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

    Ⅰ

    假使将来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则不仅它的目的，连它的方法也是和从前的一切暴动不同。要达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来法国的三大民众运动，虽然在许多点上互有差异，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现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来颠覆旧的制度，为着这个主张，他们耗费了他们的心血。然而在担负了剧烈的战争之后，便湮没无闻了。那些多少有点诚实的人又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政府，企图建设新的制度：如1793年的共和国，1848年的劳动，1871年的自由公社。这个政府浸染着雅各宾派的思想，故以讨论政治问题为第一要务，象政治机构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国家与教会之分离（即政教分离），以及公民自由权等都是它极重视的问题。诚然，当时有工人俱乐部来监视新政府人员的行动，并常以工人的意见来督责他们。然而便是在这些俱乐部中，不问他们的首领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产阶级的思想却总是占着最大的势力。他们长久地讨论政治问题，反把面包问题忘记了。

    在那样的时期中伟大的思想，震动全世界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动人的话语被说出来，经过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还激动着我们的心。然而平民仍还蜷伏在陋巷里挨饿。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业不免要停顿——生产物的流通受着阻碍了，资本也隐藏起来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时并无所恐惧，纵然他们不做投机事业来掠夺他们周围的贫苦人，他们还可以靠着赚取利息金来生活。至于工钱劳动者，他们简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穷乏不时在敲着他们的房门。

    饥馑遍于国内——这样的饥馑便在旧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见的。

    “吉隆特党人①使我们饥饿呀！”这是1793年的劳动者阵营中的呼声，因此吉隆特党人便被送上断头台去了，政权完全落在“山岳党”②和公社的手中。公社实在热心研究面包问题，它曾勇敢地努力来养活全巴黎的人。在里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③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被处死刑了，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①LesGirondins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革命党内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都隶属此派，以法国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后失势，主要党人皆被处死刑。——译者

    ②山岳党人，是当时的左派革命党，领袖是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等，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被称为山岳党人。——译者

    ③J．Fouché（1759—1820），山岳党议员。J．M．CollotD’herbois（1750—1796），公安委员会委员。——译者

    于是他们转而攻击王党的谋叛人，归咎于他们。一天杀了十二个或十五个，——仆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样地被杀了，特别仆婢被杀的很多，因为公爵夫人们都已逃到柯布林兹①去了。纵使每天杀掉一百个公爵，子爵，情形还是一样地无望。

    ①Coblentz或Koblentz，普鲁士的莱茵省分。这个德国小城当时成了王党的阴谋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贵族都住在这里。——译者

    穷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钱劳动者没有工钱是不能生活的，然而他们偏偏又得不到工钱。纵然横尸千万，对于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因而人民渐渐觉得厌倦了。反动派向劳动者说：“你们所夸耀的革命，不过如斯而已。你们不是比以前更穷困么？”富豪们渐渐鼓起勇气，从隐匿的地方出来了。在饥饿的群众前，夸耀他们的奢侈。他们穿得象花花公子一样，向劳动者说道：“来！这蠢笨的把戏已经够了！你们从革命究竟得到些什么？”

    革命党人心灰气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张又归于失败，于是退到陋室里去等待灭亡的到来。

    反动又得着胜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变。革命已经死了，它只有去践踏革命的尸骸而已。

    白色恐怖②开始了。血流得象河一般，断头机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牢狱里关满了囚人；同时官爵位阶又恢复旧制，象从前一样地狂欢摆阔，夸耀于世。

    ②俄国及西欧革命党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杀手段，谓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杀戮政策则称为白色恐怖。——日译者

    这样的景象是我们一切革命的标本。在1848年巴黎的劳动者为着共和政体，忍受了“三个月的饥饿”。到了他们力竭的时候，他们还在6月里作最后一次不顾危险的努力——这努力是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因为缺乏战士而消灭了。公社空讲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方法，而把供给人民的面包的问题忽略了，到了后来，它才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太迟了。所以后来在巴黎，风流都雅的淑女和阔气的绅士居然可以踢开同盟的市民，叫他们为着微少的工资出卖生命，而他们“上等人”，这时却在时髦的酒店饭馆中饱食逸居地过日子。

    到后来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开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迟了。日子已经过去了。凡尔赛的军队已经占了城垒。

