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对方的视野，其结果不外是互相厌恶、误解、过分的热情、局部的冲突和协议等等杂然并陈的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学在今天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过“对手学科”这个词，我希望对一种特殊的对手关系作出强调，这种对手关系常常存在于研究相邻组织层次的领域首次开始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对于化学来说，有多体物理学作为它的对手学科。对于分子生物学，有化学作为对手学科，对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又作为它的对手学科等等，如此向上发展，每对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在一门学科发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阶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颖和独特的。他们献身于特殊对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阶段，他们不相信有关的现象能够还原为简单的规律。对手学科的成员则有不同的态度。选择较低组织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研究——例如原于层次的研究之于分子层次的研究——的对手学科成员相信，较高组织层次的学科能够用他们自己学科的规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学规律表述化学，用化学规律表达生物学，等等。他们的兴趣相对显得狭窄、抽象，并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例如狄拉克会认为，氢原子理论可以展开为纯粹的化学。少数生物学家仍然满足于这样的信念：生命“不过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而已。

    每一科学学科同时又表现为对手学科，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对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为两个相邻组织层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当着手研究较高组织层次（在这里是分子）的问题时，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为出发点的。根据今天的标准，博学的科学家应该同时活跃于三个领域：他们自己的学科（例如化学）、较低的对手学科（物理），以及较高的学科领域（生物化学）——正是对于这一学科，他们自己的学科表现为对手学科。再举一个层次更为分明的例子，一个出色的神经系统专家，必须对单神经细胞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也要了解细胞之间传递和流通的各种冲动的化学基础，还希望能解释这些细胞怎样协作产生基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根据各自的特点，以自己的学科为中心有效地处理这样三个现象层次。

    相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紧张的和创造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作用将完全互补。让我们来看看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十九世纪后期，细胞的显微镜研究（细胞学）和细胞内外化学过程的研究（生物化学）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期间，这两种研究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却与上述学科发展图式极为相符。关于复杂细胞构造的大量证据使细胞学家为之激动，他们破译了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神秘舞蹈语言，为现代遗传学和实验发育生物学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许多生物化学家仍然怀疑微观水平上会存在着那么多的结构。他们认为，细胞学家所描绘的，不过是实验室方法的人为结果，人们为了进行显微镜检验，用这些方法对细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学家的兴趣在于细胞质化学本质中更“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生命以酶为基础这一新理论。但是，细胞学家们却对细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说法都嗤之以鼻。

    总的说来，生物化学家认为细胞学家太不懂化学，因而难于把握本质的过程。反过来，细胞学家认为化学方法对于活细胞的独特结构是不恰当的。孟德尔遗传学在1900年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对染色体和基因作用的解释，最初并没有导致综合。生物化学家由于没有看到解释经典遗传学的捷径，总的说来忽略了这种综合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说，争论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今天，生物化学已经用自己的术语解释了那么多的细胞机制，证实了它自己最初的预言，这些预言在当时是显得比较勉强的。但是，在这一出色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0年以来，生物化学已部分地转化为新的分子生物学，后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它的任务是说明DNA螺旋和酶蛋白这样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间排列。细胞学推动了这种特殊化学的发展以及一套强有力的新技术的运用，包括电泳、层析法、密度梯度高心分离和X射线结晶法。在这同时，细胞学转化为现代细胞生物学。利用把物体放大上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它在方法和语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学转化，最后，通过研究对象从果蝇、老鼠到细菌、病毒的转移，经典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结合成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及其对手学科生物化学之间从理论到技术的种种较量．推动了生物学的主要进展。这一相互作用是科学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获得了比任何前科学文化所能想象的内容更为有力的文献资料。

    我认为，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中，我们将重复上述循环。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两种文化倾向，最终会结合起来，在历史上，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只能通过医学的好处、遗传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长的阴影等技术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尽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对“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学的社会意义”的常规处理，向人们的理智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但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人类天性的深刻结构，是一个根本的生物现象，它也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焦点。

    我们很容易被对方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认为：科学只能产生少数几种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罗式的方法，与饱满而骚动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一心献身科学只能是人性的丧失。为了表达这种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奥多·罗斯扎克描绘了这样一幅精神图象：“一张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光谱，它们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光谱的一端，是科学的强烈而明亮的光线，是信息，在光谱的中部我们看到艺术的动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学投影。在另一端，我们发现了宗教经验阴暗的、朦胧的调子，在逐渐暗淡下去，波长逐渐超越于所有知觉之外。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意义”。

    不，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蒙昧主义！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人类精神能力的严重低估。动人的色彩和阴暗的调子产生于我们的神经和感觉网络的遗传进化，把它们看作生物学以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把目标定得太低。

    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作为物理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用下述定义表达了这一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的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

    马赫的观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但单纯的还原仅是科学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规律控制下，通过广泛综合而进行的复杂重组，揭示出新奇的、涌现的现象。当观察者把注意从一个组织层次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层次（例如从物理学转向化学或从化学转向生物学），他希望所有低层次的规律仍然适用。但是较高组织层次的重组需要较低单位排列的规定，这反过来产生丰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规定中包括了各种单位的特殊结合，以及这些元素（单位）的特殊的空间排列和组合历史。让我们看一看化学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氢分子的组成，是一个带负电的氮原子以及三个呈三角形连接的正电氢原子。如果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整个分子就会在两端表现出不同的电性（偶极矩），与核物理中的对称规律明显冲突，但事实上，氢分子的运动并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亿次的频率来回穿过氢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极矩中性化了，然而，这种对你却不存在于糖和其他有机大分子中，它们的结构太大太复杂而难以转化，它们违背了但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法则，这种规定性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很大意义，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种规定性造成的结果。

    从昆虫社会生活的进化中，还可举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

    （林和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