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合意

    Ⅰ

    我们因为受了遗传的偏见，不健全的教育和虚伪的训练等等的影响，所以除却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因此便有人相信要是一旦没有了警察，我们人类恐怕会象野兽一样地互相吞食起来；倘使在革命的时期中强权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于绝对的混乱状态之中。其实现在许多的人类集团，并没有受过何种法律的干涉，却自由地自己组织起来，还要比较那些在政府监督之下的团体得到更优越的结果；这样的事，却被我们轻轻地漏过了。

    假使你翻开一份报纸，你会看出其中所记载的不外是政府的处理事件和政治的勾当。要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人读了它，一定会相信在欧洲除了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外，没有主人的命令，什么事都不能够做的。反之，关于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长发育的各种制度，却不见有什么记载。没有——差不多完全没有！即使有标题着“杂讯”一栏（法国报纸常有FaitsDivers一栏），也不过记载着与警察有关系的事件而已。家庭的戏剧和叛逆的行为，倘若使不牵涉到警察，报上也不会有记载的。

    三亿五千万的欧洲人①相爱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着他们的收入生活；然而除了文学、戏剧运动以外，他们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政府的何种方式的干涉，报纸是不会注意的。便是历史也是与这相同。如果论到国王的生活和议会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极详细地知道；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坏的演说，即使如某个老议员所说的“便是对于任何一个议员的投票上也不会有影响的”演说，也得以保存至今。国王的驾临，政治家的脾气好不好，他们的诙谐和阴谋都被小心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阅览。然而我们要知道中世纪的都市的状况，要了解汉撒商业同盟各都市间存在着的巨大的贸易机构，要晓得卢昂城怎样建筑它的大教堂②，这都是异常困难的。要是一个学者费尽他毕生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的著作是不会被人知道的；然而议会的历史——这是不完全的东西，因为它只论及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却继续出版，流传甚广，而且又被人用作教材，在学校中教授。

    ①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1914年欧洲的人口为四亿五千二百万。据近时调查，已超过五亿。——译者

    ②参看《互助论》第五第六两章。汉撒同盟是中世纪保护德意志沿海贸易而结的通商条约。——译者

    这样，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民的自发的集团每日成就的巨大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便是现世纪的主要的事业。

    我们因此要指出几个最显著的现象，而且表示出来，人们的利益倘非绝对冲突，他们必能和谐地一致行动，完成性质非常复杂的集体的事业。

    显然的，在我们这个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面（即是说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面，又是建立在偏狭愚劣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面）的社会中，这种事实并不多见，这是自然的事。现社会中所谓合意常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目的虽是非可诅咒的，然而常常是可鄙的。

    但是我们所关心的，并不在举出几个可以随便盲从的例子（这是现社会所不能供给我们的）。我们想做的事却是指出：不管强权的个人主义如何压迫我们，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以全体而论）里面，仍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仅仅依着自由合意而活动的；而且没有政府时，事情还要比较平常一般人所想的更要容易。

    为着证实我们的见解起见，我们已经举出铁道为例，现在我们再回转来说到它们。

    我们知道在欧洲有十七万五千公里的铁道①，在这个铁道网中要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从加来到君士坦丁堡，倘使你搭特别快车旅行，并不要中途换车，就可以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车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央亚细亚也好，都可以运到你下车的地方交给你，手续也很简单，不过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纸片上写明下车的地方就行了。

    ①这也是从前的统计，据1934年统计欧洲铁道共有三十九万一千六百公里。——译者

    要得到这个结果，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要有象拿破仑①或俾斯麦②那样的英雄出来把欧洲征服了，从巴黎、柏林、或罗马，画出铁道地图，规定开车的时间。俄皇尼古拉一世便梦想过这样的权力。当他看见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间的铁道的图样时，他拿起一把界尺在俄国地图上这两个都城中间，引了一条直线，一面说：“这就是我的计划。”这条路线真是依着一条直线建造的，穿过了深的出谷，架起了高的铁桥；然而过了数年，这个工作便被放弃了，每一英里的铁路约值十二万镑乃至十五万镑。