    “面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面包！”

    别人要发夸大的宣言，穿金边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让他们去罢！

    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使从革命的开始到最后的一日，在争自由的各地方内，没有一个男子会缺乏面包；没有一个女子同她的饥饿的同伴集在面包店的门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恶的面包；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因食物的缺乏而变成瘦弱。

    中产阶级的思想常常侈说那些“伟大的原理”——其实不如说是大谎话。

    至于人民的思想，却是使万人都得着面包。当那些中产阶级以及染受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们在“谈天处”赞美他们的修辞学，“实际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讨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谓“乌托邦的梦想家”）却不得不考虑每日面包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宣言：每个人都有取得面包的权利，我们的社会里的面包已经很多了，足以供给万人取用了；我们的革命要以“万人的面包”作口号，才能够得着胜利的。

    Ⅱ

    大家都说我们是梦想家。诚然，正因为我们是梦想家，所以我们相信革命应该，并且它也能够确实地保证万人的衣食住，——这种思想是中产阶级的市民（不论他是属于什么党派）极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饥饿得到了满足，他们便不容易使人民服从了。

    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主张：革命的民众应该得着面包；面包问题应该放在其他一切问题的前面讨论。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那么，它便会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结果；因为要解决面包问题，我们必定要依据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的解决方法。

    将来的革命——恰如1848年的革命一样——一定会在工业的大恐慌中爆发的。近五十年来世事沸腾，并且只有日趋险恶。万事都向着这方面进行——新的国民又加入了国际贸易，来争夺世界市场，战争和租税也不断地增加。国债，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件件都是向着那条路进行的。

    现在欧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一旦革命爆发了，象火药点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烧起来，失业工人的数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欧洲或美国一旦发生了革命的战斗，失业工人的数目立刻会加到两倍之多。我们究竟怎样来供给他们的面包呢？

    那些自称为“实际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无切实的具体研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他们要维持工钱制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所可期待的，不过组织“国民工场”和“官营事业”，把它当作养活失业者的一个方法而已。

    国民工场开设于1789年及1793年；在1848年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拿破仑三世居然以官营事业使巴黎无产阶级满意了十八年（这使巴黎至今还负债八千万镑和每人名下平均三西镑的市政税）①；这种“驯野兽”的绝妙方法，在罗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惯用的；古代的**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东西分一小块给人民，因而乘机提起鞭子来敲打他们——因为这些缘故，自然那些“实际的”人物要袭用这种方法来把工钱制度维持到永久。我们既然还能够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我们的脑筋去想别的呢？

    ①1904年巴黎的市债共2，266，579，100法郎；为这债务的课税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假若革命被误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一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1848年2月27日巴黎国民工场开办时，巴黎的失业者仅有八千人，两星期后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人。不多时就会增加到十万人，并且从各地方来的人还不算在内。

    但是在当时法国的工商业所雇用的人数仅及今日人数的一半。我们还知道革命时期中工业与贸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骚动。我们只就那些直接或间接依赖输出业的劳动者，以及那般从事生产少数中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的劳动者的数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时，至少大半的工厂和制造所都要停顿的。于是几百万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来了。我们的“实际家”要用国家的救济事业来免除这种惨状；这就是说创设新工业拿工作给失业者做。

    蒲鲁东①在五十余年前便已指出来对于财产的最小的攻击也可以使那基于私人企业和工钱劳动上面的社会组织完全瓦解，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本身更握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得不把它改造过来，使它适应人民全体的需要，然而这不是一天两天甚或一个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产组织，当然要花费许多日子；但是在此时期中，几百万的人将失去了生活方法。那么怎样办呢？

    ①P．J．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什么是财产？”（Qu’estcequelapropriété？1840）。——译者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只有一个——即是向着那个正等待着我们的大事业大胆地迈进；我们不要去弥补那个被我们自身弄得快要溃灭的时势，却应该努力改造生产，将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

