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的叙述，既不能说服中产阶级的人，也不能诱惑那些感染了中产阶级的偏见的某一些劳动者，他们把民众看作暴徒，以为政府一旦不来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蛮的暴徒立刻就会互相吞噬了。现在只有那些不曾看见人民依照自己的发意而决断而行动的人，也许会暂时怀疑一旦群众做了时局的主人，究竟他们能否依据极严正的公道与平等来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给一切的人。
假使你去参加民众的集会，发表意见，说凡是美味（如野鸟之类）都应该贮藏起来专给游荡的贵族食用，黑面包则应该拿给医院里的病人吃，那么，你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叱骂。然而你只管在这民众的集会或在十字街头和市场等地方去演说：极精美的食品应该留给病人和弱者——特别是病人——取用；假使全城内只有五支鹧鸪和一箱西班牙产的葡萄酒，那么，便应该完全留给病人和病后未复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后还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够全体市民食用，则应该为小孩们留起来；假使社会陷于非常穷困的时候，连最后的一片肉也应该留给小孩和老年人吃，壮年人吃的只有黑面包。
总之，你再说，倘使某种消费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时候，那么，感觉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这时说了，你一定会得到大众的同意。
一生饱食的人决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但人民却能够了解，并且也常常了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抛在街头，日与民众接触，他也会渐渐了解这个道理的。
那些理论家——他们把兵士的制度和兵营的食堂当作文明的东西——自然主张开办国立厨房分配“斯巴达汤”①。他们说要是这类的大厨房设立起来了，各人无论何时都可到那里去得着定量的汤、面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食物二者的经济上所得的利益是很显然的。
①古希腊，斯巴达男子不在家中与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们没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他们最嗜好的是一种浓汤，又称为黑汤。他们贫富同桌，吃同样饮食。——译者
我们并不疑惑此等利益。我们深知人类已经实现了燃料与劳动的经济，他们依着这种重要的经济方针（如废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面包炉等）已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很能明白，与其一百家人各自烧火，不如同时在一处煮好一百家的肉汤更经济。此外我们也知道马铃薯的煮法有许多种，不过用一口大锅同时把一百家人需要的马铃薯煮起来，也是一样地好。
其实菜蔬的烹调法随各个厨子和管家妇的手艺而差异，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然而把一百磅马铃薯放在一处煮熟，然后各人再依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烹调，也没有什么不便。而且以同样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种不同的汤来适合一百种不同的口味。
这些事实，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对于那个愿意自己烧火、做菜的管家妇，谁都没有权利强迫她到公共厨房去拿已经做好的马铃薯。特别我们希望各个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馆里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厨房会发达起来代替那些现在毒害世人的餐馆。现在巴黎的主妇已经可以从屠户那里取得做汤的材料，随自己的意思来烹调了。伦敦的管家妇也知道把肉和苹果饼等食品放在面包店里去烧，只须付很少的钱便可以节省时间和燃料了。并且在公共厨房（将来的公共面包店）设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得以烹调食物，并且没有受骗和食毒的危险，那时各人从公共厨房里取到炉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调起来，这会成为大众的习惯。
然而如果定要把这个制成严厉的规则，规定各人必须带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回家，这样思想一定会被近代的人嫌厌，他们会把这个思想当作和那寺院兵营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压制与迷信）造成的偏曲的头脑里所生出来的不健全的思想——同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人才有可以从公社取得食物的权利呢？这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各都市会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并且我们相信这解答是受着正义的感情指导的。要是劳动还没有改组，混乱的时期也没有终止，人们也无法分别出懒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业的劳动者的时候，必须的食物便应该毫无差别地分给所有的人。那些反对民众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会急急地逃开的。但是据我们看来，那些豁达大度而且没有复仇性的民众对于共同留在新社会的人不问是胜者，败者，一样地把他们的面包分给这些人。受到这种思想的鼓动，对于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并且当工作回复，事业重兴的时候，昨天的敌人今天会在同一个工厂里接膝做工。在劳动自由的社会中，懒惰者是不足为害的。
批评家立刻会说：“然而粮食在一个月以内便要缺乏的。”“那就更好，”这便是我们的回答。其实，我们可以证明出来自有史以来人民能够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这还是第一次。至于怎样才能够得到新的粮食的供给，这个方法我们会在下面来讨论。
Ⅴ
在社会革命时期中，一个城市能够以什么方法来供给食物呢？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明白，所采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区及邻近各国的革命的性质来决定的。假若全国或者全欧洲的人民一齐起来完成了社会革命，开始便实行完全的**，那么，我们的处置便是很简单的了；然而倘使只是欧洲的三两个地方试行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法。那时候的情形会把方法指示给我们。
