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情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的结盟以及他们向君士坦丁堡的航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和劫掠。
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它最初来之于对奴隶制度的怨恨，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以后，又因得意于平等关系或支配关系而激化，最后更因他的反叛的臣民，宁愿去和法兰克人结盟，而一发不可收拾。在每一个时代，希腊人都因自己在世俗和宗教知识方面的优越性而引以自豪；是他们最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宗教大会的教义；唯独他们拥有圣经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浸在西部黑暗中的野蛮人对高深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无从开口。而那些野蛮人，他们反过来又讨厌制造出各种异端邪说的东部人的总安不下心和处处挑剔的轻佻，庆幸自己满足于保持使徒教会传统的简朴思想。然而，7世纪的西班牙会议和后来的法兰西会议，在神秘的三位一体的三位问题上，改进或破坏了尼斯会议决定的教义。在东部进行的长时间的论战中，对基督的属性和出身都曾仔细加以说明；而那人所共知的父与子的关系似乎也能让人的头脑感到一个模糊的形象。出生的概念与圣灵不完全适应，灵在正统基督教看来，不是神圣的赐与或属性，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他不是由父亲所生；而只是按正统的方式发生了。他仅仅生自圣父，或许由圣子而生？还是同时来之于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这两种观点的第一种，拉丁人坚持第二种；而尼斯教义加上的 fil－ioque①一词便引发了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之间激烈的不和。在这场争论刚发生的时候，罗马教皇们装着保持中立和温和的态度：他们谴责他们的阿尔卑斯山北部弟兄们的这一发明，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他们似乎极希望给多余的探索活动蒙上一层寂静和仁厚的面纱；从查理大帝与利奥三世的通信中看，那教皇俨然以一位政治家自居，而那位君王则降到了一位充满激情和偏见的教士的地位。但是罗马的正教很自然地服从了世俗政治的政策，而那个利奥曾希望抹去的 filioque 一词却已被写进信条之中，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上吟唱。尼斯和阿塔纳西乌斯教义被奉为天主教经典，没有它便谁也不能得救；现在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必须承受并回敬那些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的希腊人的诅咒了。这类的信条不大好列入协议，但一些边远和独立的教会却有各自不同的有关纪律的规定；从情理上讲，甚至那些神职人员，也大都认为这种差异原是不可避免和无害的。罗马的体制或迷信要求它的所有教士和副主祭严格履行终身不娶的义务；而在希腊教会中，这规定则仅限于主教；这一损失由高尚的地位所补偿，或为年岁所消灭；那些教区的教士，那些爸爸们与他们在接受圣职之前所娶的妻子共享着天伦之乐。在11世纪，一个有关未发酵面包的问题曾经引起激烈辩论，不论在东部还是在西部，圣餐礼的本质的差异都在于使用发过酵的或未发酵的面包。在这部严肃的历史书中，我是不是也应该提一提针对在长时间中处于守势的拉丁人发出的激烈指责呢？他们忘了，按使徒的教义，不能吃被拧死的动物和血：他们每礼拜六还禁食，完全是犹太人的规矩！在大斋期的第一周里，他们准许食用乳类和奶酪；他们中意志不坚定的僧人还大块吃肉；在没有植物油的时候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或行涂油礼的做法还保留在这个主教团中；那些主教就像来教堂的新郎一样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们全都刮光脸，只浸泡一下便算完成了洗礼。这些便是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的狂热的情绪，而被拉丁教会的学者们以同样热情加以肯定的罪恶。
①似即“和圣子”之意。——译者
