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行动的结果是无限的、难以确定的。既然行动只是对那些有行动能力的人起作用，那么反应除了作为一种回答外，就一直成了一种自行其是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新行动。这样，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应就再也木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进行，再也不能牢固地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仅仅是政治行动独有的特征，就狭义的无限性一词而言，似乎人们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相关者之数量无限性的结果，这一人数上的无限性可能受到忽视，其原因在于人数的无限性会促使人们顺从于一种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状况；在限制性最强的环境中的一项最不起眼的行动，也会蕴含这种相似的无限性，因为一项行动，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所有的局面。

    此外，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虽然人类事务的领域中存在着各种限制与界限，但它们从未提供一个框架，以使新生的每一代人在其融入社会时能够用它来抵抗外部力量的袭击。一般来说，人类制度与法律以及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所有事物的脆弱性，来自人类出生的状态；这种脆弱性与人类本质上的脆弱性无涉。界定私有财产、确定每一居家的范围，保护并使一个民族的物质认同成为可能的领土界线，以及保护并使个体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这些对于人类事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限制性、保护性的原则不会从人类事务领域中的各种活动中自行产生。就像领土的边界从未完全有效地预防过外来的攻击行动一样，法的限制性规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攻击行动。行动的无限性只是其建立多种关系的非凡能力（即行动的特殊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节制、不逾矩的古老美德之所以确实成为非常受推崇的一种政治美德，其原因也在此；就像同样为人所知晓的政治诱惑确实就是hubris--古希腊人（他们经历了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对此深有所知--而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权力欲。

    然而，尽管我们在每个政治体系中发现的各种限制和界线可能防止行动固有的无限性，但是它们无助于抵消行动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即行动固有的不可预见性。这不只是一个无力预告特定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中，电子计算机能预告未来，它还直接来自故事。作为行动的结果，一旦伟大辉煌的业绩转瞬即逝，成为过去，那么故事也就开始并逐渐展开。问题在于，作为结果的故事无论其内容和特征可能是什么，它是在私人生活中展现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它包括了众多的行动者还是少数行动者，故事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它结束时才体现出来。同制作相比较--在制作中，评判最终产品的光彩，它是由工匠的眼睛事先感觉的形象和模型提供的--阐明行动过程，甚至所有历史过程的"光彩"只在过程的终点才显现，而此时通常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作古。行动只是向放事叙说者--即对"朝后看"的历史学家袒露自身，这些历史学家总是比故事参与者知道得更多、也更懂得故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虽然行动者也许很少能对各种目标、目的与动机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他们自己所说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历史学家手中有用的资料；并在意义与真实性方面决不能同历史学家的故事相提并论。故事叙说者讲述的东西有必要避开行动者本人--至少，只要他处于行动过程中或承担其后果时就应该如此--因为对他来说，其行为的意义不是体现在随之而来的故事中。即使故事是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解和"创作"故事的人仍然是故事的叙说者而非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