这样，我们在采取何种措置以前，便应该先看清楚欧洲的形势。我们并不想来预言什么，但我们可以预料革命会采取什么样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也应该预先知道的。
假若全欧洲同时爆发了革命，到处都实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的原理激动了，这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象这种普遍的大暴动一定会使我们现世纪的工作变为异常简单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们相信这样的大暴动是不会实现的。革命将要波及于全欧洲，这件事是无可疑惑的。假使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维也纳（奥京）、布鲁塞（比京）、柏林（德京）——中间有一个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个就会在几星期以内起来响应，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①在最短期间也会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处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同一性质，这确实还是一个疑问。
①又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改称列宁格勒。——译者
诚然，将来无论何处都要实行大规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欧洲的某一个大国实行了这种政策，其他各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的；然而革命的开始便会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革命的进行在各国也是不同的。在1789—1793年之间，法国农民费了四年之力，才得摆脱对于封建领主权利的赔偿的负担，中产阶级费了四年之力，才得颠覆了王权。我们须把这个记在心里，再来观察革命渐渐地自然发展。假使我们看见革命的进行有时不免迟缓，我们也不必垂头丧气。无论如何，在最初欧洲各国的革命是否都有显明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还是疑问。我们要记着德国至今还是在做实现联邦帝国的梦。德国的进步的各党派还在梦想实现一个象1848年法国的雅各宾的共和国和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同时，在另一方面，法国平民却很热烈地要求一个自由的公社，无论**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总要是自由的。
将来的革命发生的时候，即便是德国也要比1793年法国的行动更要进步些，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过。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比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②更进一步的；法国人民在一击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贵族等的权力消灭了，而英国尚保留着此等权力以至于今日。然而倘使德国将来比较1793年的法国更进一步，而且会做出更大的事业，那么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促成此次革命发生的思想会是1848年的思想；而鼓励俄国革命的思想也许会是1789年和1848年的思想的结合。
②指推翻国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判处死刑。——译者
我们虽然不把这种预料看得过分的重要，但我们也可以得着下面的结论：欧洲各国的革命各有一个不同的性质；就是关于财富的社会化一点，也不是到处一样的。
难道真如人们常说的，做运动的先锋的国民有和留在后方踌躇不前的国民调整步调的必要么？我们必须等着一切文明国内**革命的时机成熟么？当然不能这样做！纵然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不能够的。历史不能等待立在后面的人。
并且，我们还不相信在任何国家内，革命是一举或一瞬间就可以成功的，如某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般。①假若法国的六个大都市——巴黎、里昂、马赛、里尔、圣德田、波尔多（Bordeaux）——中间的一个宣布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个皆会起而仿效的，还有许多小城市也会照这样做，这是靠得住的。于是各种矿山区和工业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脱离，由劳动者自身组织成自由团体。
①最有害的谬说莫过于论及柏林3月18日革命之肤浅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所宣传的“一日的革命”，以为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鲁士成立了代议制的政治，其实这是极错误的。我们已经看见这谬说在1905至1907年间在俄国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实是这样；普鲁士直到1871年才和现在（1913年）的俄罗斯一样有些叫做“宪法”那样的纸片，然而并没有代议制的政府。在1870年以前国务大臣可以随意提出任何预算案，国民不得过问。——著者（英文本）
然而许多乡村地方还没有进步到那一点。公社已经革命化，而乡村却依旧抱着观望的态度，还在个人主义的组织之下过活。可是农民因为没有公差和税官来搅扰他们，他们对革命党也不怀着敌意，宁肯利用这新时势来拖延偿付本地掠夺者的债款。然而他们以实际的热诚（这是一般农民暴动的特质，我们还记得1792年的法国农民的热烈的劳作）竭力耕种土地；既不纳租税，又不付押款，他们对于土地便自然更加爱惜了。
说到其他的国家，革命会到处爆发，不过革命的面目却是不相同的；这一个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那一个国家又实行联合制，其细目虽不一致，但大体上各处多少都采取社会主义的。
Ⅵ
现在我们再说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里的市民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自己备办食粮。假若国民全体还没有采行**，他们又怎样能够得着必须的食品呢？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且拿法国的一个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来说也可以——来说。巴黎每年要消费几千吨的谷类，四十万头牛，三十万头犊牛，四十万头猪，二百万余头羊，此外还有许多野禽。这个大都会还要用去二千万磅以上的牛油，二万万个鸡蛋，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是依着这个比例的。
