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希腊人的解决之道

    结果的不可预见性是同言行的展现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在言行中，一个人在展现自我时既未能洞悉自我，也未能预先对他显示的对象作出考虑。古谚语说，"人死之前，谁也不能被称为eudaim6n（善良的精灵）"。如果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悟出这一老生常谈的最本源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谚语也许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甚至这一谚语的拉丁译文（在罗马已是众所周知、老掉牙了--nemoantemontenbeatusessedlclpotest）也没能传达出这一含义，尽管它也许激发了基督教的这一实践--只是在基督徒平安离世许久以后才赐福给他。因为endal－monia既不指快乐也不指天福；它无法翻译，甚至无法加以解释。它含有福祉的意思，但又不带任何宗教意味；它字面上的意思有些类似于daimon（享有的平安）。

    daimon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并成为每个人独特的身份象征，但它仅仅对另外的人展现、因而在他人眼中才是可见的。因此，与快乐（它是一种短暂的心绪体验）不同，也与好运（一个人在生活历程的某些时期可能拥有它，而在其他时期则不然）不同，eudaimonia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这一状态既不面对变革，也不能影响变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想要eudaim6n"和"已获得euctalmon"是一样的？就像"想过得好"和"已经过得好"一样，只要生命在继续；它们不是一些改变一个人品质的状态或活动；就像正在"学"和"已经学会"那样，它表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完全不同的特征。

    人的这一无法改变的特征，尽管在言行中无形地展示自己，但只有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生活的故事中才成为有形的；但如此，它就能被人所知，即在故事结束后，它能作为一个可感觉到的实体被我们所把握。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它不存在），也不是所有个人优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这一本质--只有在生命已逝时才能形成，除了一个故事再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世上。因此，任何旨在"本质性的"生命存在，旨在给后人留下一个将赢得"不朽"名声的故事和一种特征的人，不仅必须不惜以生命来冒险，而且还应当像阿基里斯做过的那样，明确选择一种短暂的生命和过早的死亡。只有一个其生命的延续不超过其卓越表现的人才能无可置疑把握自己的特征与可能的伟大，因为他从初始的生命进程的可能性结局与延续中步入死亡。阿基里斯的故事带给人们的富于经典意义的启发在于，它表明eudaimonia幸福）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通过超越生活的延续性（在这种生活历程中我们逐步地展示自我），通过仅有的一项业绩来对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作出概括，人们才能确信幸福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样，这一行动的故事才同生命一道走向终点。即使是阿基里斯也确实离不开讲故事的人--诗人或历史学家--因为没有他们，他所做过的一切将都是徒劳的。但他确是绝无仅有的"英雄"，因而也是将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都表现出来，并传递给故事叙说者的英雄。这样，好像他不仅已展现了自身生命的故事，而且同时还"创作"了这个故事。

    毫无疑问，行动这一概念富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相对说来不受不可预见性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困境的影响。如此，它成了古希腊行动的典范，并以所谓痛苦精神的形式影响了那种急于展现自我、以期同他人一比高下的狂热冲动--这是流行于城邦国家中的"政治"概念的基础。这种广泛影响不同于后来的影响，它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古希腊人不把立法行为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立法者就像城墙的建造者，是一些在政治活动开始之前就必须行动和结束自己工作的人。因此，人们对待他就像对待任何一个工匠和建筑师一样，他被称作外邦人，并无需公民资格就可以得到任命。而加＊teuesthai的权利，从事最终在城邦内部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权利，则完全限于有公民权的居民。对他们来说，法律就像环绕城郊的城墙，不是行动的结果而是制造出来的产品。在人们开始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一个其中所有行动都会随之发生的限定性空间和结构，空间是城邦的公共领域，而结构则是法律；立法者和建筑师因而属一个类别。但是，这些有形实体本身不是政治的内容（不是雅典，而是雅典人才是pollS），它们应得的忠诚也和我们所了解的罗马式的爱国主义不同。

    不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已把立法和建立城邦提升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等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扩展了希腊人行动和政治的基本经历，以理解后来演化成为罗马的政治天才的东西--立法和建立城邦。相反，苏格拉底学派转向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前政治的，因为他们希望抵制政治和行动，在他们看来，经由投票进行的立法与法令执行是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活动，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像工匠一样行动"：他ff］行动的结果是一个有形产品，其过程有一个可以认识的结果。国这样，这种活动就不再是，或者确切地说不是行动（praxis）了，而只是制造（POigsiS）（这是他们偏爱的，因为它具有可靠性）。这就好像他们说过，倘若人们只是因为行动的无效性、无限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而放弃自己的行动能力，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弥补人类事务脆弱性的方法来。

    这种补救方法破坏人际关系本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从私人生活领域（它在一种施恩者与爱惠者的关系中）的行动中所举的极少例子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以坦率地摒弃道德说教（这恰是古希腊的但并非古罗马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