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神话乃是近亲。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它们的协作是如此明显，以致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们乃是同根而生的两股分枝。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发现他具有言语的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的影响。因此，把这两种人类独具的特性归之于同一渊源，对于哲学人类学来说，是颇有诱惑力的。这样的尝试是常有人做的。麦克斯·米勒F.Max

    Müller就曾发挥出一个古怪的理论，把神话解释为只是语言的一种副产品。他把神话看成是人类心灵的某种病态，而其原因则需在言语能力中去寻找：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根据米勒的看法，神话正是起源于这种语言固有的含混性并且总是从中寻取精神的养料。米勒说：

    “神话学的问题在事实上成了心理学的问题。并且，由于我们的心灵主要是通过语言才对我们成为客观的，这个问题于是也就成了语言科学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神话称作语言的病态，而不称为思想的病态的缘故。……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语言的病态同时也就是思想的病态……把至高无上的上帝说成是犯下了一切罪恶的、被人欺骗的、对妻子发怒对孩子粗暴的存在者，这无疑是一种病态、一种思想状态异常的明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疯狂的明证。……这是一个神话病理学的病例。……

    古代语言是一种很难掌握的工具，尤其对于宗教的目的来说更是如此。人类语言除非凭藉隐喻就不可能表达抽象观念；说古代宗教的全部词汇都是由隐喻构成，这并非夸张其词。……这就是经常发生各种误解的根源，其中有许多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与神话中一直保持着它们的地盘。”

    但是，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看作只是一种畸型，看作某种精神的病态，这简直不能算是对它的一种适当的解释。为了理解神话和语言在原始人那里仿佛是孪生兄弟这一现象，我们并不需要这种莫名其妙牵强附会的理论。神话和语言二者都是基于人类的一种很早很普遍的经验，一种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的经验。一个儿童早在学会说话以前，就已经发现了与他人交流信息的其它更简便的手段。遍及于整个有机界的那种由于不安，痛苦和饥饿，畏惧或恐怖而发出的叫喊，〔在人这里〕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本能反应，因为它们是在更有意识更为自觉的方式下进行的了。当无人照料的婴儿以多多少少清晰的哭叫声来要求母亲或保姆来到自己身边时，他知道自己的哭叫能有意欲的效果。原始人把这种最初的基本的社会经验转移到了自然的总体上去。对原始人来说，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可把这两个领域分离开来。自然界本身不过是个大社会一一生命的社会。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巫术语词的用处与特殊功能了。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在原始人心中，在无数情况下所体验到的语词的社会力量，成了一种自然的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原始人感到他自身被各种各样可见和不可见的危险包围着，他不能指望仅仅以物理的手段来克服这些危险。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无声无嗅的死寂的世界，而是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世界。因此，如果能以适当的方式向自然力提出请求，它们是不会拒绝给予帮助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抗拒巫术的语词，诗语歌声能够推动月亮carmina

    vel coelo

    possunt deducerelunam。

    当人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这种信念乃是虚妄的，认识到自然的无情并非因为它不愿意满足人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不理解人的语言，这时对人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他不得不面临一个标志着人的理智生活和道德生活之转折点和危机的新问题。从那时起，人一定发现他自己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从而被极度的寂寞感和彻底的绝望感所笼罩。如果他不能发见一种在拒斥巫术的同时又能另辟一条更富希望之路的新的精神力量，那他简直就不可能摆脱这种寂寞感和绝望感。人们试图凭藉巫术语词来征服自然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但也因此，人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了。语词的巫术功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语词的语义功能。语词不再具有神秘的力量，它不再具有直接的物理的或超自然的影响力。它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本性，也不能左右诸神或魔鬼的意志。但尽管如此，它并非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无力量的。它并非只是声音的振动flatus

    vocis，并非只是一阵空气的轻微波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

    这个转折发生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古代自然哲学家”σι

    αρχαιοιφνοιολογοι这一类希腊思想家。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现象世界上。他不承认在现象世界即“变”的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介更高的领域，一个纯“有”的理想秩序或永恒秩序。然而，他并没满足于变化的单纯事实，而是力图寻出变化的原则。根据赫拉克利特的看法，这种原则不应在物质事物中寻找：不是物质世界而是人类世界，才是正确解释宇宙秩序的关键所在。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这个方法——以语言为中介而不是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那我们就找不到通向哲学的道路。虽然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甚至连语词、逻各斯也并非只是人类学的现象，它并不囿于我们人类世界的狭隘范围，因为它具有普遍的宇宙真理。但是，他已不把语词看成是一种巫术的力量，而是从语义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了。赫拉克利特写道：“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

