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共和政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这一现象的原因。

    在这些原因中，有几项由于我要连续叙述一个问题而被其略过，或在叙述当中只是一笔带过。因此，尚有一些原因我还未来得及讨论；而已被我提及的一些原因，也由于淹没在细节的叙述当中而被我置于脑后。

    因此我认为，在连续往下叙述和评述美国的未来之前，我应当集中谈一谈能够说明美国现状的一切原因。

    在集中讨论这些原因时，我将说得简单扼要一些，因为我只想让读者概括地回顾一下已经讲过的一切，而对还没有机会讲到的一切，亦只选其中的主要者加以叙述。

    我一直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下列三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偶然的或天赐的原因联邦没有强邻——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美国地广人稀——这种地理环境是怎样大力地帮助了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的荒野是怎样开发的——英裔美国人占有新大陆上的荒野的贪欲——物质福利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有许许多多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条件，使美国容易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其中有一些是人所共知的，还有一些是不难看到的，但我只想谈最主要的。

    美国人没有强邻，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不必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几乎不会为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还要对共和制度有害而可怕的祸害即军事的荣誉而受累。

    怎么能否认军事的荣誉对人民的精神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影响呢？曾被美国人两次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证明他有资格统治一个自由的民族，所以联邦的知识界大多数人都始终反对他。那么，是谁把他拥上总统的宝座并得以连任的呢？是人民记得二十年前他在新奥尔良城下打过一次胜仗。然而，新奥尔良城下的这次胜仗，不过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军事胜利，只有在一个战事不多的国家，才能长期留在人们的心里。而且，被虚荣迷住心窍的民族，无疑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中最冷酷无情、最爱斤斤计较和最不懂军事的民族，如果容许我直说，也是最平凡的民族。

    美国没有可以使自己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及于全国各地的巨大的首都，我把这一点看成是美国得以保持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无法防止人们集会议事、聚群起哄和突然采取激烈的行动。城市犹如一个以其市民为会员的人民大会。城市的人民对其司法和行政官员具有莫大的影响，而且往往不经官员的同意就自己采取行动。

    因此，使地方服从首都，就等于把全国的命运不仅不公正地交给一部分人，而且十分危险地交给一些自行其是的人。

    这样，首都的绝对优势就给代议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这种优势使现代的共和国也犯了古代的共和国的错误，古代的共和国就因为没有了解这一点而全部灭亡了。

    我在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许多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做过贡献，而现今又在保证美国维护这一制度的次要原因。但是，在这一大堆有利的环境原因当中，我发现有两个是主要的。现在，我就来讲这两个原因。

    我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二章里说过，美国人的起源，或我称之为他们的出发点，对美国目前的繁荣做出过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贡献。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他们的祖先昔日把身分平等和资质平等带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上，所以民主共和制度必然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应运而生。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因为除了共和的社会体制外，他们的祖先还给子孙留下了最能促进共和制度成功的习惯、思想和民情。当我沉思于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时，我好象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犹如我们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人类后来的整个命运。

    在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做过贡献，而现今仍在保证美国维护这一制度的有利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被美国人选来居住的这片国土。他们的祖先给他们带来了爱平等和爱自由的习尚，但把他们安排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并给予他们以长期保持平等和自由的手段的，却是上帝本身。

    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而特别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绪。当人民治理国家时，只要无人颠覆国家，人民就必然幸福。只有怀有野心称王当皇帝的人，才希望国家动荡不安。看来，排开法制的原因不谈，能够促进普遍富裕的物质原因，在美国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比在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强。

    在美国，不仅立法是民主的，而且大自然本身也在为人民出力。

    请大家回忆一下，历史上何时出现过与我们在北美所见的类似的情况？

    古代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在战胜周围的敌对国家，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些现代的民族看到南美的某些地区，有大片的土地居住着不够开化，但已占有并耕种那片土地的民族。于是，这些现代的民族为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誓必消灭或征服众多的土著居民，并以他们的胜利去玷辱文明。

    但在北美，只有一些到处漂泊的不定居部落，他们从未想过利用土壤的天然地力。严格说来，北美还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大陆，一平等待人去居住的荒野。

    所有这一切，便使美国人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与众不同了。

    但是，还有与众更不同的，那就是他们生活于其上的土地。

    当创世主赐给人们以大地的时候，大地上是人稀而物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人们没有能力和知识去利用大地。当人们学会开发大地的宝藏而获得好处时，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不久，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在一个地方居住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互相厮杀。

