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②。在这种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

    ②在德川时代，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和贱民对他们无礼，就可随时随地拔刀砍杀，称为“格杀勿论”。——译者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相对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象话。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置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卒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实际上的强弱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稻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干涉对方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嗜好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征收苛捐杂税，名之为“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农民商人等不怕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也可以说：“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被拿走五包的租税，则是农民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用作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的势力来妨害贫弱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要紧的事情。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相互关系〕和“equality”〔平等〕。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象袒护农民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下述紧密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不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不学，所以贪欲极深，公然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自己的职责为何物。虽然子女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才。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才，决不可喻之以理，除迫不得已以力威摄镇压横行一时的大害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蟊贼，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