    早期希腊思想就这样从自然哲学转到了语言哲学。但是在这里又遇到了新的重大困难。或许再没有什么问题比“意义的意义”更令人困惑不解和众说纷纭的了。即使在今天，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也仍然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古代哲学不可能全面地直接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只能给予一个尝试性的解答。这个解答，是根据早期希腊思想普遍接受并且似乎是牢固确立了的一个原则所作的。当时所有不同的学派——不管是自然哲学家还是逻辑学家——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即如果在认知主体与被认知的实在之间没有一种同一性的话，那么知识这种东西就是无法解释的。唯心论与实在论虽然在这个原则的运用上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承认这个原则的真理性。巴门尼德宣称，我们不可能分离存在与思维，因为它们是同一的。自然哲学家们则在一种严格的物质意义上来理解和解释这种同一性：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人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里也存在着自然界到处发生着的同样的元素组合。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精确副本，使得对大宇宙的知识成为可能。正如恩培多克勒所说：“我们是以自身的土来看土，以自身的水来看水；用自身的气来看神圣的气；用自身的火来看毁灭性的火。更用我们的爱来看〔世界的〕爱，用我们可厌的恨来看它的恨。”

    如果接受这个一般理论，那么“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意义必须根据存在来解释。因为存在或实体，是把真理与实在联系结合起来的最普遍的范畴。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至少是部分的同一性，一个语词就不可能“意谓”一个物。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一定是自然的联系而不是约定的联系。没有这样一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前提它不是产生于一种语言理论而是源于一种一般的知识理论，我们也就直接面临着拟声说，似乎只有这个学说才能在词与物之间搭起桥梁。但是，这座桥梁在我们第一次打算利用它时，就已有崩坍的危险。在柏拉图看来，只要把拟声说的一切结论都发挥出来，就足以驳斥这个学说本身了。在柏拉图的对话《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以他的佯装无知的方法接受了这个学说，但是他的接受仅仅是打算以拟声说自身固有的荒谬背理性来毁灭掉它。柏拉图对这种认一切语言起源于声音摹仿的理论的叙述，是以滑稽而讽刺的方式结束的。但尽管如此，拟声说仍然流行了许多世纪。即使在当代文献中它也绝没有消失，只是已经不再以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那种幼稚的形式出现了。

    反对拟声说的明显理由就在于，在分析普通言语的语词时，我们在大部分情形中根本找不到声音与对象的这种假定的相似性。不过，只要指出人类语言从一开始起就经历着变幻衰灭，那么这个困难是可以消除的。因此我们不能使自己满足于语言的现存状态。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古希腊语法家和哲学家们使用的最初的词源学，其缺点是缺乏理论的或历史的严密考虑。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没有出现任何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的词源学。直到那时为止，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各种最离奇古怪的解释都很容易得到承认。除了肯定的词源学以外，还有著名的悖理推论类型的否定的词源学。只要这些理论体系没有被驳倒，关于在词与物之间有着自然联系的理论在哲学上似乎就是正当而可辩护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一般的考虑从一开始起就妨碍着这个理论。古希腊智者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甚至说，智者派的知识理论毫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说的派生物和必然结论而已。然而，在赫拉克利特和智者派之间，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区别。对前者来说，语词、逻各斯，乃是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原则，它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客观有效性。但是智者们却不再承认被赫拉克利特看成是万物及宇宙和道德秩序之根源和第一原则的那个“神圣的语词－逻各斯”了。在语言理论中，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人类学起了主要的作用。人成了宇宙的中心。用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来说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因此，在物理事物的世界中寻找对语言的解释，那是徒劳无益的。智者们建立起了一个研究人类言语的新的更简单的方法。他们是最早有系统地讨论语言学和语法学的问题的。然而他们并不是在单纯的理论意义上来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语言的理论还必须完成其它更迫切的任务：它应当教会我们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如何说和如何做。在五世纪的雅典生活中，语言成了为明确具体的实践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语言是最有力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任何人都别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正确地运用语言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磨炼，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智者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知识分枝：不是语法学也不是词源学，而是修辞学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对象。在他们关于智慧sophia的定义中，修辞学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所有关于语词名称的“真理性”和“正确性”óρθóτηs的争辩都成了无用的和多余的了。名称并菲旨在表达事物的本性，它们并没有客观的对应物。它们的真正任务不是要描述事物，而是要激发人类的情感；它们并非只是传递观念或思想，而是要促使人们去行动。

