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打了5个仗①(①原文误为在14天内打了6个仗。)，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30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3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①召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1万多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①原文误为1931年12月11日。②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2万多人。)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①原文误为4月。②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100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①(①原文误为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