巴黎消费的麦粉和谷物都是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处输入；畜类是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处输入的；至于杂货，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我们现在且来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样能够靠着法国内地出产的食粮来维持，又怎样能够使农人高兴地把这些食物从各地方送来。
在那些信赖“强权”的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他们起先会建立强固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设置一切强制压迫的机械——警察、军队、断头机等。这政府会把法国所有的生产物登记下来。然后它把法国划成各个供给区，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种食粮于某月某日送到某个地方，在某个车站交付，在那里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个特别的官吏领收，放在特别的仓库里去。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解决不仅不会受人欢迎，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实行。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管笔坐在书斋里可以做这样的梦，然而要是他和实际生活接触一下，那么，便会证明出来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年的事便是一个证据；因为这一类的理论太轻视人类的独立精神。这种举动会引起普遍的暴动的，会使再有三四个旺代省①出现，并且会引起农村对都市的叛乱；倘使某一个城市要把这样的制度强迫施行于全国，那么，全法兰西皆会武装起来反抗这城市的。
①法国西部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在1793—94年曾激烈地反对革命。——译者
雅各宾派的乌托邦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我们再看另外有没有适当的组织方式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农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饥饿，这样杀死了革命。并且在1792至1793年中间法国谷物的生产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然而农民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而且得到收获后，却不肯卖给那些使用纸币的人。他们把产物藏起来等待价格增高，或者等别人用金币来收买。国民公会①虽然用过最严厉的手段，也没有什么功效；虽以死刑来恐吓农民，也不能解散其党徒，使他们出售其谷物。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毫无顾忌地把那些不肯拿谷物到市场去卖的人捉来斩首，又把在食粮方面投机的人毫无容赦地处以死刑。但是无论如何，谷物仍旧不来，使都市的人苦于饥饿。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报酬农夫的辛苦呢？土地债券么？②那是市价天天跌落的纸片。那是票面印出500利弗③而并无真实价值的纸币。一千利弗的纸币不能买一双长靴；农夫终年劳苦得到一张纸币，连一件衬衣也买不到。
①1792年9月屠杀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9月20日一个革命的议会正式成立，即是国民公会（ConventionNationale）。——译者
②Assignat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以土地为担保而发的纸币。——译者③利弗（livre），法国古货币名。——译者
只要这种没有价值的纸币——不管它叫做“土地债券”也好，或叫做“劳动券”也好——仍还拿给农业生产者作为报酬的时候，情形总是一样的。农村便把生产物藏起来使都市苦于穷乏，虽象前次那样杀死一些反抗的农夫，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不再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和农夫的勤劳交易了，我们要拿农夫目前需要的制造品来和他们交换。他们没有耕田的适当器具，没有避寒的衣服，没有可以代替灯芯或蜡烛的微光的洋灯和煤油，也没有锹、锄和草镰。在现社会情形之下农夫连什么东西都没有，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苦斗和穷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够到他们的身边；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
都市革命后，应该立即着手制造农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制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品了。巴黎的缝纫机也应该制造乡下人的衣服：做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国的贵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们穿的高价的晚礼服了。各工厂各制造所也应该立刻从事制造耕作器械、锄头、草镰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国送这些东西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应该再遣派什么挂着红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监察员到乡下去，命令农人把生产物拿到这里或那里了；只是派几个亲切的代表到乡里用和睦友善的样子对乡下人说：“我们要你们的产物，可是你们也可以随便在我们的仓库和店铺里取用你们需要的东西”。于是粮食便从各地方送来了。农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余的全送到城市里来，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觉得都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弟兄，而决不是掠夺者了。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说，同时需要着工业的完全的变革。当然，在某一些部门这是不错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过来，使衣服、钟表、家具以及其他现在都市以额外价值售与农夫的简单器械都由农人自由取用。织工、裁缝、鞋匠、洋铁匠、木匠以及其他许多工匠、技术家等不再制造奢侈品了，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制造上面，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应该完全相信这种变革，并且把它视作正义和进步的行动；而一般人也不会再被某一些理论家的得意的梦想所欺骗了——他们认为革命只限于占取工业的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仍旧照现在的样子存在，其实这样的革命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望亦将接踵而至。
