实业部门，并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其中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这个情况，对工资的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有早就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创办我所说的大型实业，所以能够创办这种实业的人为数甚少。由于人数少，他们就可以容易彼此联合起来，随意规定工资。

    反之，他们的工人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加。因为有时生意异常兴隆，在这个期间工资也会特别高，从而把附近的人吸收到工厂里来。但是，人们一旦进入工厂劳动，我们就将看到他们不能再摆脱这种劳动，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很快养成的心身方面的习惯，使他们不适于再从事其他劳动。一般说来，这些人文化低，手艺差，积蓄少。因此，他们几乎全受雇主的摆布。当竞争和其他意外情况使雇主的利润减少时，雇主几乎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把财产上的损失从雇工的身上捞回来。

    如果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则雇主有钱，不致于破产，可以悠然等待，等着贫困迫使工人就范；而工人为了不致饿死，就得天天劳动，因为他们除了一双手之外，一无所有。雇主的压迫使他们长期匮乏，而且越穷越容易受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一个行业的工资有时突然上涨之后又长期跌落下去，而另一个行业的劳动报酬虽然一般只是缓慢地上升，但毕竟是不断增加的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这个时代的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是一个例外现象，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严重和更值得立法者特别注意，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在变动的时候，很难有一个阶级保持不变，而当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开拓新的生财之路时，也很难让某些人安然自得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