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分裂发生在1903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与党的成员资格和党的纪律有关。正统派的领袖尼古拉·列宁坚持认为，由于沙皇的实行镇压的独裁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必须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党。成员资格不应该给予任何交纳党费的同情者，而应该仅给予一小批专职的职业革命者。这精选出来的全体成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活动。党面临的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由成员们自由地讨论，直到以民主的方式通过投票作出决定为止。但是，作出决定后，原则的“集中制”部分开始起作用。党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个人倾向如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这时的“党的路线”，违者开除出党。

    列宁强调，只有实行这种严格的纪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才能有效地进行地下工作。列宁赢得了1903年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拥护者从此以后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这一俄语单词的词义为“多数派”，而他的反对者被称为盈什维克，也就是“少数派”。不过，应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布尔什维克仍是一个极小的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前线的失败引起的混乱和苦难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会，使他们能利用其优良的组织来动员和领导心怀不满的群众。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起来。反映这批人的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称为卡德茨（Cadets）。这个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和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知识和明确表述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从未赢得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较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背景，他们不太愿意用暴力对付暴力。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者对他们的地位之软弱作了如下分析：“立宪民主党虽然应该得到他们是帝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个政党的声誉，但没有牢牢控制住国家，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控制力，他们不能实践自己的观点，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世界哲学，没有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这一政党的支持，他们仅代表他们自己。”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谐和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至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俄国在亚洲的政策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为1905年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由俄国的优势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乃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国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帝国。阿拉斯加的获得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越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国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开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不过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国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彼得的指示简明、扼要，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个特点。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条装甲板的船。驾着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这条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来象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确定它在哪里与美洲相也要航行到在欧洲人管辖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欧洲船，要向它了解这海岸的名称，记录下来，登陆，获取详细的情报，画一张地图，把它带到这里来。

    白令于1728年和1740年进行了两次探险。他没有解决西伯利亚和美洲是否在陆上相连的问题，因为他先东航越过白令海，然后才抵达至今还带有他名字的、把两个大陆分隔开的海峡。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确踏勘了阿留申群岛，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商人们首先剥削阿留申群岛的岛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贸易站。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美公司。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积极地、独断独行地指挥各种活动达派年。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里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种植新鲜粮食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国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设立罗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国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显地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表。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就于1867年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分钱。

    阿穆尔河流域

    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俄国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兴趣。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的确有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被雾笼罩。此外，这港口濒临一条浅河，河内有危险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国人文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宽阔的、可通航的阿穆尔河看，因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已将他们从这条河那里逐走。

    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39至1842年的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势力。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阿穆尔河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青购民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原因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流域逐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穆拉维约夫伯爵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仍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国旗帜插到外国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来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撵走萨哈林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使汽船在阿穆尔河下水，鼓励俄国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对一个巨大地区的这种侵入的显著特点是仅使用了少量的人。东维尔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体船员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6个人守卫一个贸易站，派7个人守卫另一贸易站。再各派8个人守卫其他两个贸易越。由于整个地区是一片中国人对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权、没有任何控制的无人地带，这种小规模的行动是可行的。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不得不因天津条约（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根据这一条约，俄国获得阿穆尔河的至乌苏里江为止的左岸，此外，俄国和中国对阿穆尔河的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行使共同的主权。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冰的形成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方面的目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用意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的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同盟国在不太烦苛的条件下撤离首都。作为对这一帮助的报酬，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议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阿穆尔河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存在到今天的）边远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种扩张直到别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因为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满洲，从而加速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中亚

    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强大得多，能够一直避免与俄国人亲近。实际上，俄国人为了挡住游牧民对其西伯利亚居留地的袭击，已在18世纪期间从奥伦堡到鄂木斯克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情况证明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掳掠集团的经常性的骚扰也致使俄国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进一步奋力前进。甚至英国政治家寇松勋爵也承认：“由于缺乏实际的障碍，由于所面临的敌人对生命的统治是劫掠，而且他们除了失败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逻辑，所以，俄国正象地球理应要绕太阳转一样，不得不前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传说中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正在前进中的俄国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遂战争的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