固执和民族的怨恨对任何争论的问题都起着巨大的放大作用；但希腊教徒发生分裂的直接原因却可追溯到那些坚持人为那古老的大教区具有高于一切的至高权利的首席教士们，以及那在基督教世界大于一切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城之间的角逐。大约在9世纪中期，一个充满野心的俗人福提乌斯，原是卫队长和机要大臣，依靠功绩和受宠而升任更为求之不得的职位，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在知识方面，甚至在教会知识方面，他超过了同时代的教士；他的高尚德行也从未受到过指责：但对他的这一委任过于匆忙，他的升迁也不合常规；而他的那位被挤掉的前任依纳爵还仍受到公众的热情拥护和他的顽固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因此向最骄傲、最有野心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的法庭上诉，尼古拉立即抓住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以便审判并加罪于他的东部对手。他们的争执更因在保加利亚国王与民族的管辖权问题上发生冲突而加剧；他们新近对基督教的皈依对这两位高级教士全都毫无用处，除非他能计算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改变信仰的臣民的人数共是多少。那位希腊主教在自己的法庭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但在疯狂的竞争中他却又免去了圣彼得的继承人的职务，而使拉丁教会受到制造异端邪说和分裂的谴责。福提乌斯为求得一段暂时的、不稳定的统治，断送了世界和平：他与他的庇护人恺撒·巴尔斯达一同倒下；而马其顿人巴西尔，却在恢复在年龄和身份上一直未被尊重的依纳爵的职务上，扮演了主持正义的角色。福提乌斯从所在的修道院或斗室中，通过悲伤的请求和机智的奉承，求得了皇帝的欢心；而在他重登君士坦丁堡的宝座时，他的对手们可无时不保持高度警惕。在巴西尔死去以后，他又饱尝了宫廷沉浮之苦和一位皇家学生的忘恩负义：这位主教再度被黜，在他的最后的孤独时光里，他可能不免会怀念世俗的致力于学业的生活。在每一次变革中，当权者的一声咳嗽或略一点头都全被顺从的教士视为命令；而一个有300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会随时准备为神圣的或可诅咒的福提乌斯的胜利欢呼，或为他的倒台落井下石。一种虚幻的得到帮助或奖励的许诺，诱使教皇们对这类的种种活动都加以默认，君士坦丁堡会议也通过他们的信件或使节予以批准。但是朝廷与人民，依纳爵与福提乌斯，都同样反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的使臣或被侮辱或被监禁，圣灵的列队仪式被遗忘；保加利亚永久成为拜占廷王朝的附庸；由于他们对一个不合常规的教区日益增长的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分裂的局面更长期继续下去。10世纪的黑暗和堕落中止了这两个民族的相互交锋，但并没有使他们在思想上和好。但当诺曼人用武力使阿普利亚的教会重归罗马管辖的时候，一封来自这位希腊主教的无礼的信则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民，应避免并唾弃拉丁教徒的错误。罗马的日益提高的威严已使它不能再容忍一个叛贼的诲辱；而米哈依尔·凯鲁拉里乌斯也被教皇的使节，就在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区，革出教会。他们一怒而去，在圣索菲亚的祭坛上呈上恶毒的控诉书，其中列举出希腊教徒的7条该死的异端邪说，并把那些罪恶的教师和他们那不幸的宗派统统归入万劫不复的魔鬼和他的堕落的天使们一伙。根据教会和国家发生的紧急情况，有时也曾恢复友好的通信联系；信中也假装使用一些仁爱与和睦的言词；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他们的错误，教皇们也从未撤消他们的判决；我们可以把这一晴天霹雳视为分裂最终形成的起点。它一次次被罗马教皇的雄心勃勃的行动步聚所扩大：皇帝们都对他们的兄弟王国日耳曼的可耻命运感到羞愧和恐惧；人民则对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和军事生活感到十分震惊。
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不和是在开头三次对圣地的远征中形成和公开的。阿列克塞·康尼努斯曾致力于，至少不容在强大的朝圣者队伍中出现这种情况：他的继承人马努埃尔和伊萨克·安基卢斯则与穆斯林教徒同谋，要彻底消灭法兰克的几位最伟大的君王；而且他们的阴险、邪恶的政策还得到他们的各阶层臣民的积极、自愿的服从和支持。这种敌对情绪无疑很大一部分来之于使全世界各个民族互相分裂、疏远的语言、服饰和习俗的不同。国君的自尊和审慎态度会使他在有外**队声称有权穿越他的领土，在他的都城的城墙下走过而公然闯入的时候，深深感到自己受到屈辱：他的人民被残酷的西部陌生人所侮辱和洗劫：卑怯的希腊人的仇恨，因暗中忌妒法兰克人的勇猛和虔诚的事业，而更为加深。但这些民族敌意的世俗根源又被宗教狂热的毒液所加强和激化。不但得不到东部基督教弟兄们的亲密拥抱，得不到他们的热情的欢迎，而且每一个人都学会重复着分裂分子和异端分子的指责，这些话，正统教徒听着比异教徒和不信教者听来，更为刺耳：他们没有因宗教与信仰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爱，却只是在某些有关纪律的规定或在某些神学问题上，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老师与东方教会的有所不同而遭到厌恶。在路易七世的十字军东征中，希腊教士洗刷并净化了那些被一个法兰西教士供献的牺牲所亵渎的圣坛。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同伴们对他们，在语言和行动两方面，受到的来之于主教和僧人的极度仇恨的伤害，深感悲痛。他们的祷词和布道讲演都极力鼓动人民反对不信教的野蛮人；大主教被指控曾宣称，信徒们只要彻底消灭掉分裂主义者便可以清洗掉过去的一切罪过。