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什么较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是要强调这两个领域所共有的认识论上的论证，并从而鼓励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物理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比较错杂的心理学问题的澄清；这种。动理学问题是人类生活给我们提出的，而且是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时常遇到的。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谈谈这种观点和不同人类文化的比较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我们要强调存在于用“本能”和“理性”这两个字眼来表征的生物行为方式之间的那种典型的互补关系。诚然，任何这样的字眼都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用法；例如，本能可以表示动力也可以代表先天的行为，而理性则可以表示深刻的感觉也可以表示自觉的论证。然而，我们这儿所涉及的，只是当用这些字眼来区分动物及人所处的那些不同情况时的实际用法。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属于动物界，而且，寻找一种包举无遗的定义来把人从其他动物中表征出来将是十分困难的。确实，任何一个生命机体的潜在可能性都是不容易估计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对马戏团中动物训练所能达到的程度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在个体和个体间的信息传递方面，都不能在动物和人之间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当然在这方面使我们处于本质上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实际经验的交流方面，而且，最重要地还表现在通过教育来对孩子们传授有关行为和推理的传统方面，而这些则都是任何人类文化的基础。
至于说到和本能相比的理性，注意到一件事实乃是绝顶重要的，那就是，不使用组织在某种语言中的概念，任何真正的人类思维就都是不可想像的，而这种概念则是每一世代都得从头学起的。事实上，这种概念的使用，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本能生活，而且，甚至大部分都和遗传本能的体现处于互斥的互补关系之中。在利用自然界的可能性来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方面，低等动物有比人高明的地方；这种令人惊异的优越性，的确常常在下述事实中得到真实的解释：在动物方面，我们找不到上述那种有意识的思维。同样，所谓未开化民族有一种在森林或沙漠中自谋生活的可惊的本领；这种本领虽然在比较开化的社会中已经表面上不存在了，但是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中偶然还会重现出来；这种本领可能证实着一个结论：这种功夫只有当并不依靠概念思维时才是可能的，而概念思维本身则是适应于对文化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更加多样化的一些目的的。正因为还不能清楚地使用概念，一个初生的婴儿很难算作一个人；然而，尽管它比大多数幼小动物更缺少办法，但它属于人类，从而它当然就具有通过教育来接受一种文化的天生的可能，这就使它能够置身于某种人类社会中。
这种考虑立刻就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认为每一个婴儿都具有接受某一特定人类文化的与生俱来的素质，这种广泛流传的信念是不是有充分根据？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假设，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非常不同的体质基础上生根滋长呢？在这儿，我怕当然接触了遗传学家们争论未决的一个课题，那些遗传学家们在体质特点的遗传方面进行着最为有趣的研究。然而，联系到这种讨论，我们首先必须记得，想区分在阐明动植物之遗传性方面如此有成果的遗传型和表现型这两个概念，首先就要基本上承认外在生活条件对物种特征属性所起的次级影响。然而，就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特征而言，问题却在下述意义上颠倒过来了：这里的分类根据是社会历史及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传统习惯。因此，在能够估计遗传上的生物学区别对所考虑的文化发展及文化保持的任何可能影响以前，这些传统习惯，以及它们固有的前提，都需要仔细地加以分析。事实上，在表征不同的民族乃至一个民族中的不同家族时，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生物学的要素和精神传统是彼此无关的，而且，我们甚至很想按照定义用“人类”这个字眼来形容那些和体质遗传并非直接有关的特点。
初看起来，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只不过意味着对辩证论点的过度强调而已。但是，我们从物理科学的整个发展中得到的教益就是，有成果的发展根源，往往正在于对定义的适当选择。例如，当我们想到相对论的论证在科学的各个分支中带来的澄清作用时，我们确实就看到这种形式上的改进将引起多大的进步。正如我在化的传统差别，在很多方面是和人们描述物理经验时所用的不同的等价方式相类似的。但是，物理问题和人文问题之间的这一类似，是有一定界限的；而且夸大这种类似曾经引起对于相对论本身精髓的误解。事实上，相对论的世界图景的统一性，精确地蕴涵了一种可能性：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自己的观念构架中预见到任何另一观察者在他自己的构架中如何描述经验。然而，对于不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采取无偏见态度的主要障碍就在于传统背景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差别；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文化的谐调就是以这种背景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背景排除了这些文化之间的任何简单比较。
在这方面，最重要之点在于互补性观点可以成为适应这种形势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当研究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所不同的人类文化时，我们需要处理一种特殊的观察问题；在较深入的分拆下，这种问题将表现许多和原子问题及心理学问题共有的特点；在原子；和题或心理学问题中，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是客观内容和观察主体的不可分割性，将阻止人们直接应用那些用来说明日常生活经验的习见概念。特别是在研究未开化民族的文化时，人种学家们不但确实知道必要的接触有破坏这种文化的危险，而且他们甚至面临这种研究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反作用问题。这儿我所指的是那种力探险家们所熟知的经验，由于体验到在和他们自己的习惯、传统极不相同的习惯、传统下人类生活也能显示一种出人意料的内在和谐，他们动摇了一向未经觉察的偏见。作为一个特别激烈的例子，我或者可以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某些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所处的地位是如何地颠倒；这种颠倒不仅表现在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而目表现在行为和心理方面。在这种场合，即使我们很多人或许都感到难以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涉及的民族有他们的特定的文化而不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我们则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有他们的文化，这完全是命运使然；但是，很显然，甚至在这方面的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意味着否认任何独立形成的人类文化中所固有的那种民族自得感。
在原子物理学中，对于用不同实验装置得到的，而且只能用互斥的概念来具体想像的那些经验，我们用互补性来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颇为相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不同的人类文化是彼此互补的。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传统习惯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平衡；利用这种平衡，人类生活的潜在能力在一种方式下表露出来，以使我们认识到它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多样性的新方面。当然，在这一领域中，不可能像和明确定义原子对象的行动有关的互补经验之间那样地存在着绝对互斥的关系，因为可以看成完全自足的文化是难以存在的。相反地，通过很多例证，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接触可以怎样导致传统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引起全新文化的产生。在这方面，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由移民或征服而引起的人口混合，其重要性几乎是无庸赘言的。事实上，通过关于文化发展史的一种与日俱增的知识而对逐渐消除偏见有所贡献，这或许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希望；逐渐消除偏见，这正是所有科学的共同目的。
正如我在这一演讲的开始所强调的，要对于本届会议各位专家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那当然不是我所能作到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大家对于认识论的一般态度有一个印象；这是我们在远离人类情感的领域中被迫接受的，如同我们在简单物理实验的分析中一样。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用适当的言词把这种印象传达给大家；而且，在结束之前，我或许可以谈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使我最为生动地回想起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为了对听众说明，我并不是用偏见这个字眼来表示对其他文化的任何责难，而只是用它来表示我们的必然带有偏见的观念构架，我有一次曾经开玩笑地谈到丹麦人对他们窗外那美丽海峡对面住着的瑞典兄弟所抱的传统偏见；那些瑞典人，我们甚至就在这一城堡中和他们打过多少世纪的仗，而且，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们多少年来曾经得到这么多的有益的灵感。在那次演讲之后，有一位听众走来对我说，他不了解我为什么要恨瑞典人；好，诸位可以理解我当时是多么感到惊奇！显然，我那一次一定是把自己的意见谈得太纠缠了；而且，恐怕今天我也谈得非常晦涩。但是，我仍然希望不曾讲得如此不明不白，以至于使大家对我的论证线索发生任何那样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