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而进行转化。思考活动如同生命自身一样无情和重复，思考究竟是否有意义这一问题就像追寻生命意义的问题一样，成了无法解答的谜；思考的过程是如此深刻地穿透整个人类存在，以致于它的起始和终结与人类生命本身的起始和终结完全一致。因此，尽管思考使技艺者产生了现世最高的生产效率，但思考并不是他的特权；可以说，只有在他由于好高骛远而失败的地方，在他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与物质或智力需要毫不相关，与人的物质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望毫不相关）的地方，思考才开始成为他的灵感的来源。另一方面，认知不仅仅贯穿于智力或艺术工作过程，而且也贯穿于所有的工作过程；像制作本身一样，它是一个具有起始与终结的过程，其有用性能够被测定，如果这一过程不产生结果，它就会失败，正如当木匠生产出一张两条腿的桌子时其技艺就已失败一样。科学上的认知过程与制作中的认知功能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经由认知产生的科学结果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增加了人类的技能。

    进一步讲，思考和认知都必须与逻辑推理能力作一区分，后者主要通过诸如在从不证自明的陈述中推论，在一般原则下将特殊事件归类，或者维持环环相扣的结论的技巧中得到表现。在这些人类的能力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一种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在不止一个方面与动物性人类同自然界进行的新陈代谢中所发展起来的劳动能力非常相似。我们通常将依赖于思维能力的精神活动称之为智力，并且这种智力确实可以通过智力测验加以衡量，一如体力可以通过其他测试来测定。它们的规律，即逻辑的规律像其他自然规律一样可以为人所发现，因为它们最终扎根于人类大脑的结构之中。而且，对于正常而健康的个人来讲，它们具有与规范我们人体其他功能的必要的驱动力相同的强制力。正是人类大脑的结构才迫使我们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如果人类确实是摩登时代意义上理解的理性动物，换言之，这一动物种类因它具有高级思维能力而与其他动物相异，那么新近发明的电子机器（它时而令其发明者惊慌失措，时而令其发明者困惑不解，远比人类"聪明"）的确成了一些homuncu＊事实上，它们像所有的机器一样，在由来已久的分工制度将一切操作分解为最简单的构成动作（例如重复性的动作替代了繁复多样的工作）之后，只不过成了人类劳动能力的替代物和人为的改进罢了。机器的巨大威力通过其速度而显现，其运转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思维能力的速度；正是由于这一非凡的速度，机器使繁复多样的工作成为多余，而它则是前电子时代加速分工的技术工具。巨型计算机证明了摩登时代错误地相信了霍布斯的这一看法：即理性在"重视结果"的意义上是人类最高、最富有人性的能力，证明了马克思、柏格森或者尼采等生命与劳动哲学家正确地观察到的这种类型的智力（他们误认为是推理能力）仅仅是生命过程本身的一种功能而已，或者正如休漠所言，仅是一个"情感的奴隶"。显然，这种思维能力及其所进行的令人深信不疑的逻辑活动都不能构建起世界，它们与生命、劳动及消费的强制性活动一样都是无世界的。

    古典经济学中一个显著的脱节之处在于，那些以其言行一致的功利主义现为荣的理论家却常常对纯粹的功利悲观失望。作为一条规则，他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的工作生产率与其在于它的有用性，不如在于它产生持存性的能力。就这种脱节而言，他们心照不宣地承认他们自己的功利主义哲学缺乏现实性。因为，尽管一般东西的持存性只不过是永恒的一种微弱反映（只有最具现世性的东西--艺术作品才具有这种永恒），但是这一特性--在柏拉图看来因其接近不朽而变得神圣--却是作为东西的一切东西中固有的，而且正是这一特性或缺乏这种特性才使它从其形状中闪现出来，并使它美丽或者丑陋。诚然，一个普通的使用对象并不美，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变美。然而，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形状或看起来形状如何，都无助于成为美丽的、丑陋的或美丑兼有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必然会显现，但若无自己的形状，任何东西都无法显现；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不以某种方式超越其功能性使用的东西，其超越、其是美或丑，与公开显现及被看见是完全相同的。同样道理，任何东西（在其纯现世性存在中）一旦完成，就超越了纯工具性的范围。评判事物优秀性的标准不仅仅在于它的有用性，好像丑陋的桌子将会实现与漂亮桌子一样的功能，而且还在于它所应展示的形象是否具有充分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这也就是精神形象是否具有充分性，或更确切地说，由灵魂的眼睛看到的形象--这种形象先于其入世并在其可能的毁灭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甚至对使用性东西的评价也不仅仅根据人们的主观的需求，而且还根据世界的客观标准，这些东西将在这一世界里找到其存续、被看见和被使用的场所。

    人造的俗物世界，即由技艺者构建的人类技能，成了终有一死的人类的家园，这一家园将长久存在，并超越人类生命和行动的不断变化的运动，其原因仅仅在于它超越了生产用来消费的东西的纯功能至上和生产用来使用的东西的纯功利性。非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人在生死之间经历的期限）在行动和语言中来展现自己，这两者与生命一样有一种基本的无效性。"丰功伟绩与豪言壮语"在行动和语言一旦逝去之后将不会留下丝毫可以得以长久的痕迹。如果动物化劳动者需要技艺者帮助其减轻劳动以及消除痛苦，如果终有一死的生灵需要他的帮助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家园，那么行吟着的人类就需要技艺者竭尽全力的帮助，也就是说，需要画家、诗人和历史编纂者、不朽功勋的创造者及作家的帮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他们活动的唯一成果即他们演出及讲述的故事都将不复存在。为了使这个世界成为其始终意欲成为的样子，即地球上活着的人们的家园，人类技能就必须成为一个适合于安置行动和语言的归宿，因为行动不仅对生命的必要性全然无用，而且与制作活动（世界本身及其万物即经由制作而产生）的多样性具有本质的不同。这里，我们无需在柏拉图与普罗太戈拉之间作出抉择，或者断定万物的尺度究竟应该是人抑或神；所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这一尺度既非生物生命和劳动的必然驱动，也非制作和使用的功利性工具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