一个名叫多罗修斯的狂热分子，通过肯定地预言那位日耳曼的异端分子在攻打布拉克尔涅的城门之后，便将成为神的报复的重大榜样而引起了皇帝的恐慌，并恢复了他的信心。这些强大部队的调动是极少见到的充满危险的事；但这十字军东征却在两个民族之间进行了频繁而平常的交往，它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却不曾消除他们的偏见。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奢华需要得到各个地区的物产：这些东西的进口又依靠它的众多居民的手艺和劳作而得到平衡；它的地理位置召来全世界的商贾；因而，在它存在的各个时期，那种商业贸易始终操纵在外族人手中。在阿马尔菲衰败以后，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纷纷在帝国的都城里建立工厂并定居下来：他们的成绩为他们赢得了荣誉和豁免权；他们购下了土地和房屋，他们通过与当地人通婚而使家庭人口日增，并且，在容忍了伊斯兰寺院存在之后，便也不可能禁止奉行罗马仪式的教堂了。马努埃尔·康尼努斯的两个妻子都是法兰克人：第一个是康拉德皇帝的妹妹，第二个是安条克亲王的女儿：他为他的儿子娶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女儿；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在君士坦丁堡宫中受教育并赢得高位的蒙费拉侯爵。希腊人与西部的军队交战了，并对西部帝国有觊觎之心：他高度信赖法兰克人的勇敢并相信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军事才能被不恰当地委以待遇优厚的法官和财务官职务而埋没；马努埃尔曾采取求得与教皇联盟的政策；而公众舆论却指责他偏袒拉丁族人及其宗教。在他以及他的继承人阿列克塞的统治时期，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到处被斥责为外族人、异端分子和徇私情的人；这三重罪恶在那宣告安德洛奈卡已经归来并得到提升的骚乱中受到了严厉的清算。人民拿起了武器：那暴君从亚细亚海岸调出他的部队和船只，以帮助进行这场民族复仇活动；外族人的无望的抵抗仅足以证明杀人者的愤怒有因，并使他们更加凶残而已。不论是年龄、性别，乃至友情或亲戚关系，都不能使这些死在民族仇恨、贪婪和宗教狂热下的牺牲品得救：拉丁人被杀死在家中和街头；他们的居住区被夷为平地；教士被烧死在他们的教堂中，病人被烧死在医院里；从有4000名基督徒被作为永久的奴隶卖给土耳其人这一仁慈举动中，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在这场屠杀中有多少人被杀了。教士和僧侣在这场摧毁分裂分子的运动中叫得最响，最活跃，他们在教堂的使节，罗马红衣主教的人头被从脖子上割下，栓在一条狗的尾巴上，带着极其残酷的嘲弄被拖过市里的街头时，竟向上帝高唱感恩歌。外族中腿脚最快的一些人，在刚一听到风声时便逃到他们的船上去，终能从赫勒海峡逃开了大屠杀的现场。在逃跑的路上，他们沿海岸边烧杀掳掠，祸及200英里的地段，在帝国无辜的臣民身上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们特别把教士和僧人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通过抢劫所得以补偿他们所损失的财物和朋友。在他们归来的路上，他们向意大利和欧洲显示了希腊人的富有和软弱，不义与恶毒，他们的罪恶被描绘为异端和分裂派的真正特点。第一次进行东征的人因过于谨慎，忽略了占领君士坦丁堡便可以保证占领通往圣地的通道的最好的机会：一场内部革命诱使或迫使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迅速完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在一系列拜占廷君王中，我已展示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康纳尼家族的最后一个男性，安德洛奈卡的伪善、野心、暴政和灭亡。那场使他一头栽下帝王宝座的革命，却拯救了由该帝国同一朝代的女性传下来的伊萨克·安基卢斯，并把他推上了高位。一位第二个尼禄的继承人可能会发现，使自己无愧于臣民的尊敬与爱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他们有时也有理由对安德洛奈卡的统治感到遗憾。这位暴君健壮、活跃的头脑完全能看清他自身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的关系；当一切能使他惧怕的人对他感到恐惧的时候，对他毫无戒心的人民和边远的省份可能会为他们能有这个坚持正义的主子庆幸。但他的继承人却只知，对那他既无勇气也无能力行使的最高权力，沾沾自喜，又唯恐失去：对于人民来说，他的邪恶是为害极大的，他的美德（如果他也有任何美德的话）是对人类完全无用的；而把自己的灾难全归之于他的疏忽大意的希腊人，更拒不承认他曾有丝毫有利于那个时代的，短暂的或偶然的功绩。伊萨克整天睡在他的皇座上，只有什么寻欢作乐的声音能使他醒来：他的空闲时间有喜剧演员和小丑陪他取乐，而甚至这些小丑也对他十分鄙视：他的筵席和宫殿建筑都超出了前代皇帝的奢侈程度；他的宦官和奴仆总数高达2万人：每天4000磅白银的消耗，使他每年在日用和膳食方面的开支高达400万英镑之巨。他全靠压榨来弥补亏空；而同样激起公众不满的还有他对正式赋税的胡乱征收和使用。