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和影响的日益增大可说是皇权日趋**的绝对不容怀疑的标记。一个臣民如终于能够面见圣颜，不论他的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规矩，对他的主人或主子的圣体膜拜。戴克里先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较长时间的公私生活中，对他自己和对人类都已有一个较正确的估价；我们也难以想象，他这样用波斯的一套礼仪来代替罗马宫廷的旧制，真就是为满足个人虚荣这么一个十分低下的目的。他只是错误地以为，摆出无比豪华和高贵的气派，便可以使一般人民不敢存非份之想；使公众始终无法见到他本人，便可以使一个君王减少接触人民群众和士兵粗暴行动的机会；而且以为长期俯首贴耳的习惯将有助于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人的崇敬心情。和奥古斯都装出的谦卑一样，戴克里先也是始终在那里进行戏剧表演；但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前者远比后者具有更开明、更合乎人情的性质。一者的目的是掩盖，一者的目的则是尽量展示出，皇帝对罗马世界所拥有的无限权力。
戴克里先所建立的新体系的第一条原则便是炫耀。第二条则是分割。他把帝国、行省、一切行政和军事的分支机构全都分割成小块儿。他在政府这架大机器下面增添更多的轮子，以使它运行的速度减慢，却更为保险。不管这些革新的举动将会带来什么好处和缺点，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由它的最初发明人去负；但由于这一新政策的格局是在其后的几代皇帝逐步改进和完成的，那么对它的研究不妨且等到它完全成熟和接近完善的时候再说。因此，且为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保留一个更为准确的新帝国的图象，这里我们将满足于，按戴克里先亲手勾画的蓝图，描绘一下它的主要的、至关重要的轮廓。他找到三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最高权力；由于他深信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公共防务的需要，他把四帝分治的办法并不看成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看作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按照他的设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头戴王冠，并使用奥古斯都的称号以资区别；而由于个人喜爱或看重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他们应该经常把两位低一级的共事人叫来协助他们工作；那两个恺撒，在轮到他们自己升高到第一位统治者的时候，便应该不间断地补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国被分成四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地位最高，多瑙河和莱因河地区则最为多事。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临主事，后者则可交由两恺撒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四个合伙君王手中，而要一举接连摧毁四个强大对手的巨大艰险必会使得一个最大胆的野心勃勃的将军也望而却步。在行政方面，两皇帝被认为享有管辖整个王国的统一权力，他们的法令，由他们共同签名，在由他们的共同的议会和他们自己批准发布后，各省都必须遵照执行。尽管有这么多的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政治上的联合不久便逐渐解体，而分裂的原则却越来越发生作用，以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便出现了东、西帝国的永久的分裂。
戴克里先体系还有另一个非常实际的弊端，这里也不应完全忽略过去；那就是他的政府机构必然花钱更多，因而赋税和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原来能使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简单的崇高地位得到满足的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的一般家庭现在不时兴了，在帝国的不同地方却建立起了三四个宏大的朝廷，因而同时有三四个国王，在一味追求虚荣的排场和奢侈方面彼此并和波斯君王争强斗胜。安插在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大臣、行政官、一般官员和奴隶的数目成倍增加，已非昔日可比；而（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说法）“当收受的人所得份额超过奉献的人所提供的份额的时候，各省市便必将感受到赋税的沉重压力。”从这一时期直到帝国消亡，完全不难随时听到一阵阵连绵不断的发自人民内心的抱怨和呼号。各个作家根据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处境，分别挑选出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或瓦伦斯，或提奥多西乌斯，作为他咒诅的对象；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那便是，全都认为公众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过重是他那个时代的日趋严重的难以忍耐的灾难。