    正在这个时候，北美被发现了。它好象是一直被上帝保藏着，而现在才从洪水中露出水面的。

    当它出现于人们面前的时候，仍保留着创世之初的面貌，上面是一条条源头永不枯竭的河流，一块块湿润青葱的绿野，一片片没有触过犁铧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它就以这种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但这时的人已经不是初民时期的孤立的、无知的野蛮人了，而是已经揭开大自然的主要奥秘、与同胞们团结一致、从五千多年的经验中得到教训的人了。

    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已有1300多万文明的欧洲人和平地生活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资源与面积还没有精确的数字。在他们的前面，有三、四千名士兵在追赶没有固定居处的当地土人。跟在这些武装人员后面的，是一批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们穿过森林，驱走野兽，开辟内河航道，为文明向荒野的胜利进军铺平道路。

    我在行文当中，时常提到美国人享有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种福利是使他们的法制成功的重大原因。其理由，在我之前已有许多作者解释过。由于只有这个理由容易为欧洲人所理解，所以也被我们所公认。因此，我不想对这个如此经常被人论述和如此容易理解的题目再作发挥，而只打算补充几个事实。

    一般人都认为，美洲荒野的开发全靠每年来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而美国的居民仍留在他们祖先早已开拓的土地上繁衍。但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往往一文不名。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受雇于人，很少有人能够离开大洋沿岸的大工业地带到内地去开发。没有资本和贷款，岂能开垦荒地；而欲到森林里去冒险，又必须事先锻炼身体，使其适应新环境中的凛冽气候。因此，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的荒凉地区创业的，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茅屋，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是在同一岸边出生的美国人，深入到美国中部的荒野。这种两次性移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即最初由欧洲的基地开始，陆续来到大洋彼岸；随后再由大洋沿岸开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千千万万的人，同时开向地平线上的同一点。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都不一样；但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有人对他们说，到西部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他们便听信这句话，匆匆忙忙奔向西部。

    大概，除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发生的那次大迁徙以外，没有一次大迁徙可与人类的这次不断迁徙相比。当时也象今天一样，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同一地点进发，并乱哄哄地在同一地方相遇，但上帝为人们所做的安排，却今昔大有不同了。当时，每个新来的人到达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毁灭和死亡；而现今，每个新来的人却随身带来了繁荣和生命的种子。

    美国人的这种向西部迁徙的将来后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有待未来解决之谜。但其直接结果，却是有目共睹的：一部分老户居民逐年离开他们出生的州，而这些州尽管建立已久，但人口却增加得极其缓慢。康涅狄格州就是如此，它每平方英里的居民平均只有49人，全州的人口40年来只增加四分之一；而在同一期间，英国的人口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欧洲的移民不断地来到人口还不太多而工业又缺乏劳动力的美国。他们成了富裕的工人，而他们的儿子，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找发财的机会，最后成了大财主。父亲聚敛资本，儿子拿资本去增殖：从外迁来的和当地出生的都不贫穷。

    在美国，法制有助于财产尽可能分散，但有一个比法制更强大的因素在防止财产过于分散。在后来才开始人烟稠密起来的一些州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马萨诸塞州是美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但其每平方英里的居民只有80人。这个人口密度比法国小得多，法国每平方英里有居民162人。

    但在马萨诸塞州，土地再往小分割的现象已经少见，因为这里一般由年长的子女继承父业，其余的子女都到荒野去创业。

    法律虽已废除年长子女的这种特权，但上帝又差不多把这个权利恢复，而且没有任何人抱怨，或至少未失公允。

    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告诉我们有非常多的人离开新英格兰而到荒野去安家立业。这个事实如下。1830年，全体国会议员中有36人出生于康涅狄格这样的小州，但它的人口只占全美国的四十三分之一，而它提供的议员却占议员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是，康涅狄格州本身选进国会的代表只有5人，其余31人是作为西部新建的几个州的代表进入国会的。如果这31人仍留在康涅狄格州居住，他们大概不会成为大财主，而继续是微不足道的庄稼汉，以致一生默默无闻而进不了政界。至于能够当上有权的立法人员，那更是无从谈起，他们甚至会成为危险的公民。

