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优势的影响
在考察了使欧洲能在19世纪支配世界的三大革命以后，我们现在转向这一支配过程本身。我们将确切地分析这一支配是如何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首先考察欧亚地区，因为欧洲的影响在时间选择和扩展方面有着某种明显的格局。
时间的选择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它解释了——比如说——为什么俄国在中国或日本以前很久就感觉到欧洲的推动力。第二个因素是当地居民、特别是当地统治阶级对西方所必须提供的东西的态度。例如，彼得大帝的强烈的西方思想保证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能较早地渗入俄国，而中国和日本的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则有助于它们在19世纪后半世纪以前一直将西方的影响排斥在国门之外。第三个因素是当地社会的力量和团结。凡是衰弱和不团结的地方，西方的渗透和控制就来得早，如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有力量和团结的地方，就长久地避免与西方亲近，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实际影响本身的性质，它使人联想起一颗卵石落入池塘，就会激起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西方的侵入通常最初仅限于某一特定地区，但它总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反响，这种反响又引起进一步的冲力，直到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为止。
1862至 1869年间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利.梅恩爵士已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势力[在印度]正通过间接的、多半非故意的影响，改变和分解了英国势力范围下的种种思想和社会形态，它也没有任何权宜之计可用来逃避这样一种责任：根据其自己的原则重建它所勉强摧毁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以纯粹傲慢的态度来革新或摧毁。相反，我们带来变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管我们称之为进步的许多影响的性质和价值是什么，有一点是最确凿无疑的：这些影响一旦接触到一个社会，就会象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
更准确地说，这种来自西方的传染病通常开始于军事领域。非欧洲人对西方优良的军事技术印象极深、也感到非常惊恐，他们尽快地努力了解这种技术的奥秘。这种情况发生于一个又一个地区——俄国、中东、中国和日本。但是，西方的武器需要某些工业的发展，因此，原先的军事目标导致经济领域中的新目标。我们将看到，由于各种原因，19世纪时，俄国和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工业化，但比较地说来，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化。工具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武器和工厂需要学校和科学。正如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继续不可抗拒地使另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成为必需一样。军事和经济的变化引起思想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一个新的从事商业和工业的阶级出现了，它向传统的社会和统治集团挑战，最厉还向西方的支配地位挑战。这就解释了俄国反对沙皇权力、印度反对英国控制、中国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骚动和种种革命运动。
这种一般格局忽略了无数的细微差别和例外——如：土耳其人当中本土穆斯林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不存在、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反应方面的重大差别、欧洲对印度的完全的政治控制比较起对中国的半控制以及对俄国和日本的相对不足的政治控制时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这些单个发展的详情，我们现将在以下论述欧亚大陆各地区的诸章中分析。再以后的章节将分析西方对欧亚大陆以外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更大的影响。
第十三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令人爱好的事物。
——彼得.Y.恰达耶夫
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但是，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八章第二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六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的教义和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之间由此发生的长期不和。在君主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见第八章第二节）。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未受损伤的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东方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裕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极相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是建立半东方的**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
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在东正教影响、左右人们的观点和行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谐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袖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的落后是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这一政策不是不切实际或无实际意义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因为俄罗斯被西面强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与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包围着。值得注意的是，当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提议建立军事联盟甚至联姻时，波兰国王急忙给伊丽莎白去信，恳求她拒绝这一提议。“到目前为止，”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它（俄罗斯），仅仅是因为它对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术。”因此，当伊凡于1563年一路打到波罗的海的纳尔瓦时，这位波兰国王向伊丽莎白抱怨说，莫斯科大公国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是由英国的技术援助造成的。
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敌人，由于外界带给他们的东西不断增多，其力量日益强大。外界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匠即[这类武器的］制造者也带给了他们。他们凭借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强大得足以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们对为他们服务的人们所行使的权力。
因此，俄罗斯的邻国故意地试图阻止俄罗斯获得西方的武器和技术。就俄罗斯人方面来讲，他们自然企图打破这种孤立他们的包围，他们这样做时不断地取得了成功。17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雇佣了许多外**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这些新成员中，幸运的苏格兰士兵尤其杰出。虽然其中多数人在俄罗斯仅服役了很短一个时期，但有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下来，变得俄罗斯化了。例如，17世纪时，有个叫利尔蒙特的船长，停止为波兰人服务，转而为俄罗斯人服务，他就是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祖先。同样，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里加定居下来，他的一个后裔就是巴克莱·德托利将军，这位将军曾率领俄军反对拿破仑的大军。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手写下，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他对法国文化和英国议会制度没有兴趣，但是，他象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场场作工，以便了解在他看来对他国家最有用的东西。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严格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象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全体居民中为数众多的几部分人的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曾因这类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戏院和放松对外国服装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彼得在整个统治期间，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飘垂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来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在这时期里，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罗斯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富有刺激性。这种分隔反映在以下这篇对靠农奴劳动供养的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描写中：
必须记住，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富裕的俄罗斯贵族保留着他自己的裁缝、鞋匠、鞍工、木匠、马夫、小马倌、奶场女工、药剂师、乐师、男女演员、诗人、建筑师、画家和整整一大群更贴身的仆人如厨师、面包师傅。糕饼师傅、洗盘子的人、洗烫衣物的女工、男仆、主管酒饭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随从和这一类别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通常，这些工作的每一种，都有若干人去做，他们配有协助他们的大、小助手。此外，随着大部分较富裕的贵族不仅拥有许多本内住宅，而且还在乡下拥有无数的地产，每一住处都充分地配有及自己的一个服务班子。