    ①指拿破仑一世（NapoleonBonaparte，1769—1821）他是1804—1814年间法国的皇帝和征服欧洲的英雄。——译者

    ②OttoBismarck（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的统一与帝国的建立以他的功劳为最大。——译者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幸而人们还用了别的方法。铁道一线一线地被建造起来，各线互相联络在一起，而这各线所属的几百个不同的公司，关于车到车开，以及从一线通过他线时，货物不必御下，从各国来的车辆便得通行全线等等事情，渐渐地成立了种种的协定。

    这一切都只可以依着自由合意，书信或提案的交换，或者由会议而达到成功的。在这样会议中各公司的代表聚会来讨论某种特别的问题，他们为着求得一个合意而来的，决不是要来制造法律。会议完毕，代表们各回到本公司，他们带回去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约的草案，至于承认或拒绝，尚待公司来决定。

    自然，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世界上还有异常固执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终究能够使所有的人成为一致。对待那些顽固的人，也没有请军队来威压的必要。

    这样连结起来大的铁道网，以及因此生出的可惊的运输力，实在是十九世纪的最显著的事迹，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结果。在八十年前，倘使有人预言着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一定会以为这是狂人或疯子。他们一定要说：“你不能够使一百多个公司的股东都来听道理！这是乌托邦，这是神话。这样的事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铁腕的独裁者可以强制地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这个组织里面并没有什么欧洲铁道的中央政府！没有！没有铁道大臣，没有独裁者。甚至连大陆铁道议会或管理委员会都没有！万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国家主义者常说：“即便是仅仅为着调节交通运输的事，也不可不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们要问问他们道：那么，欧洲的铁道并没有政府，何以又会处理得很好呢？那几百万的旅客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又怎么能够通行全欧洲呢？既然各个铁道公司都能够互相合意，那么，将来占据铁道的那些劳动者，又为什么不能够互相合意呢？既然圣彼得堡—华沙线和巴黎—柏耳福线的铁路公司能够和谐地做事，不必去设一个无用的共同管理机关；那么，在我们这个自由劳动者的集团所组成的社会之中，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政府呢？

    Ⅱ

    以全体而论，现在的社会组织是极不合理的；然而甚至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人们的利益并不正面冲突，那么虽然没有强权的干涉，他们也能够得到合意的——我们要举出实例来证明这个的时候，我们对于别人会提出来的反对论也是要预先知道的。

    我们举的这些实例，自然都有一些缺点，因为现在实在找不出一个没有强者掠夺弱者，富者掠夺贫者这类情形的组织。因此那些国家主义者要用他们得意的论理向我们说：“要消灭这种掠夺，国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原本是国家制造出无产阶级来交在掠夺者的手中，这样对现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对这些事一点都不说。事实上要消灭掠夺而让掠夺的第一原因——私有资本和贫乏（贫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国家故意造出来的）——继续存在，这是否可能，他们也忘记告诉我们。

    当我们谈到在各铁道公司中间订立的协定的时候，我想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你不看见现在的铁路公司不是在压制，虐待雇员和旅客吗？那么，为着保护工人和公众起见，国家便不得不来加以干涉。”

    但是我们不是屡屡说过，只要有资本家存在，这种权力的滥用是不会有底止的吗？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独占权，正是那个自称为我们的恩人的国家所给与的。国家不是创立了租借权和保证制度吗！国家不是派兵压制过罢工的铁路人员吗？在最初的诚验中（最近我们在俄国还可看见这样的事），国家为着使它所保证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扩张过那些铁道巨子的特权甚至禁止报纸揭载铁道上的事故吗？国家不是袒护过范德贝尔特、波立亚柯夫、P．L．M．公司、C．p．R．公司、圣哥塔特等等的巨头——所谓“当代的王侯”，把独占权给与他们吗？

