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遁世的方式承受所有痛苦烦恼--更有效地对付暴力。在上述两种状况中，个人及其力量的完整未受触动。事实上，力量只能被权力摧毁；因而在多数人联合起来的暴力中总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当弱者为了摧毁强者而联合起来时（但不在此前），权力就被侵蚀了。权力欲--就像从霍布斯到尼采以来的摩登时代对它所作的或是颂扬或是谴责的理解那样--远不是强者的一个特征，它像妒忌与贪婪一样也是弱者的一种恶习，甚至可能是弱者恶习中最具危险性的一种恶习。

    如果可以把潜主政治说成是用暴力代替权力的一种未造企图的话，那么作为潜主政治名符其实的对立面的暴民政治，其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用权力代替力量的更有希望的企图。权力的确能摧毁一切力量；我们知道，只要主要的公共领域是社会，那么就永远会有这一危险：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通过"共同行动"的变态形式（既引诱又威胁，还有派系斗争的诡计）被推到了前台。对暴力的极度渴望（摩登时代一些最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思想家、学者以及工匠们的特征）是那些社会试图骗取其力量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

    权力维护公共领域和展现的空间，因而它自身也成了人类技能的生命线，这一技能除与言行相联，与人类事务、人际关系之网及其产生的故事相联，否则就会失去它最终的政治理由。没有人类的交谈，没有人类的居所，世界就不再是一个人类技能的世界，而只是众多毫不相关之物的堆积（其间每个孤独的个人都可以随意往这当中增添一样东西）；没有提供人们住所的人类技能，人类事务就像游牧民族的漂泊不定一样空虚和无效。《传道书顺言的忧郁的智慧--"虚无之虚无；一切皆空……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既不存在对先前事物的回忆，也不存在对后来事物的回忆"--并不必然来自一些特定的宗教体验；但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不再相信世界是一个适合人类展现自我以及人类言行的场所，那么，这一智慧肯定是免不了的。没有能给世界之呈现带来新开端（这一开端是每个人基于出生就能做的）的行动，那么"阳光下就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言语去物化和记忆（不管如何短暂）向外展现和闪亮的"新事物"，"就没有回忆"；没有人工物品的持久长存，就没有对后来事物的回忆。没有权力，通过公众言行产生的展现空间就会像生动的言语与行为一样瞬即消逝。

    历史上也许没有能比像对权力的信任更短命了；没有什么能比柏拉图和基督教对参与展现空间的不信任更持久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最终在摩登时代--能比坚信"权力**"更能博得众人的认同了。伯里克利的话（正如修昔底德记叙的）就其极度的信心而言也许是独特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以相同或相似的姿态（可以这样说）展现和保留其伟大性，这样的行动足以产生dynamis，无需为了使dynamis留在现实中而改变技艺者的具体化。尽管伯里克利的演说符合并明确表达了雅典人内心深处的信念，但那些懂得其主旨在演说结尾处才表述出来的人总是以事后认识的可悲聪明来阅读这篇演说。然而，对dynamis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信念尽管也许不长久--当最初的政治哲学形成时，这种信念便到了末日--但是，这种信念的存在足以使行动上升到viaactiva等级的最高层，并指出言语是区别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言行两者赋予了政治一种尊严，这种尊严甚至在今天还没有全部消失。

    伯里克利论述中极为清楚的东西--附带提一句，像荷马史诗中一样清楚--一是在于，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所蕴含的内在涵义不受胜败的影响，不受任何最终结果、不受其结局是好是坏的影响。与人的行为不同--古希腊人像所有文明人一样，按"道德准则"来判断人类行为，一方面考虑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另一方面又考虑目的与结果--行动只能用伟大这一标准才能加以评判，因为行动的本质是突破平凡达至非凡，日常生活中不管什么对的东西将不再适用，因为每一现存的事物都是独一无二和suigeneris的。因修昔底德或伯里克利都很清楚，当他意识到雅典的荣耀之举在无论哪里都留下了"对其善行恶举的永恒回忆"时，他已经突破了日常行为的通常准则。政治的艺术教导我们如何创造伟大和荣耀--用德漠克利特的话说，即tamegalahattamPra。只要城邦还在那里激励我们挑战"非凡"，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如果城邦衰败，一切也将不复存在。国动机和目的无论多么纯正、宏伟，都决不是唯一的，它们就像心理品质一样，是不同类型的人具有的不同特征。因此，伟大或每一事迹的独特意义，只能存在于行为本身之中，而不是存在其动机或成就中。

    正是坚持把这生动的行为和话语看作是人类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业绩，才使得它在亚里士多德的energeia（现存性）一词中被概念化了，他用这个词指所有不追求目的（它们是ateleis）、也不留下任何作品（没有Par'autuserga）的活动，而只是在行为本身中穷尽其全部意义。正是从这种完整的现存性的经历中，"自行终结"的悻论获得了它最初的涵义；因为在这些言行国的例子中，目的不被追求，而只存在于活动本身中--这种活动于是成了一种实在性（entelecheia）；作品不是随之而来的东西，它有别于过程并体现在过程中；行为表现就是作品，是现存性（efley排i引。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仍然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中的利害关系是什么，这就是ergontonanthropon（"人的作品'，）。如果他把"作品"界定为："生活得更美好"，那么他就十分明确地表明这里的"作品"不是工作产品，而仅仅存在于纯粹的实现中。这种独特的人类业绩完全在手段和目的一类之外；这种"人的作品"没有目的，因为完成它的手段--德行或善行--虽然不具备可能或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品质，但它们本身就是"现状"。换言之，达到目的的手段早已是目的，这一"目的"反过来不能在其他方面被当作是一种手段，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达到这种现状更高级的东西了。

    不时阅读自德漠克利特与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就像听到作为纯现状的言行的古希腊前哲学时代的经历的微弱回声一样，政治是一门从属于艺术的techne，一种类似于医疗或航海之类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就像在舞蹈者或戏剧表演者的表演中那样，"产品"与表演行为本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衡量对言行（它们只在现状之中）发生了什么，因此，当我们听到摩登社会以一种其早期特有的奇特的、坚定的连贯性对言行必须说些什么时，我们就能衡量政治领域中的最高级活动。当亚当·斯密区分所有依赖表现的职业--如军职、"牧师、律师、物理学家和歌唱家"与"卑贱的服务性职业"（最低等的、最不具生产性的"劳动"），便暗含了言行所发生的关键性退化。正是这些职业--医疗、长笛演奏、戏剧表演--给古代的思想活动提供了体现人类最高级、最伟大活动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