有个绅士在其住宅的前厅安排了17个男仆，他们必须日夜待在那里，其中一人准备去替主人取烟斗，另一人准备去瑞一杯水，第三人准备去拿一本书，如此等等。另一绅士保留着300个仆人，在其住宅里，已确立的仪式包括每日四十道菜的一餐饭。每道菜各由一名身围白围裙、头戴高帽子的厨师端上，他必须把菜放在桌子上，举起帽子，深深地鞠一个躬以后退下，而12个主管酒饭的侍役和切肉人则身穿红制服、头戴搽发粉的假发，侍候在桌旁。顺便说一下，这位绅士还养着七只猫，这些貓夜间被拴在一张有七条腿的桌子上，如果其中一只猫碰巧挣脱出来，专门看管这些猫的全体女仆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每个“显贵”都对为其宾客发明某种新式的娱乐或者提供某种特别的、新的菜肴，感到一种势利的骄傲。……几乎在一夜间把一块田变成一个湖或一座山、几乎在几小时内建起一个亭子或一座塔或一道凯旋门或其他建筑上的装饰物，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有个绅士以他的“爱之岛”而出名，在这座岛上，他把从村子里挑来的最美貌的姑娘交其宾客们支配；另一绅士提供了最好的艺术和音乐方面的娱乐。
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显眼的不公平与叶卡捷琳娜夸耀地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原则简直不一致。但是，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无法过分地关心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贵族的支持，所以，她从未认真地向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挑战。正相反，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她转而激烈地反对哲人们的学说。她谴责革命是“一种反对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的、可恶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她还说：“国民议会应该烧死所有最厉害的法国作家，烧死所有将这些作家的语言传遍欧洲的人，尽管所有这些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所已制造的可恶的混乱。……至于人民和他们的意见，那是无关紧要的。”
叶卡捷琳娜能如此轻率地不考虑“人民”的意见，但是，其后继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情况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间，一支俄国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这些事件自然给俄国的舆论以很深的影响。多数人对西方的优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强，但是，占领军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有位老兵将他回到祖国时的反应描绘如下：
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皇家禁卫军第一师在奥拉宁鲍姆登陆，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赞美诗。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对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了，他骑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上，手执一把出鞘的剑，他准备在皇后面前放下这把剑。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那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觉地，我想起了一只猫，它转变为一个美人，不过，她不能看见一只老鼠而不扑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对青年来说是令人厌倦的。二年中，决定各国命运的一些事件已从我们眼前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如今，在彼得堡守着空虚的生活，听老人唠唠叨叨地赞扬过去、指责每一个进步的运动，真叫人忍受不了。我们离他们有
100年。
正是象上述这样的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制度、使俄国西方化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惜上述的差别，把它们看作是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驱使俄国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是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必然结果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点。因此，斯拉夫派把圣彼得以前时期的谐和一致的俄国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要好些，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的、无信仰的、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罗斯的力量、团结及和谐成对比，”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写道，“那里只有争吵、分裂和软弱，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的伟大显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对着阴影一样。……”因此，站在反对方面的一个西欧派成员反驳道：“那里［西欧」的文明全是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了那么多代人的那么多的汗！如果你们丢掉迷信，如果你们抛弃偏见，如果你们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蛮的过去，如果你们不夸耀自己千百年来的无知，如果你们志在占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类精神所获得的财富，那么，那一切全都能成为你们的。”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说服，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和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强迫他国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们已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宣称：“西方将了解到它所夸耀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赞美这种制度的俄国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关于战争的结果，西欧派并没分享这种乐观。实际上，他们预言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就是因为俄国未能跟上欧洲。
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比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西欧派的这一预言证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俄国被打败了，这场失败起了暴露旧制度的**和落后的作用。俄国的士兵在
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令人绝望地对俄国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只有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医疗服务或军粮供应服务。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缺乏铁路，他们不得不用大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在抵达前线以前步行数百哩。总之，战争失败了，其原因正如西欧派所察觉的，“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的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作这决定时也受到许多贵族的鼓励，这些贵族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发现，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给农奴，他们就无法生产大量的供出口的剩余粮食，因为农奴种植的粮食在勉强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后，能给贵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较有远见的贵族都赞同把农牧从以往一向将他们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契约中解放出来。这样，贵族打算将小块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并仅仅雇佣那些其劳动力实际上为他们所需要的从前的农奴做散工，如此，他们就无须供养整个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换句话说，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
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
381000人上升到 1890年的162000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
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决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明显。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方，有几个农庄。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因为在1905年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力。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得到估计，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长、国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尔吉大公爵。这个战斗组织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动之后，就要发表声明解释并夸赞那次行动。它在暗杀内务大臣D·S·西皮亚金以后宣布：“在我们的大臣们学会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倾听国民的意见以前，枪弹声是我们与他们交谈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处死西皮亚金。他的罪恶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诅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欢迎。”
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日子里。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根据关于1895年莫斯科工人阶级住房建筑的一份报告，“不加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只能与养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门窗打开时，空气也是沉闷的；沿墙壁一带和在睡觉用的长凳上，可见到发霉的痕迹。地板是看不见的。因为上面盖满了污物。”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象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