    因此倘使我们举出铁道公司中间的默契合意为例，我们决不把它视作经济的处理之理想，也不把它当作技术的组织之理想。这只是证明纵是那些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资本家，不必试立什么国际部也能够经营铁道获取厚利；然则，劳动者的社会不必任命什么欧洲铁道的大臣，便也可以处理得同样的好，或者更好一点。

    这里又有一个反对论来了。最初看起来，这个反对论好象更严重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合意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对小公司颁布法令罢了。例如一个得着国家资助的富足的德国公司，强迫着那些从柏林到巴塞尔的旅客不经过莱比锡铁道，而取道科乐尼和弗兰克福。又某公司为着取得有力的股东的欢心起见，在运输货物的时候，绕道走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线衰落。在美国也是一样，为着使得金圆大量地流进范德贝尔特的私囊起见，公司常常让旅客和货物糊里糊涂地走了许多迂曲的路程。

    对于这个，我们的答复仍是一样的：只要有资本家存在，大资本家就会压迫小资本家。然而压迫不仅是资本的结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压迫小公司，也要靠着国家的帮助以及国家替它们造出的独占权。

    初期的英法社会主义者早已指出来英国的立法怎样尽全力来促成小工业的没落，使农民贫困，使无数的人不得不去替富裕的工业的雇主们作工，并不问工钱的多寡。铁道的立法的功用恰和这相同。不管是军事线或补助线，以及那些得了万国邮政独占权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着增加富裕的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进行的。当全欧洲国家的债主罗斯齐尔德投资于铁道的时候，他的忠仆（即各大臣）必尽力使他得着更多的赢利。

    在美国，即是强权论者所认为理想的民主国中，和铁道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极其诈伪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用廉价的办法把竞争者打倒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常常是因为它可以从国家所赠送的土地中取得报偿。近时发表的关于美国小麦商的文件，已足以证明国家怎样帮助强者来掠夺弱者。蓄积的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国家的帮助，更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来。因此，当我们看见铁道公司的联合会（自由合意的产物）能够成功地保护小公司抵抗大公司时，此种自由合意的实力居然能够保持自身来抵抗那个得着国家恩宠的万能的资本，——这样的事使得我们不能不惊叹了。

    事实上并不管国家的偏袒，小公司依然存在着。假使我们在集权的法国内仅仅看见五六个大公司，那么我们要记着，在大英帝国内却有一百个以上的小公司处理得非常协和，而且关于迅速运送旅客和货物的组织，确要比法、德两国的公司好得多。

    而且，问题还不是那样。大资本得着国家的袒护，只要有利于它，它便可以常常压倒小的资本。我们所视为重要的是这个：欧洲铁道所属的数百家资本家的公司中间的合意，是不要那个以法律来牵制各种公司的中央政府干涉而成立的，此种合意是以各代表组成的会议来维持的；代表们互相讨论完毕后给那些举派他们的人带回去的，只是提案，而不是法律。这是一种新原理，完全和君主制或共和制，独裁制或代议制等等一切政治原理不相同的。此种革新，曾经被人们战战兢兢地介绍到欧洲的习俗里面，现在，它却止足不前了。

    Ⅲ

    我们常常在那些喜欢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读到这样的话：“要是这样，那么在将来的社会中，谁来定下运河交通的规则呢？倘使你们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中间有一个人想把他的货船横在运河中间，妨碍着多数的小船通行，那时谁能够制止他，谁又来强迫他服从理性呢？”

    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想象是多少有点滑稽的。然而还有这样的说法：“倘使某一个公社，或公社的联合体想使自己的货船在别公社的船之先出发，那时候，也许要因为运输自己的石子的缘故，把运河堵塞起来，而别的公社所急需的小麦，却不得不停着等候轮值。那么，如果没有政府，谁又能够颁布货船交通的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