    美国人同我们一样，也有过这样的评论。

    前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在其《美国法释义》（第4卷第380页）中说道：“当土地过于分散，以致每一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时，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这样的不良后果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发生，只有再过很多代以后才会出现。我们的人烟稀少地区广阔，我们的尚待开垦的土地甚多，从大西洋沿岸向内地迁徙的人流不断，现在足以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还足以防止土地的过于分散。”〔第4版，纽约，1840年〕要描述美国人扑向命运为他们安排的这些大量的猎物的贪欲，是不容易的。他们为了追捕猎物，不怕印第安人的毒箭和荒野上的疫病，森林里的寂静没有使他们惊恐，猛兽的来袭没有把他们吓退。总之，一种比对生命的热爱还强烈的激情，在鼓励他们的勇气不断前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几乎没有边际的大地。他们说，担心那里已经没有空地，所以急急忙忙前进，唯恐去晚了失去机会。这是一些旧州的居民向外迁移的情况。至于一些新州的居民是怎样外迁的呢？俄亥俄州成立还不到50年，但它的大部分居民已非生于该州；它的首府才建成不到30年，它的境内尚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开发，但它的居民已开始向西部进军了，其中大部分来到伊利诺伊州的肥沃大草原定居。这些人最初离开他们的第一个故乡是为了追求幸福，而他们后来离开第二个故乡则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几乎到处都有幸福在等待他们，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幸运。希望获得幸福的人，都有一种无法遏止的热烈激情，而这种激情又随着得到满足而继续增强。他们已经切断了把他们系于出生地的那些纽带，而且后来在新地点也没有结成这种纽带。对他们来说，外迁是始于一种追求幸福的需要；而在今天，外迁在他们的眼里，已是一场好象他们想赢多少就能赢到多少的赌博。

    有时，他们前进得太快，以至在他们身后又重新出现荒野。森林刚刚屈服于他们的刃下，但在他们走了之后，马上又茂密地生长出来。在你路过西部的一些新州时，经常遇到一些被遗弃在树林里的住房，往往在荒野的深处看到一些破壁残垣，使你对拓荒者的行动有些无法理解，他们既证明了人有能力，又证明了人无常性。在这些被遗弃的田野中，在这些不久才出现的废墟上，以前的森林又很快长出新枝，野兽又重建其它们的王国。这样，大自然又微笑着用绿荫和鲜花覆盖了人的足迹，并很快把轧出不久的车辙抹去。

    我记得，在我穿过昔日遍布森林的纽约州的一个林区时，来到一个周围都是原始森林的湖泊的岸边：一个小岛立于水中，上面的树木以其繁茂的枝叶把小岛包起，使小岛的周边都被覆盖于绿荫之下。湖滨没有一件东西证明这里有人住过。

    只看见天边有一缕炊烟从树梢上笔直升起，冲向云端，它好象是从天而降，而不是从地上升起。

    一只印第安人独木舟系于沙滩，我决定用它到这个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小岛上去看一看。不多工夫，我就登上了小岛。全岛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幽静，而新大陆的这种幽静，几乎使文明人都羡慕其野人生活。青葱的草木以其繁茂证明这里的土壤十分肥沃。这里也象在北美荒原上一样，到处是一片沉寂，只有野鸽的咕咕声，或啄木鸟的啄木声，才偶而打破这种沉寂。我决没有想到这样的地方曾有人居住过，因为大自然在这里还保留着它原来的面貌。但是，当我走到小岛的中心时，立即确信眼前的一切是人的活动遗迹。于是，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遗物，马上不再怀疑曾有一个欧洲人来到这里栖身。但是，他劳动过的现场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被他当初匆匆忙忙砍倒而用来搭架小屋的圆木，又重新抽枝生叶；小屋的篱笆，已经变成一圈生长旺盛的树墙；他的小屋，完全变成了一个树丛。在这榛莽荒秽的灌木丛中，还可以见到几块被火烧黑了的石头，石头旁边有一小堆灰烬。

    毫无疑问，当时的炉灶就设在这里。已经坍塌的烟筒，将其碎块覆盖在炉灶的上面。我站了一会，默默地赞叹大自然的强大本领和深感人力的渺小。最后，当我要离开这个迷人的场所时，我又一再悲伤地叹息：怎么，这么快就成了废墟！在欧洲，我们惯于把人心的激荡、人们对财富的贪求和对自由的过分爱好，看成是一大社会危险。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保证美国的共和制度有长治久安的未来。假如没有这种好动的激情，人口就会集中于某些地点，而且不久也会象我们欧洲一样，体验到难于满足的匮乏。新大陆之所以有幸，就在于那里的人的恶习，几乎与人的德行同样有利于社会！这对如何评价东西两个半球的人的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人往往把我们所说的唯利是图称之为值得敬佩的勤勉，而我们所称道的清心寡欲则往往被他们视为胆小怕事。