在希腊人屈指计算他们受奴役的日期时，一个由他赏给大主教职位的谄媚的先知向他担保，他将有32年长久而战果辉煌的统治，在这期间他必将使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利巴努斯山，并使自己远征的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然而，他迈向实现这一预言的唯一的一步是向萨拉丁派去的一个阵容庞大、成员杂乱的使团，要求他归还圣墓，并和这基督教的仇敌订定攻守同盟。希腊帝国所剩无几的国土在伊萨克和他的兄弟这两个废物手中给彻底葬送了。塞浦路斯，这光凭名字便能给人以优雅和欢乐感的小岛被与他同名的一位康纳尼家族的亲王篡夺；而在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奇特事件之后，我们英格兰的理查德却凭着宝剑把这个王国奉送给了路西南王朝家族，作为对失去耶路撒冷的丰厚的补偿。
保加利亚和瓦拉基人的骚乱大大损伤了这个王国的荣誉和首都的安全。自第二个巴西尔获得胜利以来，他们在17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支持着拜占廷君王们的松散的统治；但是一直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的措施在这些未开化的部落中实现法制和改变他们的习俗。在伊萨克的命令之下，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牛群和羊群，全被赶走，奉献给盛大的皇家婚礼；而他们强悍的武士，也因在军队中得不到平等的升迁和领饷的机会，而甚感不满。两位有古王族血统的强大的首领彼得和阿桑，要求恢复他们应得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他们的一些疯狂的骗子当众宣称，他们的伟大的庇护者圣德米特里乌斯已经从此永远抛弃了希腊人的事业：一场大火已从多瑙河边一直烧到马其顿和色雷斯山区。经过一些微弱的努力之后，伊萨克·安基卢斯和他的兄弟听任他们获得了独立；皇家军队很快便因沿海穆斯山口一路看到自己同营弟兄们的尸骨而大为寒心。在约翰或安尼斯的武力和政策的作用下，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牢固地建立起来。精细的野蛮人向英诺森三世派去一个使团，承认自己在血统上和宗教上都是罗马的真正的儿子，并恭敬地接受了教皇授与的铸币权、皇帝称号和一位拉丁大主教或主教职位。梵蒂冈在精神上战胜了分裂运动的第一个目标保加利亚而大为高兴；而如果希腊人能够保住教会的特权，他们便会高兴地放弃对那个王国的统治权。
保加利亚人十分恶毒地祈求伊萨克·安基卢斯长期活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和繁荣的最可靠的保证。然而，他们的头领们却可以，以同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轻蔑，对待这位皇帝的家庭和民族。“在所有希腊人中，”阿桑对他的军队说，“同样的气候、性格和教育必将结出同样的果实。看看我的长矛，”这位勇士接着说，“再看看那些随风飘动的长幡。它们仅仅是颜色不同；它们里的是同一种丝绸，并由同一个工匠制成；那染成紫色的幡并没有比和它在一起的其它的幡价值或价格更高之处。”在伊萨克帝国的笼罩下，好几个争夺紫袍的人相继兴起又倒下了：一位曾击退西西里船队的将军因皇帝忘恩负义而被逼起而造反，终至走向毁灭；而皇帝的豪华的好梦却被阴谋反叛和民众的暴乱搅扰了。皇帝出于偶然，或依靠几个奴仆的功劳逃脱了性命：他最后终于被他的野心勃勃，为了一顶戴不牢靠的王冠，而将亲属、君王和友情的职责全抛向脑后的弟弟推翻。当伊萨克在色雷斯山谷中追逐他的无聊、单调的狩猎之乐时，他的弟弟阿列克塞·安基卢斯却在军营中被一致同意推举，穿上了紫袍：首都和教士团也同意了他们的选择；这位爱虚荣的国君抛弃了父辈的名字，而改用康纳尼家族的高贵的皇族称号。关于伊萨克的可鄙的性格我已用尽了所有蔑视的言词，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他8年的统治中，变得更为下流的阿列克塞更得到了他的犯下各种男性罪恶的妻子尤弗西尼的支持。前皇帝最早得到他已被推翻的消息，是他忽然看到那些已不再属于他的卫兵的敌对态度和对他的追捕：他被他们追着逃跑了50多英里，一直跑到了马其顿的斯塔古拉；但这位已失去臣民和追随者的逃犯终于被抓住，带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并被挖去双眼，关进一座无人的塔中，每日仅能得到一点面包和水度命。在这场政变发生时，他被作为帝国的希望加以教养的他的儿子阿列克塞才12岁。篡位者饶他不死，留着他在和平和战争期间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但当他的军队扎营于海边的时候，一艘意大利的船只使这位年轻的王子很容易便逃跑掉；他改扮成一个普通水手，逃过了敌人的搜查，渡过赫勒海峡，在西西里岛找到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在拜过圣徒们的门墙，并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予以保护之后，阿列克塞接受了罗马人的国王士瓦本的菲利普的妻子、他的姐姐艾琳的热情的邀请。