    因此，为了要实际行动，据我们看来，应该由人民直接起来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归自己管理；对于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计算，一点东西也不要浪费，那么，靠着此等积蓄起来的财源的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了。在这个时期中，应该一方面和工厂劳动者约定给他们供给原料，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要他们做工来供给人民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法国织出绸缎来装饰德国银行家夫人，俄国皇后及散德维齿群岛女王的时候，当巴黎制造出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具供给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法国农民甚至没有明亮的洋灯和近代农业上必需的器械。象现在许多不毛的土地都应该竭力地利用，使之尽量发展；瘠土应当使其肥沃；即便是肥土，在现在的制度下尚不能发挥其固有生产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将来也应该用集约农法来耕种培养，如对于菜园和花圃的办法一样。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实际解决方法了；不问我们对它有什么好恶，时势所趋是要使它实现的。

    Ⅲ

    现代资本制度的最显著的特质便是工钱制度，我对这制度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

    假定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着必要的资本，开设了某项工业；他设法把原料供给与工厂或制造所，规定生产的方法，付给一定的工钱与雇工，而掠取其剩余价值（或利益）；他说，这种利益是来报酬他的经营事业的劳力，保证他所冒的危险，并且准备补偿对于货物市价的变动的。借着这种口实，他便占有了这种利益。

    现在垄断着资本的人为着维持这种制度起见，多少也会有一点让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给工人，或者宁肯创出一种计算工钱的滑尽，使物价涨高时，工钱也随之增高。简言之，他们为着要依旧支配工业而且获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见，便不得不忍受一点牺牲。

    据我们所知，集产主义虽然主张把现社会秩序大大地变革一下，但是并不废除工钱制度。对于劳动者，只不过拿国家（这即是说全国的或一个地方的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来代替个人的雇主罢了。在集产制度之下，国家的或地方的议员，以及委员官吏等支配着工业。他们手里握着使用生产的剩余（说是为着万人的利益）的权利。并且集产主义又在通常的体力劳动者和熟习一种技术的人二者中间划出一个极微妙而又极大的区别。不熟练的劳动在集产主义者的眼中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劳动，而职工、机械师、工程师、科学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劳动，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钱。然而无论体力劳动者也好，职工也好，纺织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国家的工钱奴隶——至于近来常说的“都是官吏，”不过是说来装饰门面罢了。

    那么，将来的革命对于人类的大贡献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不能继续存在，实行**，**便是消灭工钱奴隶制度的利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纵使我们承认在繁荣和平的时代渐次实施的集产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实则在这样情形之下，究竟能实现与否还是疑问），然而在革命的时期，当数百万饥饿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诉诸武力的呼声一齐发生的时候，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动摇工业的基础，而人民争取财产的革命必然会使生产和交易麻痹停滞。国库里的数百万公款还不够支付几百万失业者的工钱。

    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伯尔派①和“疯狂者”②被杀了——米涅③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者”。④随后丹东派⑤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看见革命已归失败，便灰心短气，低头束手任反动派作恶。

    ①所谓埃伯尔派（Hébertistes）是指埃伯尔（J．－R．Hebert，1757—1794）和他的同志们。（埃伯尔是巴黎公社的副检查官，又是当时最激烈的最通俗的报纸PèreDuchesne的主笔。）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党。他们领导着巴黎公社，拥护民众的利益，攻击旧势力、旧制度和右倾的政党。他们在1794年3月24日被处死刑。——译者

    ②“疯狂者”（LesEnragés）即雅各宾党中的极端派。——译者

    ③E．－A．－M．Mignet是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1824）等书。——译者

    ④当时吉隆特党人布里索（J．－P．B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属于一党派，他们散布于全法国。——译者

    ⑤丹东派（Dantonistes）是丹东（G．－J．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C．Desmoulins，Phelippeaux等）。丹东是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后来渐渐右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译者

    所以我们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了；费边派⑥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革命便归于消灭了。

    ⑥费边派（Fabians）指隶属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费边协会（FabianSociety，1884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韦伯夫妇等都是这派的领袖。——译者

    然而一切事实都使我们确信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的思想会得到胜利。这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思想，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们的耳里来的，当人们渐渐地明白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时候，无政府**者的数目便愈见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坚强，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转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暴动的都市的民众不再采用第一天抢劫面包店，第二天便受饿的方法了。他们要占领仓库和家畜市场——其实，还要占领一切的粮食贮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志愿队，把各仓库，各店铺的物品统计起来，作一个大概的目录。