Ⅶ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税的缘故，每年竟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小麦和玉蜀黍以满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文明是基础在对劣等种族和工业落后国家的榨取上面的，那么，革命的第一个恩惠，便是威胁这“文明”，使所谓劣等种族把自己解放出来。
然而这个大恩惠会使输入西欧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给，现出显著的减少现象。
要预言各地方的事务进行的状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将乘着革命的时机伸直他的弯曲的背。他们不再象现在那样，每天做十四、五小时的工作了，他们只做工七、八小时，其结果自然要减少主要消费物（谷物与肉类）的生产量。
但是在他方面，当农夫知道他们的勤劳不会再被拿去帮助懒惰的富人的时候，生产额立刻就会增加起来。新区域的土地要开垦出来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①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告诉我们说：“当1792年法国农夫从地主手中取回他们垂涎已久的土地时，他们耕种土地的热心和勤恳是从来不曾有过的。”②
①米席勒（J．Michelet，1798—1874）是法国的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二版增订本，共六卷），《法国史》（HistoiredeFrance）等书。——译者
②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兰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说：“1794年的第一次丰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国，至少农村是如此，因为这时城市仍有粮食缺乏的恐惧。”——译者
自然，在短期间内集约农法便可以得到众人的采用。改良的机械，化学肥料以及其他的这类物件都成了社会的共有财富，由公社来供给。然而事实指示出来，在法国及其他各国，最初也会有农产物减少的现象。
无论如何，还是预先估计着从外国输入的和从内地送来的东西总是减少，这样倒更聪明，——那么有什么方法来补救这样的减少呢？
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开始来工作！救济的方法近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必徒费脑力去求诸远方了。
大都市和乡村一样，都应该着手来耕种土地。我们必须恢复生物学上所说的“各机能的总合”——就是说，在分工之后，又实行“全工”：这是遍于全自然界的进程。
此外，且撇开学理不谈，环境的力量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个月后，面包便要缺乏，它就会立刻开始种起小麦来。
土地是不会缺乏的，因为在大都市的周围，特别在巴黎周围，大地主的花园和娱乐场是很多的。这几千英亩的地面，只须加以熟练农夫的劳动，立刻会比那被日光晒干了的南俄罗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产更多的田野便会在巴黎的四周出现了。劳动是不会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万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给俄国王公，罗马尼亚贵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们的豪华娱乐品，那么，他们的注意会转到什么地方去呢？
有了现世纪的一切机械的发明；有了习于管理复杂机械的劳动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以及象金内威黎的市场园艺家那样的实际植物学家；有了这些人用来增加和改良他们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团结精神，他们的勇气和精力——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之下，它的农业当然和埃尔坛纳的粗笨农业大不相同。
蒸汽、电气、太阳热、风力、都可以随人取用了，蒸汽锄、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准备的粗工作；地面因为犁来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们的聪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为葱葱郁郁的植物所掩盖了；——而且一年不仅一次，竟会有三四次之多。
从有经验的专门家学习了园艺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来做各种不同栽培法的试验；互相比赛看谁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不做过度的工作，由于身体的运动便恢复了在都市里所缺乏的健康的体力。——这样，男子、妇女和小孩都喜欢到田间去劳动；这不再是奴隶的苦役了，这是一种快乐、一种节日、一种快乐与健康的更新。
“世界上无不毛之地，土地的价值因人而定。”——这便是近代农业的结论。去向土地要求面包，假使你要求得当，它一定会给你的。
就象在塞纳和塞纳—瓦兹两省那样小的地方，即使要它们养活象巴黎那样大的都市，实际上也会产出充足的食粮的。除此以外，并无别法。
农业和工业的联合，一个人同时做农夫又做工人——无政府**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发点，结果会把我们引到这方面去的。
让革命一直向前猛进，饥馑并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敌，可怕的危险是在中途停顿，在怯懦，在顽迷。这危险丹东已经看破了，他便向法国叫道：“大胆！大胆！更要大胆！”①先有大胆的思想，然后才有大胆的行为。
①丹东在1792年9月2日对巴黎民众演讲“祖国的危急”（据A．Aulard说，这似乎是为着阻止“9月屠杀”而发的），结尾的话是：“……就要响起来的警钟并不是惊慌的信号，这是袭击祖国的敌人的信号。为了要征服他们，我们应该大胆，更要大胆，永远大胆，这样法国才会得救。”（见H．Fleischmann编的丹东的演讲录，1920年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