根据这一彼此一致的共同点，一个能够从一些讽刺和恭维言词中剔出真情的公正的历史学家，便会倾向于让他们所指责的这些皇帝共同承担责任，并把这种赋税不断加重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他们的完全相同的行政体系，而并不认为是他们的个人罪恶所致。戴克里先皇帝确实是那一体系的创始人；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这一日趋严重的邪恶却一直被限制在温和和谨慎的范围之内，他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他开创了那个罪恶的先例，但他并未实际实行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他在财政问题上始终本着谨慎和节约的精神；而且，在支付掉一切正常的经费开支之后，皇帝的金库里总还有足够的储备可以供合理的赏赐或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戴克里先的退位和死亡
在戴克里先统治的第21个年头，他终于实践了他决心退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大安托尼努斯或小安托尼努斯身上当会显得更为自然得多，因为现在的这位皇帝，实际从未真正获得或真正行使过最高权力。戴克里先为世界开了一个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代帝王起而效法的却为数不多。这里我们自然必会想到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这不仅因为一位极有辩才的现代历史学家已使得英国读者都已极熟悉他的名字，而且还由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十分相似：他们的政治才能都远在他们的军事天才之上，他们的未可尽信的高尚品德绝大部分出于伪装，而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退位看来颇受时运变迁的影响；他的得意的计谋给他带来的失望促使他放弃了他发现已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的权力。但戴克里先的统治却正在接连取得胜利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还似乎不是在他击败了他所有的敌人，完成了他的一切计划之后，他才开始严肃地想到退位问题。不论是查理，还是戴克里先，都并没有达到衰迈的年龄；因为他们一个才不过55岁，另一个也不过59岁；但是这两位皇帝的繁忙的生活、他们经历的战争和旅行、他们对国事的忧虑以及他们日理万机的实际操劳，已损害了他们的体质，使他们疾病缠身，未老先衰。
尽管天气严寒，阴雨连绵，戴克里先在他的祝捷大会刚一结束之后，便立即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诸省向东部进发。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旅途劳累，他很快便染上一种慢性病；尽管他每日不计里程，一般都坐在一顶封闭的肩舆中让人抬着，但在那年的夏末到达尼科米底亚以前他的病情便已严重恶化，并令人感到惊愕了。接下去整个一个冬天，他都一直呆在皇宫里，他病危的情况引起了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关注；但一般人却只能从皇帝侍从人员的脸色所透露的欢欣和惊惶来判断皇帝病情的变化。有一段时候他已死去的谣言到处流传；而且一般都认为其所以要对他的死秘而不宣，只是因为伽勒里乌斯恺撒不在，唯恐会引起麻烦。但是，最后直到3月1日他又一次公开露面了，但他当时是那样瘦弱、苍白，以致原来和他非常熟悉的人都难以认出他来了。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一直在对个人健康和国家大事的忧虑之中勉强支撑着，现在已到了该结束这一痛苦斗争的时候了。为了身体健康，他需要完全放松，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国家事务却强迫他躺在病床上指导一个庞大帝国的行政。他决心在光荣的安闲中度过他的残年，要把自己的荣誉置于命运的掌握之外，把世界这个舞台完全交给他的更年轻、更为活跃的共治者去管。
退位仪式是在距离尼科米底亚约3英里的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的。皇帝登上一个高大的宝座，在一篇充满情理和威严的演说中，向在这一特殊场合聚集在这里的人民和士兵，宣告了他的意图，等到他一脱掉身上的紫袍，他便立即从人群的关切的目光下撤出，坐上一辆挂着帷幔的车子穿过市区，一刻不停地向他早在自己的家乡达尔马提亚选定的他所喜爱的退隐地奔去。就在那同一天，5月1日，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了皇帝圣职。甚至在罗马祝捷会的盛况中，戴克里先也在思考着他辞去政府职位的计划。由于他希望马克西米安一定服从他的安排，他或者已让他作出一般性许诺，一定按照他的恩公的决定采取行动，或者已让他明确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向他提出劝告，并作出榜样，他也便一定步下皇帝的宝座。这种约定，虽曾经过在卡匹托里亚山丘朱庇特庙的圣坛前的神圣盟誓，对性情凶狠、一向追求权势，既无意求得眼前安静，也无心买得身后美名的马克西米安来说，是不一定能发生完全的制约作用的。然而，不管如何勉强，他却终于屈服于他的更为聪慧的共事人多年培育成的凌驾于他之上的权势，退位之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尼亚的一座别墅里去，而在那里，像他那样一个脾气烦躁的人，恐怕几乎是不可能获得长时间的安宁的。
