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身体的劳动，双手的工作”

    "劳动"（Labor）与"工作"（work）之间的区别由于太显而易见，反而被人们忽略了。我要提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点与众不同。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很难发现有只字片语（无论在前现代社会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还是现代大量的劳动理论中）涉及这两者的区别。即使有少些论述，在其作者那里也未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然而，与这种历史上的奇缺性相比，却有一种很有说明性的证据，即古代和现代的每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有两个从词源上讲毫不相干、但却可以令我们联想到同一种行为的单词，并保留着表面上一贯的同义用法。

    因此，洛克说"劳动的身体，工作的双手"，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语中有关"工匠"和"诸如用身体换取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奴隶和驯兽"的差别（虽然在这里，"劳动"与"工作"已被视为相同的两个词，因为这里使用的是"工作"而非"劳动"）。然而这里还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从语言学角度看，古代与现代语言都将这两个词作为不同义的词来处理的，它们的名词形式各不相同，于是我们又一次从中寻找到了完全的一致性。"劳动"（当用作名词理解时），从未被用来指完成的"产品"（即"劳动的结果"），但一直是一个可归入动名词一类的名词化的动词，而"产品"总是一成不变地来自工作一词，即便当流行的用法紧随实际的现代发展，以致"工作"的动词用法变得过时时也是如此。

    为什么当代对"劳动"与"工作"的差别不在意，因而也不去发现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一种摆脱生活必需品的急切努力，一种对任何最终毫无建树的努力的不屑一顾），随着城邦居民越来越高涨的需求，以及他们坚持不参加任何活动（政治活动除外）而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它发现干任何事情都需付出努力。在城邦国家成熟前的早期政治习惯中，只是对奴隶、俘虏以及自由工匠作了区分。俘虏是被征服的敌人，并被战胜者带至自己家中当作家仆，就像其他战利品一样。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主人一家。而自由工匠则是一些可以在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自由出入的人。后来的时代甚至改变了这些工匠的称谓（梭伦至那时仍把这些人看作是雅典娜同赫菲斯塔斯的儿子），他们被叫作"banausoi"，即主要兴趣不在市场买卖而只在其艺术作品的人。直到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起，城邦才开始以职业所需付出的精力来区分职业，以致于亚里士多德称一些"对人的身体最有损害的"职业是最"卑贱"的职业。显然亚里士多德不承认"tanau

    －si"是城邦公民，但他接受牧羊人和画家为公民，而不接受农民和雕塑家为公民。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古希腊人除了瞧不起劳动，他们还有一套怀疑工匠，确切地说，怀疑技艺者的智力的理由。不过，这种怀疑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包括像赫西奥德那样据称赞扬劳动的评价）都建立在这一信念上--满足身体所需的身体的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因此，只要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工作，尽管没有什么劳动存在于其中，也被视作为一种"劳动状态"。可见，不同时空的人们对工作的划分、评价也是不同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人对劳动与工作的蔑视仅仅是因为奴隶在进行这样的活动，这其实是现代历史学家有失偏颇的一种看法。古代人则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认为有必要占有奴隶，因为所有具有奴隶性质的工作有助于维持生活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古代人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这一奴役是人类生活条件固有的。由于人类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只有通过控制某些人--他们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劳动--才可以获得自由。奴隶很卑贱、很低下，这是他们命不好，这种命甚至比死亡更糟，因为奴隶是与驯服的动物无多大差别的异化的人类。因此，奴隶身份的变化（如主人解散他们，又如整个政治环境变化使得某些原来属私有领域的工作上升为公共领域中的工作）自然会弓起奴隶"本质"的变化。河

    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尽管后来并非如此）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工具，而只是试图把劳动逐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尝试。人类生活方式中与动物生活方式共有的部分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的生活方式（顺便说一下，这也是希腊有关奴隶生活方式是非人类的理论受到误解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他一直都是奴隶制的忠诚拥护者，却在临终前释放了所有家奴--也许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言行不一"。他否认的不是奴隶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认为只要是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入"这一字眼中用的"动物"，与animal

    rationale中所用的"动物"虽为同一个词，但前者的用法世人皆认可，而后者的用法似乎还有待商榷、

    animallaboran（动物化劳动者）其实是动物的一种，至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

    因此，古典时期人们忽略劳动与工作的区别也就不足以令人感到惊讶了。长期以来，私人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之间的差别、家庭成员之一的家奴与一家之长之间的差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只剩下一个划分标准-一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投放在私人领域还是投放在公共领域？以及其目的是为私还是为公？随着政治理论的兴起，哲学家甚至抹杀了这些至少能区分某些活动的差异，因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对所有类似的活动进行仔细分类。在他们那里，政治活动甚至被提升到了必需品的程度，因而成了vita

    activa中所有连接方式的标准。此外，我们也无法求助于基督教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接受哲学家的区分并加以精炼，大多数人的宗教、少数人的哲学，赋予了这种区别以普遍的有效性，并对所有人产生约束。

    不过，摩登时代倒转了所有的传统（行动与沉思的传统排列与vita

    activa中的传统等级一样），它赞扬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并将animal

    laborans提升到了与animal rational 相提并论的地位--本来就不应该只产生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动物性劳动者和技艺者，即"身体的劳动"与"双手的工作"被作了明确的划分），这一点乍看之下令人感到吃惊。相反，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则是"有生产力的劳动"与"无生产力的劳动"之间的差别；其次是"有技术的工作"与"没技术的工作"之间的差别；最后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种差别看来似乎更重要，更具有意义。不过，在三者中，只有第一种差别才真正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因而该领域中两位最伟大的理论家--一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各自将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它之上，这并不是偶然的。摩登时代将劳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于"劳动的生产力"，马克思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劳动（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或劳动（而非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是整个摩登时代赞同的最激进、最一贯的表述。

    此外，斯密和马克思都蔑视"无生产力"的劳动，认为这种寄生性质的劳动实为"劳动"的变异形式，它不会产生任何丰富物质世界的东西，这一看法与摩登时代大部人的看法不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