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关于统治权的无限制的权利以及交付给统治权的个人的天赋之权所提出来的学说，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实际的实践相符，虽然实践可以做得越来越与这个学说相合，但是在许多方面必定永远纯乎是理想的。没人能完全把他的权能，也就是，他的权利，交付给另一个人，以致失其所以为人；也不能有一种权力其大足以使每个可能的愿望都能实现。命令一个国民恨他所认为于他有益的，或爱于他有损的，或受辱而处之泰然，或不愿意摆脱恐惧，或许多与此类似的事，那永远是枉然的，这些事密切地遵守人性的规律。我想这已由经验充分地证明了。因为人从来没有完全把权交给接受此权和权利的统治者而不受猜忌，从来统治权受其内部人民的威胁与受外部敌人的威胁是一样大的。果真人们的天赋之权能完全剥夺净尽，若不得到握有统治权的人的许可，对于事务不会再发生什么影响①，那安然保持极暴虐的暴政就是可能的了。这一点我想是绝没人会承认的。

    ①“果真人们的天赋之权能够丧失，将来绝对不能反抗君王的意志。”两个军人从事变更罗马的统治，并且确实改变了它（太西特，《历史》，第一章第七节）。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每人保留他的权利的一部分，由其自己决定，不由别人决定。

    但是，为的是正确了解统治者的权利与权能的范围，我们必须注意，其范围并不只包括其由恐惧强人所做出的行动，而是全然包括其能使人所做出的每个动作，因为使人成为一个国民者是服从，不是服从的动机。

    无论使人服从统治者的命令的原因是什么，是恐惧还是希望，或是爱国，还是什么别的情绪，事实上是人由其自己斟酌，却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发为行动。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人们自己酌量的结果所发的一切行动其发生都是遵照个人的权利而不是遵照统治者。实际上，所有的行动都是出于人的自己的酌量，不论其决定的动机是爱或是怕受惩罚。所以，或是统治不存在，没有统治其国民的权力，不然就是此统治权其范围及于使人决定服从统治的一切事项。因此之故，一个国民遵照统治者的命令所发的每一行动，不论此一行动是出于爱，或惧，或，更多的时候，是出于希望与恐惧，或出于恐惧与景仰联合而成的尊敬，或是出于无论什么动机，每一行动之发生是由于其归顺统治者之故，不是由于其自己的权能之故。

    有一事使此点更加明白，即服从不在于外表的动作，而在于服从的人的内心状态；所以凡全心全意决心以服从另一人的命令的人是最受别人统治的人。因此之故，最坚强的统治是属于最能左右国民之心的统治者。如果最让人怕的人有最坚强的统治，则最坚强的统治是属于一个暴君的国民，因为这些国民总是很为他们的统治者所畏惧的。还有一层，虽然完全统治人心像完全统治人的喉舌一样，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某种范围内，人心是受统治者的控制的，因他有许多方法能使他的大多数的国民在他们的信仰、爱憎方面要顺从他的意愿。虽然这些情绪不是一有统治者的明令就会发生，经验上证明，这些情绪往往是统治者的权能的威力与其指挥的结果；换言之，是因他的权利而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信仰，爱憎，轻蔑与所有其他的无论什么情绪方面，人是遵循他们的统治者的煽动的。我们这种想法是不与我们的理解力相违背的。

    按照这种想法，虽然政府的权限很大，可是永远不会大到掌握此权的人的每一愿望都能实现的地步。我想我已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白。形成经久不衰的统治的方法，我已说过，我不想讨论。但是为的是达到我所企望的目的，我要谈一谈关于这一方面的给摩西的神的启示的教旨是什么。我们要讲一讲犹太人的历史与成功，从此可以知道，为统治的安全与增大，统治者给与国民的许可是什么。

    理智与经验极其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国的保存主要是有赖于国民执行所接受的命令之忠实，至于国民应如何指导最足以保存其忠实与道德，则不很明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人，是容易随顺他们的**的。大众的不坚定的性情几乎使与大众有过交道的人陷于绝望。因为大众是完全为情绪所左右，不为理智所节制。它贸然而行，无所不至，极其容易为贪婪或奢华所腐化。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想把一切事物弄得合他的心思，判断一件事物是公正或不公正，合法或不合法，要看将于他有利或是有损。虚荣心使他小看他的同辈的人，拒绝接受他们的指导。嫉妒优越的名誉和财富（因为这种禀赋永远不是均匀分配的），使他对邻人的败亡幸灾乐祸。我用不着详细枚举，人人都已经知道，由于憎恶现在，犯了多少罪恶——想有改变，一时的忿怒，和对穷困的蔑视——人的心是如何地为这些所萦绕，搅得不安。