出身奴隶家庭，爬上皇帝高位的戴克里先，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了他最后的9年。理性指示他急流勇退，对退隐后的生活，他似乎十分满意，一直受到那些从他手中接过统治世界大权的皇帝们的无比尊重。长时间忙于事务的头脑极少有和自身进行交谈的习惯，而在丧失权力之后，它们主要懊恼的是无事可干。为孤独提供多种娱乐的读书和拜神活动并不能集中戴克里先的注意力；但他却保留了，或至少是发现了，一种对一些最无害、最自然的消遣的爱好，他把他的闲暇时间的极大一部分用在建筑、种植和养育花草等等活动之中。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几句回答的确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个急躁不安的老人请求他再着皇帝紫袍，重新握起驾御政府的丝缰。他只是淡淡一笑，丝毫也不为这种诱惑所动，并冷静地回答说，他要是能够让马克西米安看到他亲手在萨洛那种植的白菜，他一定再也不会劝他为了追求权力，放弃享受眼前的欢乐了。在他和朋友们的谈话中，他常常谈到，在一切技能中最难掌握的莫过于治理国家的技能；他每在谈起这一他最爱谈的主题的时候，总不免带着几分只能是来自于亲身经历的激情。“有多少时候”，他常爱说，“四五个大臣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愿意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由于他的特殊的崇高地位，他无法了解任何一件事的事实真象；他只能用他们的眼睛来观看一切，只能听他们的歪曲事实的报告。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恶的，软弱无能的人，他无端伤害他的臣民中最有品德和才能的人。”通过这种下流的技能，他接着补充说，“一些最好、最明智的皇帝也将被他们的朝臣所出卖，并陷入他们的贪污腐化中去。”对伟大的正当估价，和为了确保永垂不朽的名声，都会增进我们对退隐生活的向往；但这位罗马皇帝在当时的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使他根本不可能一心一意去享受闲居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对于在他退位以后帝国所遭受的苦难，他不可能完全不问不闻。对某些灾难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也不可能完全漠不关心。恐惧、悲伤和不安不时会找上门来，干扰他在萨洛那的平静生活。他的柔肠，或至少是他的高傲情绪，因他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受到莫大的伤害；戴克里先在临终之前更因受到一些侮辱而深感痛苦，对这样一位多位皇帝的父亲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的第一玉成者，李锡尼和君士坦丁本该有所顾忌的。有一个尽管其真实性十分可疑，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材料，表明他是自愿通过死亡解脱了他们加之于他的淫威。
在我们了结对戴克里先的生活和为人的研究之前，我们还将花费一点时间来观赏一下他退位后生活的地点。属于他的出生地达尔马提亚省的萨洛那是该省的一个主要城市，距阿魁利亚和意大利边境约200罗马里（按公路长度计算），距过去皇帝们来到伊利里亚前线时一般停留的地点西米乌姆约270里。有一个破落的村子至今还保留着萨洛那的名称；但晚至16世纪，一座戏院的残余，以及一片混乱的残破的拱门和一些大理石柱仍在述说着它们昔日的风光。在距城六七英里的地方，戴克里先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宫殿，从这一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推断，戴克里先不知多久以前便已在思考他的退位计划了。选定这么一个既有益于健康又便于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隐地点并不需要借助于自己是本地人这一特有的偏好。“这里的土地干爽、肥沃，空气洁净、清新，而且，尽管夏季天气极热，这地方却很少受到经常在伊斯的里亚海岸和意大利某些地区肆虐的狂风的袭击。从皇宫望去，眼前的一派美好景象的诱人程度也不在那土壤和气候的优越条件之下。向西是一弯亚得里亚海边的肥沃的海岸，在那里无数小岛分布其中，使得那一带海面完全像一片大湖了。北边是海湾，从那里可以通向萨洛那的古城；清晰在望的海湾那边的田野和亚得里亚海向南和向东伸展的广阔的水域形成恰到好处的对照。向北，一群不规则的高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那山离这里距离适中，山上到处可以看到村落、树林和葡萄园。”①
①见亚当的《戴克里先在斯帕拉特罗的宫殿遗址》，第6页。我们还可以据福蒂斯神父的说法，再补充一点情况：卢卡曾提到过的海德尔河盛产上等鲈鱼，有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也许是一位僧人，把这看成是戴克里先所以决定在这里隐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位作家还注意到，在斯帕拉特罗，人们对农业的兴趣又兴旺起来；而且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最近有一个由一群读书人组成的社团建立了一个实验农场。
