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诸如阿芬那留斯（Avenarius）、舒佩（Schuppe）、齐亨（Ziehen）等人的立场与他们的年轻同事诸如科内利乌斯（Cornelius）、彼得楚尔特（Petzoldt）和舒伯特－索尔德尔（v．Schubert－Soldern）的立场，以及某些著名科学家的立场，那么这在于当代哲学的本性，即我的观点引导我完全摆脱了其他重要的哲学家。我必须对舒佩说：在我看来，超验的领域被封闭了。而且，如果我坦率地强调，它的居民甚至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么我本人和许多哲学家之间的巨大隔阂就变得明显了。因此，我已经明确地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

    我为科学认识论和知识心理学而尝试的工作是如下进行的。首先，我不是旨在把新哲学引入科学，而是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甚至一些科学家对这一努力也相当不满。在若干年作出的许多哲学陈述中，哲学家本人已经辨认出一些是错误的，或者已经如此清楚地标示出，以致任何无偏见的人都能轻易地识别这样的错误。在错误较少遇到活跃的批判的科学中，错误比较长久地幸存下去，正如在没有捕食者的遥远的岛屿上无防卫的物种可以不受伤害一样。这样的宣言在科学中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产生讨厌的和无效的假问题（pseudoproblems），没有比抛弃它们更值得了。如果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做了某些有用的事情，那么信誉实际上属于哲学家。倘若他们谢绝称赞，那么下一代人也许比他们自己希望所是的更公正地对待他们。此外，在四十多年间，我有机会作为一位摆脱了任何体系的朴素观察者，在实验室和讲演厅二者中看到知识进展的方式。我力图在各种著作中记下它们。然而，我在那里创立的东西并不是我独有的财产。其他留心的探究者常常做出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发现。虽然科学家的注意力较少被吸引到紧迫的专门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引起沉陷入忘却的许多方法论的发现，但是我能够贡献给探究心理学的东西必定早就牢固地为他们所拥有。这正是我认为我的工作将不是徒劳的原因。也许有一天哲学家可能承认我的事业是对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阐明，并将在半路上和我相会。无论如何，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也希望它对科学家有用。

    维也纳，一九零五年五月

    E.马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