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完备无遗地概括了可以用普通语言来传达的关于原子客体的一切知识。
通过一种叫做量子力学的数学表述形式的逐步建立，按照互补性路线来详尽地说明一个新的广阔的经验领域已经是可能的了；在这种表述形式中，各个基本物理量被换成了一些服从某种算法的符号性的算符；这种算法牵涉到作用量子，并反映着各个对应测量手续的不可对易性。正是通过将作用量子看成一种并无习见解释的要素——这正如相对论中作为最大信号速度的光速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一表述形式才能被看成经典物理学观念构架的一种合理的推广。然而，对于我们的主题有着决定意义的一点却是：量子力学的物理内容，已由它的表述统计规律的能力包罗罄尽，这种规律支配着在用平常语言指明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
在原子物理学中，我们关心的是无比准确的规律性；在这里，只有将实验条件的明白论述包括在现象的说明中，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这一事实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强调着知识和我们提问题的可能性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我们在这儿涉及的是一般认识论的教益，它阐明着我们在许多其他的人类兴趣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特别说来，所谓心理经验的分析和综合的条件，一直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明显，牵涉到一些互斥经验的字眼儿，例如思想和情感之类，从刚刚开始有语言时就是以一种典型的互补方式被应用的了。然而，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主体-客体分界线。
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活动的任何无歧义的传达，当然就蕴涵着我们的意识内容和粗略地称为“我们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间的一种区分，但是，详尽无遗地描述意识生活之丰富性的任何企图，都在不同形势下要求我们不同地画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线。
为了阐明这一重要论点，我打算引用丹麦诗人和哲学家保罗·马丁·摩勒（Paul Martin Moller）的话；他生活在大约一百年以前，并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这本小说至今还被本国的年老一代。
同样也被年轻一代很愉快地阅读着。在他的叫做《一个丹麦大学生的奇遇记》的小说中，作者对于我们所处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给出了特别生动和特别有启发性的说明；这是以一群大学生中间的讨论作为例证的，那些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将特别提到两个堂兄弟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个对实际事务是精明强干的，属于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学生们所说的实利主义者的类型，而其中另一个叫做硕士（licentiate）的，却热衷于对他的社交活动很不利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哲学冥想。当实利主义者责备硕士，说他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来利用他的朋友们好心好意地提供给他的找到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时，可怜的硕士极诚恳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释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难。
于是他说：
“我的无休止的追问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开始想到我自己的关于发现自己所处的那种状况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并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虑的后退着的‘我’的无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个‘我’上来将它看成实际的我，而且，我一经停止在某一个‘我’上，事实上就又有一个停止于其上的‘我’了。我搞糊涂了，并且感到晕头转向，就如我低头注视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样，而我的沉思终于造成了可怕的头疼。”他的堂兄弟回答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帮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让自己进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会成为或变得像你一样疯疯颠颠了。我的路线是抓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且沿着常识的康庄大道前进，因此，我的那些‘我’从不会纠缠起来。”
完全撇开讲这故事时的那种精致的幽默不谈，要想比这个更贴切地说明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那种状况的各个本质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硕士那种可悲境地的危险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们逐渐变得习惯于应付实际需要，并学会用普通语言来传达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和我们想的是什么。
在这种调节中，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起着不小的作用；这种平衡在儿童游戏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样是觉察得到的。
当转入多少年来被哲学家们讨论过的意志自由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使用沉思和决心之类的字眼时的那种互补方式。即使我们无法说，是由于我们推测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愿意去做呢，还是由于我们愿意从而我们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说，能够尽可能好地适应环境的那种感觉，乃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经验。事实上，决心这个概念在人类的思想传达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责任之类的字眼一样；脱离了应用这些字眼时的上下文，希望和责任等字眼同样是不可定义的。
说明意识生活时的主体-客体分界线的可变动性，是和一种经验丰富性相对应的，这些经验是如此地五花八门，以致引起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于我们关于他人的知识，我们当然只看到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这种行为是如此复杂，以致在用普通语言说明它时要涉及自身知觉时，意识一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显，对于最终主体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观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这种描述要求主体和客体处于面对面的地位。
这样的考虑绝不导致对于灵感的任何低估，这种灵感是伟大的艺术创作通过指示出我们地位中那种谐调的整体性的～些特色而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上，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放弃逻辑分析而允许弹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时，诗、画与乐就包含着沟通一些极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极端方式常被表征为实用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们，就已经理解了对这种整体性作出详尽无遗的描述时的逻辑困难。特别说来，通过强调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乃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设法避免了生活中明显的不谐调性；他们懂得，“意义”一词的任何应用都蕴涵着比较，而我们又能把整个的存在和什么相比较呢？ 我们这种论证的目的在于强调：不论是在科学中、在哲学中还是在艺术中，一切可能对人类有帮助的经验，必须能够用人类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传达，而且，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将处理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因此，面对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我们就可以寻索一切文明中生根于共同人类状况中的那些特色。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就显示着多样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当处理所谓伦理价值的基础这一古老问题时，我们首先就得问问像正义和仁慈之类的概念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尽可能密切的结合，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都是被希求着的。但是，问题很明显，在可以明确地应用被公认了的司法条款的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自由地表现仁慈的余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腊悲剧家们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同样清楚的是，恻隐之心是可以使每一个人和任何简明表述的正义概念发生冲突的。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当比较不同的民族文化时，我们就遇到依照一个民族的传统来评价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难。事实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对应着作为生物机体中任一物种之特征的自卫本能。然而，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意识到这一事实：以由历史事件哺育成的传统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其互斥特征是不能和在物理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征直接相比的，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共同人类状况的内禀特点。
事实上，正如在欧洲史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后的文化仍保存着原有民族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弥补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的问题，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归根结底，这问题就是一个更狭义的教育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来不但需要知识，而且，我想每人都会同意，这也还需要某种幽默。但是，最严重的任务就是要在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促进相互了解。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现时代的急剧进步，带来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无比希望，而同时也带来了对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进步对我们的整个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战。当然，知识和潜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经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时刻，当一切人们的命运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以了解人类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为基础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就比在人类历史中的任何较早时期都更加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