但是，在他正穿越意大利时他听说西部骑兵的精华正在威尼斯集中，以求解救圣地；他胸中立即燃起了一线希望：或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无敌之剑为他父亲夺回皇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在耶路撒冷失陷大约10或20年之后，法兰西的贵族听从第三先知的呼声，被召来进行圣战；这第三先知也许不像隐士彼得那样不顾一切，但却远远没有圣伯纳德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才能。巴黎附近的一位没有文化的牧师，讷伊的富尔克，放弃他在教区的职务，担当起群众性的巡回使者这个更可以自傲的职位。关于他的圣洁和奇迹的名声四处传颂：他严厉而激烈地攻击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罪恶行为；他在巴黎街头的布道演说使得强盗、高利贷者、娼妓，甚至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都纷纷自愿入教了。英诺森三世刚一登上圣彼得的宝座，他便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法兰西宣告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必要。巧于辞令的教皇生动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劫难、异教徒的胜利，以及基督教世界的耻辱：他慷慨地提出了赎罪的办法，所有在巴勒斯坦亲自服役1年或找个替身服役2年的人，都可完全赦免一切罪过：在他所有的使节和大吹这神圣法螺的演说者中，讷伊的富尔克吹得最响，成效也最大。那些主要王国的处境使它们对这圣战的号召十分反感。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个孩子，他的日耳曼王国正有不伦瑞克和士瓦本两敌对家族，令人难忘的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在进行争夺。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已曾发过那危险的誓言但现在却难以说服他再次发誓；但由于他对美誉怀有不次于对权力所怀的野心，他十分乐意地为保护圣地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基金。英格兰的理查对他第一次的冒险活动带来的荣耀和苦难都感到已足够了，他竟然对这位在众国王面前也毫无愧色的讷伊的富尔克的规劝加以嘲笑。“你劝我，”普兰塔根特说，“抛弃我的3个爱女，骄傲、贪婪和放纵：我要把它们遗赠给最有资格得到它们的人；把我的骄傲传给圣殿骑士，我的贪婪传给基斯陶克斯的僧人，我的放纵传给高级教士们。”但是，实际听从这位布道者的话的却只是那些大王侯，那些第二级的亲王；其中香槟的伯爵狄奥巴尔德或提鲍特，在这神圣的竞赛中跑在最前面。这位勇敢的22岁的青年受到自己家父兄们的榜样的鼓励，他父亲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的哥哥带着耶路撒冷王的称号死在巴勒斯坦：2200名骑士必须为他这位贵族服役并效忠于他：这些香槟的贵族在战争中各方面都出人头地；而且，提鲍特通过他与那瓦尔的女继承人的婚姻关系，更能从比利牛斯山的任何一侧拉起一支由强悍的加斯科人组成的队伍。布卢瓦和夏尔特尔的伯爵路易是他的亲密战友；他像他一样具有皇族血统，因为这两位亲王同时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的侄子。在一大群效仿他们的狂热情绪的高级教士和贵族中，我要特别提出蒙莫朗西的马太的出身和才德；著名的孟福尔的西门，那阿尔比格奥斯的克星；以及一位勇敢的贵族，香槟的元帅，维勒阿杜安的杰弗雷，他屈尊用当时当地的粗俗语言写下或口授了对那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参加的会议和活动的原始资料。与此同时，娶下提鲍特的姊妹为妻的佛兰德的鲍德温伯爵，在布鲁日，与他的兄弟亨利以及那个富饶、勤劳的省份的主要的骑士和公民们一同举起了十字架。他们用马上比武活动表示了对首领们在教堂发出的誓言的支持：作战方案经多次集会进行了充分辩论：决定解救出在埃及的巴勒斯坦，这个国家，自萨拉丁死后，几乎已被饥饿和内战所毁灭了。但是如此众多的皇家部队的命运表明了陆路远征的艰辛和危险；而如果弗莱明人沿海而居，法兰西贵族也既无船只又对航海活动一无所知。他们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选出包括维勒阿杜安在内的6名代办或代表，让他们全权指挥整个联盟的行动。只有意大利的一些海上小邦拥有运输这些随带武器和马匹的圣战勇士们的工具；这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请求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从敬重神明或实际利益考虑，给与帮助。
