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已经全部完成。机器生产逐渐排斥了手工劳动而在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期间，英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大批出现。与此同时，英国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和壮大。 但是，英国的产业革命给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极端的贫困和深重的苦难。机器生产使广大的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使农民群众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之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工厂直接受资本家剥削外，其余的变成了失业的常备军，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同时，新的工业装备又使得资本家有可能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并对他们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们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弄得精疲力尽，而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微薄，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的居住条件同样也很恶劣，经常是一家数口挤在一个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由于过度的劳动，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现象十分严重。至于失业工人的境况更是非常悲惨。
失业、贫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长期对法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后果，都促使英国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由内心的不满而逐渐发展为自发的斗争。不过，工人们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归咎于机器。因此，有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811年至1812年间，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相当广泛的规模，直到1819年的工人运动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的教育之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以上就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思想观点形成的历史背景。
约翰·格雷1798年生在苏格兰，卒于1850年。幼年家贫，十四岁时就因生活所迫离开学校，到伦敦的一些大工厂和大商号中工作，开始独立谋生。由于工作关系，他到过英国的许多地方，结识了各行各业的不少人士，有机会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后来，格雷对他所接触到的这些实际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观点。他曾这样说：“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无论全部或局部，都非剽窃自任何人的。”虽然，格雷在他活动的初期，曾经赞同并宣传欧文的一些观点，可是在某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始终同欧文有着严重的分歧。
1825年，欧文的忠实弟子亚伯拉罕·寇耳布在格拉斯哥附近创办合作公社，格雷起初很想加入，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同公社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就在同一年中，他却写了一本“专门为了捍卫欧文计划”的著作。这本书就是《人类幸福论》。
《人类幸福论》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卓越的文献之一。由于它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同时又写得深入浅出，文笔动人，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因而成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英国工人们最喜爱的一本读物。
格雷在《人类幸福论》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现为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房；后者表现为人都具有求知欲。他说，在这两种自然的需要没有获得满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着，格雷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在物质需要上得不到满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满足。因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都是不幸的。
正如英国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汤普生和布雷一样，格雷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也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作为武器的。格雷特别强调“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适的一切东西，都是人类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本书第11页）。他把社会上每一个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成员都叫做非生产者。这些人中除了向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的医生、艺术家和教师外，绝大多数都是无益的成员，他们都是靠生产阶级而生活，也是向这一阶级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税”。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视，而越是能够靠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别人劳动的人，却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必须把这种情况整个颠倒过来。
在旧社会中，劳动人民虽然创造了一切物质财富，养活了整个非生产阶级，而自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据格雷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在这里，格雷引证了英国统计学家科胡恩的著作，指出英国生产阶级在1812年生产了总数约为四亿二千六百二十三万零三百七十二英镑的财富。生产阶级中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本来平均可以分到五十四英镑。然而，他们实际上只从其中取得十一英镑，也就是说，只取得他们本身的劳动产品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其余的部分都披非生产者用地租和利息的形式所夺走。
接着，格雷尖锐地批判了地租和利息的剥削性。他说，既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基础，那末地主不参加任何田间的劳动，到时候却把别人的劳动攫为己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