尽管君士坦丁，出于一种十分明显的偏见，故意对戴克里先的宫殿表示不屑一谈，但他们的一位只能见到它的荒废、破败情景的继承人，却使用了高度赞美的词句叙述着它的宏大气魄。宫殿占地在9—10英亩之间，整体成方形，两侧矗立着十六个钟楼。两边的长度近600英尺，另两边则将近700英尺。全部用从附近的特劳，或特拉古蒂乌姆石场采来，其美丽程度几乎不在大理石之下的软石建造，四条彼此以直角相交的街道，把这片大建筑分割成若干部分，一座非常高大，至今仍被称作金门的拱门直通正厅。通道的尽头是一座用花岗岩石柱装成的列柱中庭，在它的一侧我们看到埃斯库拉庇乌斯的方形神殿，另一侧则是朱庇特的八角神殿。这后一位神戴克里先尊为其命运保护神，前一种神则被看作是他的健康的保卫者。拿现在残存的遗迹和维特鲁维乌斯的说法作一番比较，我们发现他对这片建筑的许多部分，如浴场、卧室、中庭、长形大会堂以及西济克斯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大厅的描绘都有一定程度的精确性，或至少相当近似。它们形式多样，比例协调，但它们却全都具有从情趣和便利的角度来看，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两大缺点。这些宽敞高大的厅堂全都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烟囱。屋内的光线全靠从屋顶供给（因为那些建筑似乎全都仅只一层），并依靠沿墙壁安装的管道供暖。整个中心厅堂的西南边有一排长517英尺的廊子作为屏障，那里在自然景色之外如再配合上各种雕刻和绘画的美，便必将构成一个十分高贵并令人赏心悦目的游逛场所。
艺术的衰落
这一宏伟建筑，如果位于一片荒无人烟地带，自然不免也会受到时间的损伤；但是，也很可能它将逃脱贪婪的人类造成的破坏。一个名叫阿斯帕拉图斯的村子以及在许久以后出现的斯帕拉特罗市镇都在它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现在那金门正通向一个市场。浸礼会的圣约翰强占了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庙址；朱庇特神庙，在圣母的保护下，已变成了一座基督教教堂，关于戴克里先的宫殿情况的这一段叙述我们主要得感谢我国我们同时代的一位极有才能的艺术家，他完全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曾深入到达尔马提亚的心腹地带。但是，我们却也难免怀疑他的设计和刀法多少有些美化了他本意要如实复制的原物。一位最近去过那里的颇有见解的旅行家告诉我们，斯帕拉特罗的可怕的废墟，不仅能表现出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无比的博大和宏伟，它同时也表明了艺术的衰落。如果那建筑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我们便必然会相信，绘画、雕刻定然更经历过一个更为显著的衰败过程。指导建筑实践的不过只是几条笼统的，甚至是机械的原则。但是，雕刻，而尤其是绘画，要进行摹仿的不仅是自然界的各种形象，而且还要表现出人的心灵的特点和热情。在这类崇高的艺术中，仅有灵巧的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它还必须插上想象的翅膀，并有最正确的鉴别力和观察能力作为指导。
这里几乎用不着说，帝国的政治动乱、士兵的横行、野蛮人的入侵，和日趋严重的**政府，都是对天才，甚至对钻研学问极为不利的。一连串伊利里亚皇帝的继位者恢复了帝国，却并没有恢复科学。他们的军事教育并无意要激起他们对文学的爱好；甚至戴克里先的思想，尽管在处理国事方面显得十分活跃，面面俱到，却完全和深入研究和思考问题无缘。法律和物理学两种职业，具有普遍用处，也能获得一定利益，因而不论什么时候总有足够的具有一定才能和知识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学习这两种行当的学生似乎完全引不起活跃在那一时期的大师们的兴趣。诗歌的声音沉默了，历史书全变成了干巴巴、思路不清的节本，既无兴趣，也无教益作用。一些闲扯淡的虚假的舌辩之士现在仍在朝廷供职，拿着皇家的薪俸，他们除了拍皇帝的马屁或为皇权辩护之外，别无任何才能。
不管怎么，新柏拉图学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却标志着学术和人类衰败时期的来临。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使得雅典派的声音沉寂下去；一些古老的派别都纷纷站到更时髦的旗帜之下来，而他们则标榜自己的体系，方法新颖，态度严肃。这些大师中有许多——如阿摩尼奥斯托提努斯和波菲利——都是精于思想、勤于思考的人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哲学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努力倒是更有助于损害，而非增进人类的理解能力。新柏拉图派完全忽略了适合于我们的情况和能力的知识，忽略了整个道德、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领域；他们竭尽全力进行徒托空言的形而上学的论争，企图使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一些他们自己其实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彼此协调一致。把他们的理智消磨在这类虽似深刻却不切实际的思索之中，他们的头脑则完全暴露于空洞的幻想的侵袭之下。他们狂妄地自信握有使灵魂得以从**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奥秘；声称能和魔鬼和各种精灵随意交谈；实际是，通过一次十分奇特的变革，把对哲学的探索，变成了对法术的研究。古代的智士便曾耻笑一般人民的迷信；现在托提努斯和波菲利的门徒们，经过用一层薄如纸的寓言形式对它加以装扮之后，却又成了它的狂热的辩护人。由于他们在关于信仰的几个神秘问题上和基督教徒的意见一致，他们便以进行内战似的狂怒对他们的神学体系的其余部分大肆攻击。新柏拉图派在科学史中几乎不配享有任何地位，但在教会史中也许免不了会随时提到它的名字。题上和基督教徒的意见一致，他们便以进行内战似的狂怒对他们的神学体系的其余部分大肆攻击。新柏拉图派在科学史中几乎不配享有任何地位，但在教会史中也许免不了会随时提到它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