在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时，我曾讲到威尼斯人从大陆上已陷落的城市逃跑，以及他们在亚得里亚湾尽头一连串小岛上找到隐蔽处的情况。在这片水域中，他们生活在自由、贫困、勤劳和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逐渐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威尼斯的最早的基础建立在阿尔托岛上；一年一度进行选举的十二护民官制，被一个永久性的公爵或领主职位所代替。处在两个帝国的边沿地带，威尼斯人热衷于相信原始的、永恒的独立。他们依靠刀剑从拉丁人手中获得的古老的自由，也许可以用笔墨加以肯定了。查理大帝本人完全放弃了对这些亚得里亚湾岛屿的主权：他的儿子丕平在对那水太深，不能走马，又太浅，不能行船的 lagunas 或运河进行攻击的时候总被击退；在日耳曼的恺撒统治的每一个时代，该共和国的国土都与意大利王国明显区分开。但是，威尼斯的居民却被他们自己，被外地人，以及被他们的统治者看作是希腊帝国的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在9世纪和10世纪中，有许多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这种从属地位，而他们的公爵们渴望求得拜占廷宫廷的那些空洞的头衔、奴性的荣耀，在自由人民的文职官员看来完全是一种侮辱。但是这种从未变得牢固或绝对化的依附关系，由于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软弱，无形中变得更加松散了。服从变成了尊敬，特权发展成为专有权，本国政府的自主权随着外部领土的独立而得到加强。伊斯的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海上城市都接受了亚得里亚的统治；而当他们为了阿列克塞的事业武装起来反对诺曼人时，皇帝所依赖的并非他的臣民的职责，而是他们的忠实的盟军的感恩和慷慨。这片海域是他们祖传的产业：从托斯卡尼到直布罗陀的地中海西部确已落入他们的比萨和热那亚的对手的手中；但威尼斯人早已从希腊和埃及的商业中获得一部分丰厚的收益。他们的财富随着欧洲的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丝绸和玻璃制造业，或许还有银行的建立，都是十分古老的；他们在高贵的公、私生活中都享用着他们的勤劳的果实。共和国为了保卫它的旗帜、为了向外敌报复、为了保证航道畅通，可以派出由100艘人员齐备的军舰组成的船队；希腊人、萨拉逊人和诺曼人都曾和它的海上力量遭遇。威尼斯人曾帮助叙利亚的法兰克人攻克一段海岸；但他们的热情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无私的；在他们征服推罗之后。他们决定分享这座实为世界第一商业中心的城市的统治权。威尼斯政策显然表现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一个海上强国的傲慢；不过，它的野心是有一定克制的：它也很少会忘记，如果航队是它强大的基础和保障，商船却是它强大的根本和依靠。在宗教方面，它避免了希腊人的分裂，同时又不一味对罗马教皇表现出奴隶般的服从；而与各个地区非基督教徒的自由交往，看来及时遏止住了迷信的狂热。它的原始政府是一个自由和君主制的混合体；领主是通过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只要他还受欢迎，治理有方，他就能以一位君王的气派和权力进行统治；但在国家的频繁革命运动中，他又会被正义或正非义的群众活动罢免、流放或杀害。12世纪首次产生了雏形的明智而专横的贵族政治，它使领主变成华丽的摆设，人民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了。
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的结盟
当这6位法兰西朝圣部队的使节抵达威尼斯的时候，他们受到当政的公爵在圣马克宫的热情接待：公爵的名字是亨利·丹多洛；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闪烁出了当代最辉煌人物的光辉。在高龄的压抑下，已失去双眼后，丹多洛却仍保有周密的思维和男子汉的勇气；一位英雄的精神总渴望用某些令人难忘的业绩来装点自己的统治；而一位爱国者的智慧又总迫切希望，在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繁荣上建立起自己的名声。他赞扬贵族和他们的代表们的勇敢的热情和开明的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定会甘愿和这样的人一道，为了这一事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是共和国的公仆，他有必要等一等，以便对这艰巨的任务听听他的同事们的意见。法兰西人的建议首先经新近被委任以监督领主的行政事务的6位智者进行了辩论；然后告知了国家议会的40名成员；最后又向每年由该城的6个区分别选出的450名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作了通报。和平和战争期间领主始终仍是共和国的元首；他的法律上的权威更受到丹多洛的个人威望的支持，他的关于公众利益的议论十分得体，并获得普遍的赞扬；他被授权通知那些使臣以下的一些签约的条件。建议东征十字军在次年的圣约翰节那天在威尼斯集中；建议准备足够载运4500匹马和9000护卫队员的平底大船和一定数量的船只，装载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建议在9个月的时间内保证供给这些军队必要的给养，并能保证随时将他们运往上帝和基督教事业要求他们前往的地方；并且建议共和国应派出一支50只战舰的舰队加入这支战斗部队。另外还要求朝圣部队的成员在出发之前交付出8．