    至此，关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我们已经得到了三重概念：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践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这些解释看来都是不切题意的，因为它们全都没有注意到语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人类最基本的发音并不与物理事物相关，但也不是纯粹任意的记号signs。无论是自然的存在φσειν还是人为的存在θσει都不适用于形容它们。它们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但是它们与外部对象的性质毫无关系。它们并非依赖于单纯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更深的根源。它们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感叹，是突进而出的呼叫。这种感叹说由一个自然科学家——希腊思想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提出来，决不是偶然的。德谟克利特第一个提出这个论点：人类言语起源于某些具有单纯情感性质的音节。稍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又根据德谟克利特的思想而力主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对语言理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它还以几乎相同的形式出现在维柯和卢梭这样一些思想家之中。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感叹说的巨大优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这里，我们似乎不必再只是单纯地依赖于思辨，我们已经发现了若干可证实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限于人的领域。人类的言语可以归溯到自然赋予一切有生命物的一种基本的本能：由于恐惧、愤怒、痛苦或欢乐而发出的狂叫，并不是人类独具的特性，而是在动物界中到处可见的。再没有什么能比把言语这个社会事实追溯到这种一般的生物学原因更貌似有理了。如果我们接受德谟克利特及其弟子与追随者们的理论，语义学就不再能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成为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一个分枝了。

    然而，这种感叹说只是在生物学本身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基础时才臻于成熟。仅仅把人类言语与某些生物学事实联结起来还是不够的。这种联系必须建立在一个普遍原理之上。这样的原理是由进化论提供的。当达尔文的著作出版时，以最大的热情对之欢呼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也包括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Schleicher--他最早的一些著作表明他曾是一个黑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变成了达尔文的信徒。达尔文本人一直是严格地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研究他的课题的。然而他的一般方法是极易应用于语言现象的，并且甚至在这个领域他似乎也开辟了一条前所未知的蹊径。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达尔文指出，富于表情的expressive声音或动作是由某些生物学需要所支配，并依照一定的生物学规律来使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老的语言起源的不解之谜就能以严格经验的和科学的方式来解答了。与此同时，人类语言不再是“国中之国”，而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天赋。

    然而，这里仍然有着根本的困难。关于语言起源的生物学理论的创导者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从感叹词到言语有一条直接的通道。但这种假设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而已。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人类言语的单纯的事实而是它的结构。对这种结构的分析才能揭示情感语言与命题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并不是同一层次的。即使从发生学上来说把二者联结起来是可能的，但从这一类型到另一相反类型的过渡在逻辑上也总是有一个从这一个种到另一个种的过渡问题metabasiseis

    allo genos。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生物学理论曾经成功地消除过这种逻辑上和结构上的差异。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任何动物曾越过了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的分界线。所谓的“动物语言”总是全然主观性的，它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状态，但并不指谓或描述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表明，人，即使在其文化的最低阶段曾经处在单纯的情感语言或手势语言中。如果我们要采取严格的经验方法，那就必须拒斥这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可疑的和臆测的假设。

    事实上，对这些理论的仔细考察总是使我们看到，正是这些理论所依赖的原则本身是有问题的。只要这个论证稍一展开，这些理论的捍卫者们就会被迫承认并且强调那些他们最初不假思索地加以否认或至少是极度轻视的差异性。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将选择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选自语言学文献，一个选自心理学和哲学文献。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或许是对语言起源这个古老的问题仍保持强烈兴趣的最后一个现代语言学家。他并不否认，以往对这个问题的一切解决都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他自信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功。叶斯柏森声称：

    “由我提出并首先坚持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现代的语言一直追溯到历史与我们掌握的材料所容许的限度。……如果靠着这种追溯的过程，我们最终能到达这样一种发音阶段：这些发音不再被称为真正的语言，而只是某种先于语言的东西——那么问题就会解决了。因为转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无中生有，则是人类理智绝不能理解的。”

    根据这个理论，这样的转化是在人的发音utterances被用作代表名称时发生的。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而已。通过将发音作名称使用，最初一直是各种无意义的声音的混合体，就突然成了思想的工具。例如，一些声音的组合，如果能和着某种旋律来唱，而且在击败或杀死敌人后用作欢庆胜利的赞歌，就可能变成代表那个特殊事件乃至代表那个杀敌英雄的专有名称。通过把这种表达隐喻地转移到类似的情况，人类语言就得以发展下去。但恰恰正是这个“隐喻转移”一语概括地包含了我们的全部问题。这样的转移意味着，以前一直只是强烈情感的无意流露和吼叫的音调，正履行一个全新的任务：它们在作为传达确定意义的符号而被使用。叶斯柏森本人引证了贝恩菲Benfey的一个以观察为根据的看法：在感叹声与语词之间有一道宽阔的鸿沟，足以使我们认为感叹声乃是对语言的否定。因为感叹只有在人不能说话或不愿说话时才被使用。而根据叶斯柏森，语言则是在“传达的要求大于感叹的要求”时产生的。但他的理论并未对这关键的一点加以说明，反而将它作为预先假定的前提。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德·拉古那Grace

