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考察了身分的平等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深入到家庭的内部。我在这方面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而是阐明已知的事实与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已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新的关系，父子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消失，至少也已经减弱。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美国，但它更使人注目。

    在美国，始终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美国人只是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政，子女不得抗拒。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而子女们的利益，以及父亲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成为合理合法。

    但是，美国人达到成年之后，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日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想上自己做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说来，美国人没有青年时期。少年时代一结束，人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走其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取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错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与原则，也在使做父亲的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的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对不会有那种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感觉。这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看到他的权威总有一天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也已事先知道，他自主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自由，就象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

    试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的，也许不无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或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或不准它们在各地存在。

    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国家，当局从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呼吁或求援；因为人人彼此都是受一定的关系约束的，所以只要上层人物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一定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和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团。在贵族制国家，社会实际上只承认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存在，做子女的只是通过父亲而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管束做父亲的，做父亲的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有天赋的管教子女的权力，而且被赋予对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他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及于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在法律上看来，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龄大和有钱的公民而已。

    当大部分人的身分极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时候，关于首长的观念就在人们的想象中成长起来；即使法律不给予这个首长以特权，习惯和舆论也会让他享有之。反之，当人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而且不再永远有高低之分的时候，关于首长的一般观念就将日益淡薄和模糊；即使立法者硬凭自己的意志强把一个人安排在首长的位置上，叫他对一个下属发号施令，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民情在使这两个人彼此日益相近，逐渐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从未见到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曾授予家长以独享的特权，我也不能不确信贵族制国家的家长的权力比民主国家的更受尊重和更为广泛，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法律有无规定，首长在贵族制国家总比在民主国家地位高，而下属则与此相反，即在前者低于在后者。

    当人们在生活中主要是缅怀过去而不是重视现在，更多的是考虑祖先的想法而不是研究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父亲的便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桥梁，成为联系和连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环。因此，在贵族制度下，做父亲的不仅是家庭的政治首长，而且在家庭里是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是习惯的解释人，是民情的仲裁人。他说话时，家庭的成员要洗耳恭听；对待他只能毕恭毕敬，并且要爱得始终诚惶诚恐。

    当社会情况变得民主，人们以自己判断一切事物作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和合理的，只把祖传的信念作为参考而不视为规范的时候，父亲的见解对于子女的影响力，正如他的合法权力一样，便将大为降低。

    民主制度导致的分家，其最显著的后果或许是父子关系的改变。

    当一家之主的父亲财产不多时，他和儿子将长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同样的劳动。习惯和需要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不得不时时刻刻彼此交谈。因此，在他们之间不能不建立起一种不拘形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使做父亲的权威减少绝对性，并且很少讲究尊敬的表面形式。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拥有这样少量财产的阶级，正是能够使思想产生力量和使民情发生转变的阶级。这个阶级使它的意见，同时还有它的意志，到处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最想抗拒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