    假使这样的革命在法国（即是说在巴黎）爆发了，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公社便应该知道巴黎现在还不曾知道的一切（它虽有着统计委员会也无用处）以及它在1871年的围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粮食的数量。在四十八小时以后便应该有数百万本表册印刷出来，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数量计算得十分精密，并且还把贮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记载得异常清楚。

    各里、各街、各区都组织了志愿队（粮食志愿队），各队员互相联络，协同劳动，进行得很有顺序。只要雅各宾党的枪刺不在半途来妨害他们，只要那些自命为“科学的”理论家不插进来胡闹，结果总是很好的。那些理论家只要他们没有威权，没有势力，便让他们随便表示他们的糊涂的理论也是无妨的。那种可赞叹的团结心是民众固有的，特别在法国国民的各社会阶层中此种团结尤其发达，然而少有机会来发挥实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革命的当中，便会发起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预备来把必需的食物供给与一切的人。

    让民众去自由行动，在十天以内供给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整顿到很可赞叹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见过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没在文书堆里的人，才会疑惑这种说法。说起那个“伟大的被误解者”（即人民）的组织的天才，这在巴黎的巷战时代，或在伦敦船坞大罢工的时候①（当时还要养活五十万的饥饿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凡是当时在巴黎或伦敦曾身历其境的人，会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团结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无能比起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

    ①这次大罢工发生于1889年，劳动者是得到胜利的。——译者

    纵使我们会因此受到两星期或一个月的某种程度的不便和混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和他们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总算有一点改善的地方。并且在革命时期，一面热心讨论时事，一面吃东西，虽是一片面包，一块干酪，吃起来却分外鲜美。

    无论什么时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制度，总比那些顽固的理论家坐在衙门里或古书堆中，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得多。

    Ⅳ

    大都市的人民为时势所迫便会起来占领一切的粮食，最初占领目前最急需的东西，然后渐次把其他的物品收归公有，使全体市民的需要得以满足。这事的实行当然愈快愈好。实行愈快，惨苦愈少，纷争也愈少。

    然而社会应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才能够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们对于食物应得的部分呢？这便是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要公平地建设共产制度，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正义的本能，它同时又是实际的。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例如一个农民公社，不论它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国，虽然那里的雅各宾党曾用全力来摧残公社的习俗也不要紧。假若公社有森林和杂木林，那么，只要在树木很好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他自己的需要来取用，要是他的邻人们不来干涉他，便不会有什么妨碍。至于时常缺乏的乔木，他们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场地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十分充足而且有余的时候，无论各户家畜在牧场上的消费量若干，无论在牧场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头，都是毫无限制的，只要东西不缺乏，则饲养地面并不分开，刍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两国的大多数，只要有共有牧场地，必定实行这种制度。

    在东欧诸国凡有大树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农夫们可以随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种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对于树木及土地应有的部分，可以无限制地取用，但是当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时候，象现在俄国所发生的一样，那么，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户的需要而分配。①

    ①参看《互助论》第七章。——译者

    总之，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欧洲的三万五千万居民中，至今还有二万万人仍然实行这种自然的共产制度。

    还有一件我们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这种制度来分配的，这种物品异常丰富，这便是自来水，它可以自由供给与各用户取用，并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给不会有缺乏之虞，自来水公司便决不限制各用户的消费量。任凭各人自由取用。然而当天旱，水的供给有不足之虞时，自来水公司便会在报纸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广告，使市民知道这事，市民也就会减少水的消费量，避免胡乱耗费。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除了定量供给而外，更无其他的方法。这办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识来说，也是很正当的。1871年巴黎两次被围的时候，①就实行这种办法。

    ①第一次的围城时期是从1870年9月到1871年1月，这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三世被擒以后。当时巴黎在共和党人甘必大（L．Gambetta，1838—1882）领导之下，组织国防政府，继续抵抗普军。巴黎被围了四个月后才投降。第二次围城是在同年5月。这便是巴黎公社的斗争。巴黎被围了几个星期后，终于在5月22日被国民议会的军队攻入。巴黎公社覆亡于血泊之中。——译者

    要指出这种定量分配制度怎样实行，要证明这种办法是很公平的，并且还要比现在的状态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许多表来，也用不着详细说明。什么表，什么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