    de Laguna在其《言语：它的功能和发展》一书中所发挥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更详细更周密的论述。在叶斯柏森的著作中常常可以发现的那种相当奇异的概念，在这里被取消了。从喊叫到说话的转折被描述成一个逐渐客观化的过程。依附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情景的原始感情的性质变得多样化了，同时与那些知觉到的具体情景的特征区别了开来。“……对象出现了，它是被认识到而不是被感觉到的。……与此同时，这个不断增长着的制约条件采取了系统化的形式。……最后，……实在的客观秩序出现了，世界真正为人所认识了。”这种客观化和系统化，确确实实是人类语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看不出来一种纯粹的感叹说如何能解释这决定性的一步。在德·拉古那教授的解释中，感叹声与名称之间的裂罅并没有被构通，相反地倒是更为明显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那些倾向于相信语言是由单纯的感叹状态发展而来的作者们，都趋向于断言，归根结底，在感叹声与名称之间的差异性是比它们之间假定的同一性更大更显著得多。例如，伽狄纳一开始说，在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有着“基本的同质性”。但当进一步发挥他的理论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动物的音调与人类的言语之间有着如此重要的区别，以致几乎掩盖了那种基本的同质性。表面上的相似性实际上仅仅是质料上的联系，它并不排斥，反而是突出了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异质性。

    ２

    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心灵有着不可思议的诱惑力。人类在其蒙昧初开之际就已对此感到惊奇。许多神话都告诉我们，人是如何从上帝本身那里或靠着一个神圣的导师的帮助而学会说话的。如果我们接受了神话思想的这个首要前提，对语言起源的这种兴趣就是容易理解的了。神话所知道的唯一的解释方法，就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并从事物的这种原始阶段引伸出物理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现状来。然而，同样的倾向居然还流行在哲学思想中，则是令人惊讶，大谬不然的。但许多世纪以来，在这里，系统的问题都被发生学的问题掩盖了。发生学的问题一旦解决，其它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已经被看成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了。然而，从一般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臆断。知识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经常在发生学的问题和系统的问题之间划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把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混为一谈是危险的，是易入歧途的。这个在其它知识领域中似已牢固确立的方法论公理，在讨论语言学问题时怎么竟会被弃之不顾了呢？！占有关于语言的充分历史证据，以便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究竟是源出于一个共同的词干还是源出于各种不同的和独立的根源，从而一步一步地追溯各种方言和语言类型的发展——这自然是最有兴趣和至为重要的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足以解决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上，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单纯变动不止和事件的编年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总得承认柏拉图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知识乃是关于“存在”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单纯的“变”的知识。诚然，语言并没有超乎时间之外的存在，它并不属于永恒理念的王国。变化——语音的变化、同源语的变化、语义的变化——乃是语言的基本要素。但尽管如此，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研究并不足以使我们理解语言的一般功能。我们对每一种符号形式的分析都依赖于历史资料。关于神话、宗教、艺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不可能以纯抽象的方式用一个逻辑定义来回答。另一方面，在研究宗教、艺术、语言时，我们又总是碰到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一般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分别加以讨论，仅仅依靠历史的研究是无法处理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十九世纪，认为历史的方法是对人类语言进行科学地研究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仍然是十分流行和普遍接受的。语言学的所有巨大成就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些学者：他们对历史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致几乎把其它所有的思想倾向都排斥了。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首先为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奠定了基础。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则由葆朴Bopp和鲍特Pott所开创，并由施莱赫尔A.Schleicher、卡尔·勃鲁格曼Karl

    Brugmann，和德布吕克B.Delbrück所完善。第一个对语言学历史的原则提出疑问的是赫尔曼·保罗HermannPaul。他充分意识到，单单作历史的研究不可能解决人类言语的所有问题。他坚决主张历史的研究始终迫切需要系统的研究作补充。他宣称，对于历史知识的每一分支来说，都有一门与之相应的科学，它用来处理这些历史对象逐渐形成的一般条件，并且探究在人类现象的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十九世纪不仅是历史学的世纪而且是心理学的世纪。因此，设想语言学历史的原则应当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去寻找，就是十分自然甚至不言而喻的了。这也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石。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指出：