    在法国，人们把趣味单纯、习惯朴素、家庭情感、安土重迁视为国家安宁幸福的最大保证。但在美国，好象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美德更有害于社会了。加拿大的法国人仍信守自己古老的传统习俗，但已经感到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难于生活下去。这个在加拿大刚刚形成的小小人民集团，不久即将为他们的古老民族沉痼做出牺牲。在加拿大，最有知识、最有爱国心和最有人道精神的人，正在作非凡的努力，以唤醒人民不要满足于他们还觉得不错的小康现状。他们盛赞致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都会为一些平庸之辈成为暴发户而喝彩。他们用于刺激人们大脑发热之精力，大于他们为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所作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最值得赞扬的是：不在故土安贫乐贱，而到外去致富享乐；不老守田园，而砸碎锅碗瓢盆到他乡去大干一场；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而到外地去追求幸福。

    今天，美国为人们提供了无边无际的土地，只要你勤劳，可以任你开垦。

    在美国，知识大有用武之余地，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可能为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又可能对没有知识的人有用。这里不怕出现新的需求，几乎所有的需求都容易得到满足。激情的变化过速亦不足为惧，几乎所有的激情都能找到有益的和容易发泄的场所。这里也不会使人过于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也未想让人滥用自由。

    今天的美国共和社会，宛如一个为共同开发新大陆的土地和经营兴隆的商业而组织起来的大批发公司。

    最能振奋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或者不如说，他们把商人的习惯带进了政界。他们喜欢秩序井然，没有秩序，事业就不能发达。他们特别重视遵守信誉，信誉是营业兴隆的基础。他们宁愿凭常识去慢慢创造巨富，而不愿凭天才冒危险去发大财。按常规办事的思想在使他们的头脑保持警惕，不做不切合实际的打算。他们重视实践甚于重视理论。

    因此，到了美国，就必须了解什么力量在使物质福利对政治行动，甚至对合理的舆论发生影响。对于外国人来说，主要应当考察这方面的实况。由欧洲迁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因为在故乡贫困、向往自由和希望改变窘境才来新大陆的。我在美国有时碰到一些欧洲人是由于政治见解而被迫迁来的。

    他们的言谈使我大为吃惊，而其中有一个人使我最为惊奇。当我路过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最偏僻地区因夜幕降临而去找宿地时，我敲开了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大门。主人是一个法裔美国人。他把我请到壁炉旁边坐下，我们俩象离开故国两千里约之遥而在异乡的森林里相遇的亲人，开始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我终于知道，我的主人40年前原是一位伟大的平等派活动家和激进的鼓动家，青史上留有他的名字。

    因此，听到他能象一位经济学家那样讲述土地所有权时，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几乎要喊他是大地主。他谈到了财富在人们中间建立的不可缺少的等级，谈到了对已定的法律的服从，谈到了共和制度对良好民情的影响，谈到了宗教观点对秩序和自由的支持。他甚至更进一步，无意之中引用耶稣基督的权威来支持他的政治见解。

    我一面倾听，一面感叹人类理智的脆弱。怎么能从学说的变化无常和经验的教训不同当中去断定这个是真还是假呢？他的一段自白，驱散了我的一切疑问：我本来很穷，而现在变得富有了；只要富裕生活在影响我的行动，我的判断岂能不任我自由！事实上，我的观点是随着我的财富之多寡而改变的，而在有利于我的一切事件中，我才真正发现了我以前所没有的决定性论据。

    富裕生活对美国人的影响比对其他国家人更为广泛。美国人始终认为，秩序和社会繁荣是彼此携手并肩前进的。在他们看来，秩序与社会繁荣分离，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决不会象欧洲人那样，把在初级小学学来的东西都忘掉而置之不用。

    法制对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大原因——联邦的形式——乡镇的制度——司法权本书的主要目的，本来是使读者了解美国的法制。假如说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则读者已能自行判断哪些法律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哪些法律有害于民主共和制度。假如说我在本书的以上各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末，我在本章更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并不打算折回已经走过的路，而只用几段文字就足以使我总结已经说过的一切。

    看来，有三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助于在新大陆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第一是美国人采取的联邦形式，它使美国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

