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北京难道忘了，尼龙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地位的?**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之时，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已由**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同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在他的辩证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事情好办，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家也行，当作总统来说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们也要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已的错误、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改变了毛的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由于约翰逊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种“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十分明白，他预料美国人在畏途难通、知道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而不是更换了总统，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受北京单方面支持、联合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国自己内部也起了变化，这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多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一个时期曾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从越南撤出，显然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仅要保卫他的后背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也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从**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中国人注意到了。美国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在向前走，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的领导人仍持怀疑——特别疑心莫斯科和华盛顿相勾结，干出卖勾当。

    到1970年秋末，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还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的谈活中，当时他说，只有当美国人对谈判表示“认真”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意指抱着现实态度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认为的，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上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任何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来了个乒乓球上的姿态。**在12月间同我谈过，在乒年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能够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杂志上那篇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闻，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整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只有一种事可能使中国人惊讶：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访华秘密。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守密。

    当然，中国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好处。谈论尼克松可能访华时，主席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国内建设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为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有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统一全国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它的大国地位、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为什么不瞄准这样的机会呢?毛的思想或教条中，从未号召过进行一场反美战争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思想体系也从来不信原子弹，制造原子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了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其机动力量显然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准备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说，“可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像他那种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可能谈得拢。”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非常具体，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太新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