    艰巨的工作是能免除这些弊端，形成一个没有欺骗的余地的治权，我们的社会之组成使每一个人不论其性情如何，都可以求公益而不谋私利。需要往往为发明之母。但是她从来还没有造成一个治权，其受自己的公民的威胁较显著的敌人为小，或其统治者对于后者的恐惧不小于前者。请看罗马帝国，对于她的敌人是立于不败的地位，但是有许多次为她的人民所征服与严酷地压制，特别是威斯柏辛与威太利之战（看太西特：《历史》，卷四，描写城市的惨状）。

    亚历山大认为在国外的威望比在国内容易获得，并且相信他的伟大可以为信从他的人所破坏。怕有这样的灾祸他这样对他的朋友说：“使我免于内部的阴谋与国内的奸计，我就毫无畏惧以应付战争的危险。腓力在交战的时候比在剧院中更为安全。他往往脱免于他的敌人之手，他不能脱免于他的国民。如果你想一想帝王的死，你数一数就知道死于暗杀的多于死于敌人的。”（柯提斯，第六章）

    为的是置自己于安全之地，古代的帝王争夺了王位常宣传说他们是永生的神的后代，以为如果他们的国民与人类其余的人不把他们当做和自己是一样的人，而相信他们是神，就甘心服从他们的统治，听从他们的命令了。所以奥古斯特想使罗马人相信他是伊尼斯的后代，伊尼斯是威那斯的儿子，是众神之一。“他要人在庙堂中像神似地受到僧侣们的崇拜。”（太西特：《历史》第一章第十节）

    亚历山大希望人把他当做究皮特的儿子礼拜，其动机不是出于自尊心，而是出于策略，此由他对于赫墨拉斯的谩骂的答复可以证明。他说：“我是由于究皮特的神谕被承认的，赫墨拉斯要我违反究皮特，那几乎是可笑的。我对于神的回答要负责吗？它给我以儿子的名义；默认绝不与我现在的计划相违。但原印度人也会相信我是一个神！战争是借威望而进行的，欺骗而人信以为真，常常得到真理的力量。”（柯提斯，第八章第八节）寥寥数语，他巧妙地想一个办法对无知的人撒了一个谎。同时暗示出欺骗的动机。

    柯利昂演说劝马其顿人服从他们的国王的时候，采取了相似的办法。因为他景仰地对亚历山大备致赞扬，历述了他的功绩之后，柯利昂接着说：“波斯人不但虔诚，而且把他们的国王崇拜为神，也是精明深于世故的，因为王权是公众安全的盾牌。”最后他这样说：“当国王进宴会厅的时候，我自己要伏身在地上；别人也应该这样做，明智的人尤其应该如此。”（柯提斯，第八章第六十五节）但是马其顿人更是精明小心——的确，只有不折不扣的野蛮人才会公然被人花言巧语地哄骗，才会不顾自己的利益，被人从人民的地位变成奴隶。可是，别的人能更顺利地使人相信王位是神圣的，在地上执行上帝的职务，王位是上帝设立的，不是由人民选举与同意而成；王位为神的特旨与帮助所保存与卫护。帝王们宣布过与此类似的捏造的话，目的在巩固他们的统治。但是我要把这些略过去不谈。为的是达到我主要的目的，我只把古代神对于摩西的启示这个题目的教义回想一下，一加讨论。

    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经说过，在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以后，他们不受任何别的国家的法权的拘束，而是随意自由设立新的仪式，要占什么地方就占什么地方。在解脱了埃及人的不可忍受的奴役之后，他们不受对任何人的契约的束缚；所以，每人开始享受他的天赋之权，自由保持或放弃，或转付于他人之手。那时候，因为他们处于天然的状态，他们听从了摩西的劝告。他们所信赖的人主要的是摩西。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权利不交付给任何别人，只交给上帝；不再延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听从神所有的命令，凡神不由预言方式的启示所发布之权他们概不承认。这个诺言，即把权利转让于上帝，其实现正与在普通的社会中我们所知者相同，在普通的社会中大家同意放弃他们的天赋之权。事实上，是借一个一定的契约与一个誓约（见《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七节）。犹太人自由地不受强迫与威胁把他们的权利交出来，让与上帝。不但如此，为的是这个契约可以批准决定，不致于被人疑心是骗局，在犹太人经历了只有上帝的惊人的权能才能使他们繁荣之前，上帝没有做契约中的一员（《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五节）。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使他们不致灭亡，他们才把天赋的自存的权能交付给上帝。这天赋的自存的权能他们从前也许认为他们是有的，所以把此权与他们所有天赋之权同时交出了。