    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不过程度上仍不及美国的统治对印度的改变。在积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国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猛增到90000俄亩。俄国人还引进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税和农民对国家及地主所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普遍的饥荒。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最后结果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俄国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满洲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正慢慢地接近完成，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人路线。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好手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国签订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满洲敷设了总长为1596哩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伴随义和团起义而来的动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国这种稳步的侵占使日本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力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详见第十六章第八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侵入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并吞。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事实上，他们轻蔑地称日本人为“马卡基”即“小猴子”，而且他们还认真地辩论一个俄国士兵是否抵得上一个半甚至二个日本士兵。

    这批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进攻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日俄战争

    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的大卫始终击败俄国的歌利亚。由于俄**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满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的胜利。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目光短浅，俄国人把他们的经过仓促整修的波罗的海舰队派往日本；这支舰队沿着欧洲和非洲的整个西海岸往下航行，绕过好望角，然后穿过印度洋，向北沿东亚海岸驶向日本——航行的距离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

    27日，俄国舰队终于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讨论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贫乏的资源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被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满洲的所有优惠减让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挡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不过，俄国在1905年仅被迫放弃了数平方哩的边缘地区。它仍然象今天那样，是一个巨大的亚洲强国，拥有包括西伯利亚的广阔区域和中亚的沙漠地带的领土。因此，在所有欧洲强国中，只有俄国如今拥有一条穿过亚洲中心——从黄海边的朝鲜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边界。在欧洲强国中，只有俄国如今在亚洲之内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强国那样，仅留有如澳门和香港之类的帝国残余物。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说，这就是从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脉到日、俄两国在满洲平原上交战这三个世纪中俄国陆上扩张的意义。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 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更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来愈如此。最后，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火星。

    在那个重大的星期日，由数千人组成的一大群人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这是一次独特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支宗教队伍，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后面跟随带着圣像、唱着俄国赞美诗、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情愿包括恭敬地请求实现诸如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日、涨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之类的改革。如果当时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请愿、答应予以仔细的考虑，那么人群本来很可能会平静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卫军向聚集的群众开枪。75至1，000人被枪杀，200至2，000人受伤。伤亡数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某些目击者仅报告了星期日的伤亡人数，而骚乱在首都又继续了两天。

    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猛烈的反应。向来爱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发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饮演讲中宣称：

    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这么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亲”的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这一初步的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宣称自己的权力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的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个宣言读起来象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状。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要求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的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的适时的贷款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 21日的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的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密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杜马的不受束缚的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国革命已走完其应走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但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令人满意地保守和屈从。不过，**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作出了贡献。关于沙皇的“小父亲”的观念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政治气候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了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结论

    19世纪的俄国呈现了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但仅获得不充分的成果，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是1892至1903年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告诫沙皇注意迅速工业化的需要，他当时所说的话与25年后斯大林说的话惊人地相似：

    国际竞争并不等待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的、决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工业能在以后数十年间满足俄国以及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在我们的祖国和以上提到的亚洲国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上的落后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维特不顾一切地试图实现他所想望的工业化。他采用金本位制，给予某些工业以津贴，给外国资本家以特许权，在国外募集大量贷款，并设立很高的保护关税。俄国工业在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整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仍明显地、令人痛苦地落后。

    1897年1月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很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也同样地低。

    俄国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国。例如，它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20世纪初突然上升，但仍赶不上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俄国愈是试图迎头赶上，便愈是落后。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俄国社会多数成员从根本上反对维特的工业化纲领。不仅心怀不满的工人是如此，农民和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因为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而土地贵族生来就希望保持其传统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因而，维特成为沙皇的一个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职。他的免职使沙皇俄国的致命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业化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偏爱本国的农民传统。关于这一矛盾的结果，有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2月准备的、关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描述。他强调了俄国工业的“未发达的状况”、国家“对于外国工业的过于巨大的依赖”、“技术的落后”和“战略铁路网的不充分”。他下结论说，战争将象在1905年那样带来失败，而失败又将通过被唤醒的群众而带来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阻挡由他们自己唤起的民众的潮流，俄国将被抛入无法预见其结局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