    “保尔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仅仅研究印－欧语系，并且由于他们对描述问题的忽视而拒绝对那些其历史尚是未知的语言进行研究。这种局限性使他们远远不知道非印－欧语系的语法结构类型；而后者本可以使他们看到，即使印－欧语法的基本特征……在人类语言中也决不是普遍的。……然而，在〔对语言的〕历史研究的伟大洪流之旁，却另有一股虽小但却在加速流动着的一般语言学研究的潮流。……某些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描述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自然联系。……历史－比较与哲学－描述这两种研究趋势的合流，已经弄清楚了一些对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印－欧语派学者还不清楚的公理……对语言的所有历史研究都基于对两套以上的描述资料的比较。这种研究的精确性和完善性仅限于描述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而要描述一种语言，则绝不需要任何历史的知识。事实上，一个让这样的知识来影响他的描述的观察者，必然会曲解他的资料。我们的描述如果要给比较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是不带成见的。”

    这个方法论原则在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典的表述。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最早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某些基本的类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使用纯粹历史的方法是不行的。他所研究的语言不再只是印－欧类型了。他的兴趣确实极为广泛，涉及到了语言现象的整个领域。他利用他兄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从美洲大陆探险带回来的丰富资料，第一个对美洲土著语言进行了分析性描述。洪堡在他论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巨著第二卷中写出了第一部关于美拉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种南岛语系的比较语法。然而，对这种语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利用，这些语言的历史完全是未知的。洪堡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来。

    然而他的方法仍然是严格经验的方法，它们是基于观察而不是基于思辨。但是洪堡并不满足于对特殊事实的描述。他直接从这些事实中抽取出极为广泛的一般结论。他强调，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语词”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en的差异。一种语言并不只是语辞的机械聚合。把语言割裂为许多语词，就会把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这种做法对语言现象的任何研究来说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有害的。洪堡坚持认为，语词，以及根据我们的普通概念组成语言的各种规则，实际上只能存在于连贯的言语行为之中。把它们看作分离的实体，“只不过是我们笨拙的科学分析所带来的死板产物。”语言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能energeia，而不是一种功ergon。它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的不断反复的劳作。

    洪堡的著作不仅在语言学思想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它也标志着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洪堡既不是专门研究特殊语言现象的学者，也不是象谢林或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他追随康德的“批判”方法，并不耽迷于对语言的本质或起源的思辨。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甚至从未被提及。在他的著作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单单靠历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在现在已是被公认的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一致强调这个事实，描述语言学决不会由于历史语言学而变得多余。因为对我们直接可以理解的那种语言的各发展阶段的描述，始终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从一般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事实是饶有趣味而又引人注目的，即语言学在这方面也经历了我们在其它知识分支上所发现的同样的变化：原先的实证主义被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新原则所取代。古典物理学曾深信，要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总是必须从对“质点material

    point运动的研究出发。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稍后，被法拉弟和麦克斯韦尔发现的电磁场定律，趋向于相反的结论。显而易见地，电磁场不可能被分割成单独的各个点。电子不再被看成是有其自身实存的独立实体，而是被定义为作为整体的场中的一个极限点。由此，产生了新型的“场物理学”，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力学的旧概念。在生物学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流行起来的新的整体论，已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机体的古老定义。他们坚持说，在有机界里“整体先于部分”。这些理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但是他们不再用达尔文和正统达尔文派的看法来解释这些事实了。至于心理学，整个十九世纪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遵循着休谟主义的路线。解释心理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现象都还原为最初的元素。一切复杂的事实都被看成只是简单的感觉材料的积累聚集。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批评和排除了这种思想，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新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道路。

    如果语言学现在采取这同样的方法并且越来越关注于结构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以前的观点丧失了一切重要性和人们对它们的兴趣。然而语言学研究已不复是在一条直线上运动，不复是专门论述言语现象的编年史次序，而是正在描述一个有着两个不同焦点的椭圆曲线。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把描述观点与历史观点它是整个十九世纪语言学的鲜明特征结合起来，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错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他的演讲中宣称，“历史语法”的全部观念都必须被抛弃。他坚持说，历史语法乃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包含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这二者不可能化简为一个公分母，不可能溶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对人类言语的研究并不是一门科学的课题而是两门科学的课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时刻区分开两根不同的轴：即“共时性之轴”axis

    ofsimultaneity和“历时性之轴”axis

    of suc cession。语法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索绪尔在语言la

    lan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