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书后来被译成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各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诵，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了解到中国革命、中国**和**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情况，促进了国际上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于我们党和**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了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通过采访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他亲眼看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看到了**和周恩来(当时朱德不在保安)的伟大形象、英明领导和战斗生活，看到了许多革命干部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牺牲的实况，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斯诺开始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还怕村里的农民“共他的产”，分掉他所带的财物，但是当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此后他积极地宣传**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提到斯诺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又提到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对中国的友好活动，50年代他曾经受到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反动集团的多方打击，并曾经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他是1972年在瑞士去世的。他临终时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墓碑现在就矗立在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校园--现在的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和周恩来生前都曾对斯诺作过多次积极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1936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40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做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