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同样地，他也谴责食利的不义性。他认为，食利是一种“用虽然合法但不公平的手段叫别人供养自己吃闲饭的方法”（见本书第36页）。因此。他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劳动人民有可能得到自己所创造的全部的劳动财富，并用自己不需要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格雷断言，如果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每年再得到近四十英镑的收入，那末，他们就能够绰绰有余地购买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自然，他们的生活也就会过得十分愉快。
格雷的《人类幸福论》的最有价值的一面，在于它论证了价值是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都为不参加生产的资本家和地主攫为已有，指出这是同以公平交换为前提的价值规律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从而要求把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还给他们。正如恩格斯对整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那样，格雷也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以攻击资本主义生产”①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编者序第17页。
但是，我们在《人类幸福论》中也发现了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格雷的一般历史局限性和他的阶级局限性。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全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的。他们宣称，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还要改善社会上养尊处优的那些成员的生活。这一点在格雷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剥夺去将近五分之四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生活的贫困，另一方面却又怜悯剥夺他人劳动产品的非生产者的处境的困难，认为在充满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阶级得到的财产数量，是他们的服务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债主和房东得到的财富，是他们靠放债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见本书第62、63页）。在格雷看来，连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不但要取消剥削，让劳动人民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且还应该废除竞争，以便让商人、债主和房东得到最大数量的收入。格雷这种同时要改善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的状况的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历史使命，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是整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种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格雷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却把剥削制度同剥削者严格划分开来，认为剥削的过错在于制度，而不应归罪于任何一个个别的人，甚至任何一个阶级。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由于他无力判断的情况而偶然处于压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怀有一点点的敌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见本书第30页）
从这一种观点出发，格雷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最不赞成采取暴力手段来消除贫困；我们相信，暴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长期的改善。”（本书第36页）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社会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进行任何政治争论，甚至应放弃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在格雷看来，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说明目前制度的错误，并且提出一个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政治斗争就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整个空想社会主义叫做“非政治的社会主义”①。
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页。
除了上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外，在格雷身上还存在着由于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所产生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也是格雷同欧文发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欧文把私有制看作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因而坚决主张加以废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说要保存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他说：“这里所谈到的计划，和欧文先生的计划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将是有益的，它会向全世界证明，利益的一致跟个性和跟财产的差别完全是并行不悖的”（见本书第69页）。这几句话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见解。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按照社会主义协作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看作一项首要任务。他们力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消除社会的贫困，从而达到改善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却从深受市场价格波动之苦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把组织流通摆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只有彻底改革商业制度才有可能使人们得到重大的福利”（见本书第65页）。正是这一种观点促使格雷后来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提出“劳动货币”的学说，企图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基础上用“劳动货币”来克服商品销售的困难，消除所谓货币对于商品的权力。
不过，格雷上述的错误见解，在《人类幸福论》中还不曾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和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揭露。正是基于这一个理由，格雷的《人类幸福论》一直被看作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本优秀著作。
郭一民
196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