    第二是乡镇的制度，它既限制着多数的**，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

    第三是司法权的结构。我已经指出法院是如何纠正民主的偏差，以及如何约束和引导多数的运动而又从来不禁止这种运动的。

    民情对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民情是使美国得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在这里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

    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我的目的不是一一描述美国的民情，而只想在这里考察其中有助于维护政治制度的几项。

    作为一种政治设施的宗教及譬如何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们开发的——天主教徒的到达——天主教徒今天为什么形成了一个最民主和最共和的阶级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

    如果任人类的理性随其所好，则它将以统一的办法统治政治社会和天国；我甚至敢说，它将设法使人世和天堂和谐一致。

    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由一些先是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后又不承认宗教的至高无上的人开发的。因此，他们把一种我除了把它称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无法用其他词汇称呼的基督教，带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当然要大大有助于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在这里，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

    大约50年前，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开始涌向美国。随着他们的到来，美国的天主教增加了许多教徒。现在，信奉罗马教会真理的基督教徒，在美国已有100多万人。

    这些天主教徒忠实地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虔诚而又热烈地信奉他们的教义。但是，他们却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最共和和最民主的阶级。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使人感到吃惊；但是经过思考，其内在原因也是不难找到的。

    我认为，把天主教说成是民主的天然敌人，那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在基督教的不同宗派中，天主教反而是最主张身分平等的教派。在天主教的宗教社会里只有两种成分：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只有神职人员高于信徒，而全体信徒虽然居于神职人员之下，但都是平等的。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认为人的资质都处于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天才和庸人都一律遵守同一教规的细节，它使富人和穷人都一律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令强者和弱者都一律实行同样的苦修；它对一切坏事决不妥协，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主张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混在一起做弥撒，这就好象是把所有的社会阶级都领到神的面前。

    虽然天主教要求信徒服从，但它不准许信徒之间不平等。

    我认为新教就不是这样。一般说来，新教主要是使人趋于独立自由，而不是使人趋于平等。

    天主教就象一个**君主国。如果去掉君主不谈，人们在这个君主国的身分比在共和国还要平等。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时常辞去神职，到社会里出任公职，从而进入社会的等级行列。他们有时也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来保证自己参与创造的政治秩序持久。因此，人们才可以看到天主教徒往往从他们的宗教立场出发去拥护贵族政体。

    但是，一旦神职人员离开或退出政府，比如在美国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象天主教徒那样以其信仰将身分平等的观念输入到政界。

    因此，即使说美国的天主教徒不是因其信仰的性质而被迫接受民主和共和的观点，那末至少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天生就反对这种观点。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有限人数，也会使他们去制定维护这种观点的法律。

    天主教徒大多数是穷人，所以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以使自己将来参政。天主教徒是少数，所以他们要求尊重一切权利，以保证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两个原因，促使他们不知不觉地采纳了那些如果他们有钱有势就会不那么热烈赞同的政治学说。

    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试图反对这种政治倾向，反而设法证明其合理。美国的天主教教士，把全部知识分成两类：属于第一类的，是他们不加讨论就接受的神所启示的教义；属于第二类的，是他们认为神让人们自由探索的政治真理。因此，美国的天主教徒既是最驯服的教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

    因此可以说，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的所有神职人员均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同法律一致，可以说统治人们灵魂的只有一个思想。

    我曾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作过暂短的停留，并被邀去参加一个公共集会。集会的目的是支持波兰人，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

    我看到有两三千人聚集在一个为开会而准备的大厅里。

    不一会儿，一个身着教袍的神甫，走到讲演台的前沿。在场的人都脱去帽子，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听他讲话。他讲道：“全能之主！万军之主！当我们的祖先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的神圣权利时，是您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和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您使他们战胜了可恨的压迫者，赐予我国人民以和平与自由。啊，主啊！请您将恩慈的目光转向另一个半球，垂怜俯视一下现在仍象我们过去那样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英雄民族吧！主啊！您既以同样的模式创造了整个人类，那就不要让暴政毁坏您的创造和在世上建立不起。全能之主！请您关注一下波兰人的命运，使他们享得自由吧！愿您的智慧启示他们的筹划，愿您的力量支持他们的行动。让他们的敌人感到恐怖，使企图瓜分他们的列强分裂，不要让已被世人目睹50多年的不义之举在今天继续发展。主啊！您的强大的手，犹如掌握着世人的心一样，也掌握着各民族的心。愿您唤起同盟者为正义的神圣事业而战斗，使法兰西民族从其领袖为他们创造的无为状态走出来，带头再一次为世界的自由而斗争。“啊！主啊！请您不要把脸离开我们，俯允我们能够永远成为最虔诚和最自由的民族。“全能之主！请您今天满足我们的祈求：拯救波兰人吧！我们以您的爱子的名义，即以为了拯救全人类而死于十字架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向您提出这个请求。阿们！”