5万马克的白银；将来所有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占领的地点，均在各盟军之间平分。这些条款甚为苛刻；但当时的情况十分紧迫，而法兰西贵族舍得花钱也和舍得流血一样的慷慨。他们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以批准这项条约：圣马克的宏伟教堂和所在地点被1万市民挤得水泄不通；那几位高贵的代表受到了一次新的在人民面前毕恭毕敬的教育。“杰出的威尼斯人民，”香槟的元帅说，“我们奉法兰西的最伟大、最强有力的贵族的差遣，前来请求大海的主宰的帮助，前往解救耶路撒冷。他们命令我们俯伏在你们脚下，你们不签定同我们一道为基督所受的委屈复仇的盟约，我们就决不从地上起来。”他们的言词和眼泪的说服力，他们的勇武的精神和恳求的姿态，引起了全场一致赞同的呼声；那情况，按杰弗里的说法，简直像忽然天崩地裂一般。德高望重的领主登上讲坛，用那唯一能打动一个群众集会的荣誉和道德的动机来为他们的要求鼓动；该条约终于被誊写在羊皮纸上，双方起誓、盖章为证，然后由法兰西和威尼斯的既热泪盈眶又兴高采烈的代表们彼此换文之后，便被送往罗马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为支付这次军备的第一批费用，向商人们借得2000马克。在那6位代表中，有两位重越阿尔卑斯山回去报告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其余的同伴则力图挑起热那亚和比萨两共和国的热情，使它们也起而效法，但毫无结果。
这项条约的实施还遇到未曾预见到的困难和一再的拖延。元帅在返回特鲁瓦时受到香槟的、被一致意见选为盟军将军的提鲍特伯爵的拥抱和赞赏。但这位勇敢的年轻人的健康状况已十分不佳，并很快便已无恢复之望；他悲叹自己命运不济，使自己没有战死在战场上，却是死在病床上了。这临死的亲王把他的财富分给了他的众多勇敢的臣下：他们都当着他的面宣誓一定要履行他的，也是他们自己的誓言；但是，元帅说，他们中有些虽接受了他的遗赠，实际却言不由衷。那些信念更为坚定的十字军勇士们在苏瓦松召开了一次会议、要另选一位新的将军，但法兰西的亲王们或者无能，或出于嫉妒或不情愿，竟找不出一人有能力并愿意承担起指挥这一重大事业的责任。他们对一个外族人，蒙费拉的卜尼法侯爵的当选不置可否，他是一个英雄之家的后裔，在战争和谈判中都曾使自己声名大振；这位意大利首领由于虔诚或野心也不曾拒绝这一荣耀的邀请。在他前往法兰西宫廷拜访并受到朋友和亲人般的接待之后，这位侯爵便在苏瓦松教堂被授与一个朝圣者的十字架和一位将军的权杖；然后他立即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为这场东方远征作准备。大约在圣灵降临节前后，他扬起他的旗帜，带领着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部队向威尼斯进发：走在他前面或跟在他后面的是佛兰德和布卢瓦的伯爵们和法兰西最尊贵的贵族们；他们的数目因一些目的和动机与他们相似的日耳曼人的参加而更为壮大了。威尼斯人已完成了，甚至超额定成了他们应完成的任务：为马匹修好了马厩，为部队修好了营房；仓库里堆满了饲料和给养；运输船队和其他各种船只都已准备就绪，只要共和国拿到那些船只和军备的价款便立即可以起航。但是，这笔价款却远远超过了在威尼斯集结的东征十字军的全部财富。那些弗莱明人对他们的伯爵的服从虽出于自愿，却反复无常，早已登上他们的船只，准备向大西洋和地中海上进行长距离的航行；而许多法兰西和意大利人却一直想走一条更经济、更方便的路线，从马赛和阿普利亚到达圣地。每一个朝圣者都可以抱怨说，在交足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之后，又让他们为他们的不在场的弟兄们的欠款负责；那些首领们自愿拿出交与圣马克金库的金银器皿是一笔慷慨的奉献，但这还不够；经过他们的一切努力之后，离原来讲定的数额还差3．4万马克。这时领主的策略和爱国热情终于排除了这一障碍，他向贵族们提出，如果他们能和他们携手征服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城市的叛乱，他就将在这场圣战中亲自出马，并向共和国求得一纸长期免税令，直到从战争中所获财富足够偿还这笔债务为止。经过再三的考虑和犹豫，他们决定宁可接受这一条件也不能使全部行动半途而废；这样，这支舰队和军队便向，已宣布不再效忠威尼斯，转而请求匈牙利国王保护的，斯拉沃尼亚海岸边的实力雄厚的城市扎拉首先发动了进攻。十字军砸开了港口的铁链或水栅；他们的战马、部队和军用器械全登上了陆地；当地居民进行了5天抵抗之后，终于被迫无条件投降了：他们被饶不死，但作为这场叛乱的惩罚，他们家产被抄，城墙被毁。时间已近岁末；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决定在一个安全的港口和富饶的地方过冬，但他们的休息却受到了陆军和水军之间的民族不和的剧烈争吵的骚扰。对扎拉的征服播下了不和和仇恨的种子：盟军部队的兵刃在出征伊始便沾满了，不是叛教者的鲜血，而是基督教徒的鲜血：匈牙利国王和他的新臣民自己都已来在十字架的旗帜之下；虔诚的信徒们的疑虑，由于一些踌躇不前的朝圣者的恐惧和怠慢，而更为增大了。教皇已把那些抢掠和屠杀自己弟兄的伪十字军战士革出教会，只有孟福尔的卜尼法侯爵和西门侯爵逃脱了这一阵精神上的雷霆；一个是因为围城时不在现场，另一个则是因为他早已永远离开了兵营。英诺森本来可以原谅这些单纯、顺从、愿意悔罪的法兰西人；但他们却被威尼斯人的顽固态度激怒了，他们拒不承认有罪，不接受宽恕，也不允许在他们的世俗事务方面让一个牧师插手。
