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无论这些研究将使我们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只要在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问题上，我们的知识能因此有所增长，就可以认为我们得到了充分的酬劳。不仅仅是利益，而且还有乐趣。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样工作的？它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这两方面的考虑又进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么？伟大哲学家休谟说过，这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们怀着疑虑甚至畏惧不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如果大脑是由上百亿细胞组成的机器，而精神可以解释为许多化学和电反应之和，人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们是一群生物，灵魂不能自由飞翔。如果人类进化根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中必然性的结果．今天，人们还能从夸克和电子壳层中，从物质基本单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汉斯·昆完全有理由向无神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非虚无），而从物种的起源中却再也看不到什么神性了。不管我们怎样用隐喻和想象来润饰这一悲凉的结论，它仍然作为上一世纪科学研究的哲学遗产横亘在我们眼前。
这一令人失望的命题，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义有效的范围之内追溯这一结论，看来必然会导致两个严重的精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一个物种可能有着广阔的选择方向和智力进化的潜力，但却不能从直接环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获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获得这样的进化目标：物种的分子结构可以根据这一目标进行自动的调整。我相信，人类精神的构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锁在这一基本的限制中，并迫使它以纯粹的生物学手段去进行选择。如果大脑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甚至特定的美学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产生于上述机制。它们或者是对古代人类进化环境的直接适应，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隐蔽的各种活动所派生的结构，这些活动曾经是在更为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下具有适应性的。
那么，问题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温伯格指出，物理现实甚至对物理学家也是那么神秘，因为它不可能是为了要让人类精神理解而构造的。把这一洞见反过来，我们可以更尖锐地指出，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诗人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悲剧，叶芝把它称之为智慧的降临。
虽然绿叶无数，终归一根；
以我少年时光所有虚幻的日子
在阳光下我曾把花叶摇曳；
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
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目的，人类在今后几百年内也许将在技术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决能源和物资危机，避免核战争，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达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普遍良好的营养，但接着是什么？有教养的人无论身居何处，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但什么是完善？个人内在潜能的实现要达到什么目的？传统的宗教信念已经受到侵蚀，这部分是由于对神话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于日益增长的意识：宗教信念不过是促进人类生存的机制，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宗教的发展加强了成员的坚定性和影响。各种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许诺给人们物质福利和对人性后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们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集体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的目标。法国政治观察家阿兰·佩雷菲特曾赞赏地谈到某国领导人，他说：“他的人民懂得自恋的欢乐，因为他们通过他来达到爱他们自己。同样，这位领导人也自然是通过他们实现了爱他自己的目的”。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
我们时代更悲观的社会阐释家，如R·海尔布伦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里诺斯，都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个人类，直接面临着没落的危险。从他们的逻辑很容易走向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这种社会的成员将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写道：
权力意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其强度的分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分布的一端将是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完善的技术，用以维持一般人的高标准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没有工作，对他们来说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仍然具有意义……他们对生活的兴趣没有丧失，从感官的快乐中寻求满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适于雇用的人群，对于他们，至少就与他们的生理存在相应的范围来说，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潜伏在第一个困境中的危险，就是各种超验目的的急剧消失，社会依照这些目的可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这些目的，这些相当于战争精神的真实的道德成分，已经衰退，如同海市蜃楼，在我们走近的时候却一个个破灭。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但我预先指出，这样的努力将暴露出第二个困境，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
我把具体的证明留给下一章，而先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质：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科学就可以迅速进入阵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种人类价值的意义；所有的伦理主张和大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来自其中。
哲学家们普遍缺乏进化论的眼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伦理系统的信条，但只针对结果而不追溯原因。J·罗尔斯在他有影响的《正义论》（1971）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不容置辩的命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由公正所保证的权利绝不从属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算计”。R·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一开始就提出同样坚定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冒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就内容而言，这两个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导致了极端不同的实施办法。罗尔斯希望用严格的社会控制来保证稳定，尽可能达到社会报酬的平等分配。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则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各种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拒绝能人统治；诺西克则乐于接受，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跟常人一样，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选择的反应，就好象在求教于隐秘的神谕。
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所受到的挑战，是去测量由此造成的各种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们在大脑中的根源，通过精神进化史的重建揭示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将是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
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将进入第二个困境，那就是：前述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们，而不是关于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相区别，在这种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有一天我们将被迫表明，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作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确定向。
由于人类天性的方向必须通过各种知识的复杂组合加以考察，它们因此具有欺骗性，总是使哲学家们陷入泥淖。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形式主义的捷径。神经生物学不可能在宗师门下学到，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立法机构所能确定的。最后，即使只考虑正常存在的需要，我们也绝不能单靠聪明和善于思辨的人去处理伦理哲学问题，尽管人类的进步能够通过直觉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关于我们生物本质的难得的经验知识，才会使我们能在相互冲突的进步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分析中，首要的发展将是生物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最近以来，两种文化才完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