    全场虔诚地齐呼：阿们！

    宗教信仰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间接影响各教派一致主张的基督教道德——宗教对美国民情的影响——对婚姻关系的尊重——宗教是怎样把美国人的想象力限制在某些范围内和节制美国人的激情的——美国人对宗教的政治功用的看法——美国人为扩大和确保宗教的权威所作的努力我方才讲述了宗教对美国的政治发生的直接影响。在我看来，宗教在这方面的间接影响更为强大，而且别看它不谈自由，但它却很好地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

    美国有不胜枚举的教派。各教派在对它们所应崇敬的创世主的礼拜仪式上虽有不同，但在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上却意见一致。因此，各教派虽以各自的方式去崇敬上帝，但都以上帝的名义去宣讲同一道德。对于一个人来说，教派对他可能十分重要，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非如此。社会对来世既无所惧，又无所望。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何况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统之中，而且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一样的。

    可以认为，一些美国人之奉行崇敬上帝的某种礼拜仪式，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出自信仰。另外，在美国，主权者必须表示信奉宗教，所以伪装信教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是，美国仍然是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而且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它比宗教更有利于人和合乎人性，因为这个国家在宗教的影响下，今天已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

    我曾经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都一致主张公民自由，甚至那些不同意信教自由的人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并不支持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派系。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党派的勾心斗角。因此，不能说宗教在美国对法律和政治见解的细节有所影响，但它却在引导民情，而且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

    我一刻也不怀疑，美国的民情表现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在美国，宗教往往无力阻止人们被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无数良机所诱惑。宗教并不抑制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却是绝对的，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正是妇女。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关系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持有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

    在欧洲，社会上的一切混乱现象，几乎都来因于家庭生活问题，而非来源于婚姻。欧洲的男人有轻视家庭的天然结合和合法乐趣的表现；他们喜欢混乱，心里不能保持平静，愿望总是在变。一个欧洲人，在这些往往会扰乱其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的激情影响下，很难服从国家的立法权。而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象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

    欧洲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忧伤，而美国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务中去。

    在美国，宗教不仅支配着民情，而且把它的影响扩及人们的资质。

    在英裔美国人中，有些人信奉基督教的教义，是出于他们对教义的真诚信仰；而另一些人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则是因为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有信仰。因此，基督教可以毫无障碍地发挥支配作用，并得到所有的人承认。结果，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其人们讨论与研究。因此，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尽管它十分果敢，但经常要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止步。人们的精神不论有什么革新，事先都必须接受一些早已为它规定下来的重要原则，使其最大胆的设想服从于一些只会推迟或阻止其行动的清规戒律。

    美国人的想像力，即使飞翔得很高时，也是小心谨慎和迟疑不决的。它的行动受到束缚，它的目标难以达到。这些谨小慎微的习惯，也见于政治社会，并对国家的安定和所定制度的持久起到极为有利的作用。大自然和环境，把美国的居民造就成大胆果敢的人；当你看到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去追求幸福的时候，自会认定他们确实是大胆果敢的人。如果美国人的精神能够摆脱一切束缚，那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胆的革新者和最有逻辑头脑的理论家。但是，美国的革命家们，必须公开表示自己真诚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当他们受托按自己的意图执行法律时，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不允许他们随便违反所执行的法律；即使他们能够不顾自己良心的谴责而违法，也会由于同党人的谴责而后止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在美国提出如下的箴言：凡事听从社会的利益。这个有点蔑视宗教的箴言，似乎在某个自由时代有人提出过，以此来为他们未来的暴政做舆论准备。

