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有的人遭受的挫折也许可以通过天才现象得到最好的说明--在这一现象中，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摩登时代看到了它最高的理想（作为人类伟大的典型体现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在古代或中世纪是不为人知的）。只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伟大的艺术家们才以令人吃惊的一致抵制人们称其为"天才人物"，并坚决主张技艺、能力以及注重艺术与手工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当然，这种抵制只不过是对将天才观念庸俗化、商业化所作的部分反应而已，但这也得归因于近来劳动化社会的兴盛。对劳动化社会来说，生产力或创造力根本不是一种理想；这种社会缺乏伟大这一观念能从中得以产生的经历。在我们的情境中，关键的是：天才人物的作品同艺人的产品是有区别的，天才的作品看来摄取了那些体现差别性与唯一性的特征要素，这些要素只有在言行中才得以即刻体现。摩登时代沉迷于每个艺术家独特的亲笔签名（即对风格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敏感），这表明人们关注这些特征，艺术家通过它提高了自己的技巧与技艺，其提高的方式就像一个人的独特性超越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由于这一超越（它确实把卓越的艺术作品同所有其他的人工产品区分了开来），富于创造力的天才的现象似乎完全印证了有关技艺者的这一论断--一个人的产品在本质上也许比他自身更伟大。

    然而，摩登时代对天才的强烈敬畏感是这般地发自内心，且常达到近乎盲目崇拜的地步，以致它几无可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某人是谁"这一本质的东西不能由他自己具体展现。当本质的东西"客观地"出现时--在一件艺术品的风格中或在一般的遣词造句中出现时--它表明一个人的身份，从而有利于我们鉴别作者；但它自身却沉默不语，一旦我们想把它当作一面能照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又避开了我们。换言之，对天才的偶像崇拜同流行于商业社会中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包含着人的退化。

    确信"某人是谁"在伟大性和重要性方面超越了一个人所能做的任何事和所能生产出的任何东西--这是构成人的骄傲必不可少的。"医生、甜食商、豪宅的役仆的评判标准是他们做了什么，甚至是他们打算做什么，而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干什么。"只有平民百姓才会屈尊从他们所做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种自贬成了自身本能的"奴隶与囚徒"；并发现如果还有比愚蠢的虚荣更蠢的东西留下的话，那么，沦为自己的奴隶与囚徒同沦为他人的奴仆一样痛苦，甚至比沦为他人的奴仆更可耻。在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的状况中，不是他的荣耀，而是他的困境使人优于其作品发生了倒转。这样，他（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会发现自己在同他的创造物竞争；尽管这些创造物最终的生命要比他长久。所有真正伟大的天才保留下来的扭力在于这些承受生命重负的人超越了自己作出的成就--只要创造的源泉至少还未枯竭；这一创造的源泉就来自"他们是谁"，并处于实际的工作过程之外，不受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的约束。不过，天才的困境乃是一种真实的困境，这一点在literati

    的状况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状况中，人同其产品之间的等级被颠倒了过来；使人不能容忍以及偶尔激起民众愤恨而非假造的智力优势的东西是，他们最糟的产品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醒目。"智力"这一标志使他免受"可怕的屈辱"--在这种"耻辱"下，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感到自己成了自己作品的儿子"，人们则谴责他"在有限的镜子中看自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