如此强大的一股海上和陆上力量的集结重新燃起了年轻的阿列克塞的希望，他在威尼斯和扎拉都曾请求十字军的部队帮助自己复位并救出他的父亲。这位皇家青年得到了日耳曼国王菲利普的推荐；他的在场和祈求引起了军营官兵们的同情，蒙费拉的侯爵和威尼斯的领主也支持他的事业并为之奔走。一个双重的联盟和恺撒的尊严使得卜尼法的两个哥哥都和皇帝家族发生联系；他希望通过这次重要的效劳得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而丹多洛的更大的野心，则是急于求得确保可能对他的国家日益增多的由贸易和领土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利益。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得以和阿列克塞的使节们进行友好的交谈；而如果他提出的过于巨大的条件不免引起某种怀疑，他所提出的动机和报酬也可能可以说明，那些决定为解救耶路撒冷献身的部队的拖延和忙于其他事务并非全无道理的了。他以他自己和他的父亲的名义保证，一旦他们登上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他们将立即结束希腊人长期的分裂，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民全都归顺于罗马教会合法的最高领导权力之下。他说定，作为对十字军的辛苦和功劳的奖赏，他将立即付出价值20万马克的白银；亲自陪他们前往埃及；或者，如果被认为这样更好，他将在1年的时间里拨出1万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拨出500骑士，专门为照顾圣地出力。威尼斯共和国接受了这些有诱惑力的条件，领主和侯爵凭他们的口才说服了佛兰德、布卢瓦和圣波尔的伯爵，连同8名法兰西贵族，一同加入了这一光荣事业。一项攻守同盟的条约，经过他们立下誓言和加盖印章，订定了；每一个人，全按他们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性格，为公私利益的得失所左右；为复僻一个流亡的国王的荣誉所左右；或者为诚恳的或可能有的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努力将会毫无成果或徒劳的意见所左右；也或者为，要收复耶路撒冷便必须先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为之作准备的思想所左右。但是，他们都是一支由完全可以自作主张的自由人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的首领或同僚：士兵和教士彼此分开；即使大部分人支持这一联盟，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人数和论点似具有很大的力量并应受尊重。最勇敢的人在听到有关君士时坦丁堡的海军力量和它的坚不可摧的城池的时候也会感到心慌，但他们总从更重要的宗教和职责方面的考虑向世人，可能也向他们自己，隐瞒着这种恐惧。他们强调那使他们离开家人和故土前来解救圣墓的誓言的神圣性；任何阴暗的欺诈的，从人的策略考虑的劝告也不能使他们背离这种其命运操纵在万能的神的手中的追求。他们的第一过失，对扎拉的攻击，已受到他们的良心谴责和教皇指责的严厉惩罚，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染上自己的基督教徒同胞的鲜血了。罗马的使徒曾公开宣布；他们也不会擅自篡夺用刀剑向希腊的分裂活动和有篡权之嫌的拜占廷国王进行报复的权利。在这些原则考虑或借口之下，许多在勇敢和虔诚方面最为出色的朝圣者都纷纷离开了军营；而他们的撤离所带来的危害却还比不上一个心怀不满公开或暗中对抗的反对派所造成的危害，他们随时随地在企图分裂这支军队，使整个计划落空。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航行
尽管有此不足之处，那些在他们急于要为一位青年王储效劳的热情之下掩藏着他们对国家和家庭的正当的憎恨的威尼斯人，仍然积极敦促舰队和军队出发。他们对最近先挑选他们的贸易上的竞争对手比萨，作为进攻对象而感到懊恼；他们与拜占廷朝廷有一笔长期拖欠的债务和受到的伤害需要清算；丹多洛恐怕不会阻止那在群众中流传的说法，说他的双眼乃是被那背信弃义、践踏使节的神圣性的马努埃尔皇帝所挖掉。多少代以来，亚得里亚海上也没出现过这么强大的一支舰队：它由120条运载马匹的平底大船或palander，240条装满战士和兵器的运输船，70条满载给养的军需船，以及50艘随时准备与敌人作战的坚固的战舰组成。在风向顺畅、天气晴朗、水波不惊的时候，每一双眼睛都会惊喜地观赏着那布满海面的军队和军舰的壮观景象。那同时既是装饰品又是防身工具的骑士和护卫队员们的盾牌被排列在各条船的两边；船尾上挂满着各民族和家族的旗帜；代替我们现代的大炮的是300架可以抛掷石块和箭头的机械；单调的航海生活也有音乐声加以调剂；这些冒险家，通过互相肯定相信凭着4万个基督教英雄便完全足以征服世界，在精神上得到鼓舞。从在威尼斯到扎拉的航行中，这支船队由于有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威尼斯人驾驶，航行顺利：在都拉斯，盟军首次登上了希腊帝国的领土；科孚岛正好可作为一个中继站和休息地点；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就绕过了伯罗奔尼撒或摩里亚的南端，那危险的马勒阿角；在内格罗蓬特和安德罗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