    因此，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

    美国的居民本身，正是从这一观点去看待宗教信仰的。我不知道全体美国人是不是真信他们的宗教，因为谁能钻到他们的心里去看呢！但我确信，他们都认为必须维护共和政体。

    这个看法并非一个居民阶级或一个政党所独有，而是整个民族所共有。所有的阶层都有这种看法。

    在美国，一个政治家攻击某一教派，不能被属于这个教派的他的同党作为不支持他的借口。但是，他如果攻击全国的一切教派，则人人都会躲开他，使他成为孤家寡人。

    我在美国期间，得知一个证人被传到切斯特县（属纽约州）出庭作证，而此人在法庭上宣称：他不相信有上帝存在，也不相信灵魂不灭。庭长说：鉴于证人在准许他作证之前已使法庭失去对他的信任，故拒绝此人宣誓作证。报纸登了这条消息，但未作评论。

    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在美国人身上，这并不是那种由往昔传到现在的、好象就要灭亡但又生根于灵魂深处的贫乏信仰的表现。

    我曾看到美国人向新建的西部各州派遣神职人员，并在那里建立学校和教堂，还自动组织起各种团体。他们担心宗教在西部各州的森林里消失，害怕迁到那里的人不会象在原籍时那样享得自由。我曾遇到一些新英格兰的居民离开故土，长途跋涉来到密苏里河两岸或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以在这些地方为基督教和自由奠基。在美国，宗教的热情就是这样在爱国主义的温床上不断提高的。你可能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为了来世；但是你想错了，因为永生只是这些人关心的事情之一。当你同这些基督教文明的传播者交谈时，你会为他们总是谈论今世的好处，为他们本是教士而对你谈话时却以政客的面目出现而大吃一惊。他们会对你说：“美国的各共和州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西部的一些共和州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被带上专政的枷锁，那末，繁荣昌盛于大西洋沿岸的共和制度，就会遭到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希望新建的各州也是信奉宗教的州，以使它们能叫我们把自由维护下去。”

    这就是美国人的见解，但是有些书呆子认为我的观察有错误。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地向我证明，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其中唯独没有我所赞美的宗教精神；我向他们指出，在大洋彼岸人们关于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看法，只是没有同斯宾诺莎一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没有同卡巴尼斯一样主张思想是头脑的分泌物而已。说实在的，对这些话无需做答，只能说：讲这种话的人没有到过美国，也不曾见过笃信宗教和享有自由的民族。因此，我只好等他们去过后回来再谈。

    在法国，有些人把共和制度看成是显示自己伟大的暂时手段。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把穷困苦难的他们与有钱有势的显贵隔开的那条鸿沟，就想用废墟上的残垣破壁填满这个深渊。他们之主张自由，犹如中世纪的自由佣兵维护国王。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他们参加战斗自有其自己的打算：希望共和制度能够长久到把他们从目前的低卑状态中解救出来。真正向往自由的，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另一种人。这种人视共和制度为一种长治久安的政体，是理想和民情每天都在迫使现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他们衷心希望把人教育成为自由的人。当这些人攻击宗教的时候，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

    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注重政教分离——法制、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宗教在美国之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影响，应归功于这一原因——为什么——什么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在某些国家，是哪些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们适应这种状态18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解释过宗教信仰的逐渐衰退。他们说，随着自由意识和知识的提高，人们的宗教热情必然逐渐消失。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欧洲，有些人之不信宗教，只是由于他们愚蠢无知；而在美国，你却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的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履行宗教所赋予的义务。

    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

    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

    我想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与日俱增。

    为了查明这个原因，我曾同各个教派的信徒交谈，尤其是走访了属于不同教派和终生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士们的团体。由于我本人信奉天主教，所以我特别愿意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接近，从不放过同他们的大多数人亲密交谈的机会。我向他们的每个人谈到我的惊讶，提出我的疑问。结果我发现，他们只是在细节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我不妨断言，我在美国逗留期间，从未遇到一个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俗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

    这就使我比以前更加专心于考察美国神职人员在政界所占的地位。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我没有见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代表。

    在许多州里，法律就为他们关上了进入仕途的大门；舆论在所有的州里都不同意他们从政。

    后来，当我考察神职人员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好象自愿不搞政治，而把这一行的荣誉让给别人。

    我听到他们痛斥野心和邪恶信仰，而不管这些东西以什么政治观点遮掩。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得知他们认为：一种政治观点只要是真实的，上帝并不惩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政府管理方面的错误，并不比盖错一座房或犁错一垄地罪过更大。

    我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一切党派，唯恐损害自己利益地极力避免同它们接触。

    这一切事实，使我确信他们的话都是真实的。于是，我打算探讨事实的成因，即寻找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削弱宗教的表面影响的同时却加强了它的实际影响。我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