    所以，只有上帝对希伯来人有统治之权。他们的国家是凭借名为上帝的王国这个契约的。上帝说是他们的国王；因此之故，犹太人的敌人就说是上帝的敌人。凡想法夺取统治权的公民就犯了背叛上帝之罪；最后，国家的法律就称为上帝的律法与诫律。所以在希伯来国，民政权与宗教权都是完全由服从上帝而成，二者完全是一回事。宗教上的信条不是一些箴言，而是一些律法与命令；虔诚与忠诚，不敬神与不忠，看成是一回事。凡背弃宗教之人就不算是一个公民，仅仅根据这个理由，那个人就被认为是个敌人。凡为宗教而死的人就被人认为是为国而死。事实上，政教的法律与权利完全没有分别。因为这个理由，政府可以称之为神权政体，因为一般公民除上帝的启示而外，不受任何拘束。

    但是，这种情形学理上是如此，实践上则不然。因为，据我们下面所说就可明白，事实上，希伯来人把统治之权完全操在他们自己之手。这可以由政府设施的方法与计划看出来，我就要加以说明。

    因为希伯来人没有把他们的权利交付给任何别人，而是像在民主国家中似的把他们的权利都均等地交出来，大家都齐声喊道：“无论上帝要说什么（不指出中间人或代言人来）我们就做什么，”因此之故，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地受契约的拘束。大家都有均等的权利向神请示，接受与解释他的律法，所以大家对于政府都有一份，完全没有分别。那么，最初他们在一起走近上帝，为的是他们可以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但是，头一回招呼，他们听见了上帝说话，他们极为惊心动魄，他们以为他们的末日到了。所以，他们惶惧地又去见摩西，并且说：“看啊，我们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没有理由我们想死。这场大火一定要把我们烧死。如果我们再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一定得死。所以，请你走上前去，听取我们的上帝的所有的话。你（不是上帝）和我们说话。凡上帝所要告诉于我们的，我们都愿意倾听，并且见诸实行。”

    这样说来，显然他们放弃了他们从前的契约，把他们的请示上帝与解释他的命令之权绝对地交付于摩西之手。因为他们于此并不答应听从所有上帝告诉他们的一切，而是听从所有上帝告诉摩西的一切（见《申命记》第五章十诫以后，与第十八章，第五章第十五、十六节）。所以，摩西成了神律的唯一的宣扬的人与解释的人，因此也就是最高的裁判人，他本人不受人责难。他给希伯来人代行上帝的职务；换句话说，他握有最高的王权，只有他有权请示上帝，给人民以神的答复，监督神的回答付诸实行。我说只有他，因为如果有人在摩西在世的时候要用主的名义宣扬什么，即使他是一个真实的预言家，也被认为是有罪与篡夺王权的人（《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们举了摩西，他们不能合法地举出摩西的继承者；因为既已把他们的请示上帝之权交与摩西，绝对地答应把他看做一个神使，他们简直就放弃了他们的权利的全部，摩西宣布谁是他的后继者，他们就得承认是上帝所选的。如果摩西所选的后继的人竟和他一样运用政府的唯一之权，有请示上帝的唯一之权，因此也就有立法与废除法律，讲和与宣战，委派大使与法官的唯一之权——事实上，执行一个统治者的一切职务，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君主国家了，与别的君主国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别的君主国其实施是，或应该是，遵照甚至为国君所不及知的上帝的命令，而希伯来国君则是得到启示的命令的唯一的人了。这个区别是增加了国君的职权，而不是削减了国君的职权。就两种国家的人民而论，人人都是一样地要受神之命令，人人都是一样地不晓得神的命令，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赖于国君的话，而且只有从国君方面才能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人民相信，国君只是按照启示于他的上帝的意旨发布命令，这件事也不足以使人民不听命，而是更听命。但是，摩西没有举出这样一个后继者来，而是把政权留给后来的人，其情况不能说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政府，也不是贵族政治，也不是君主国，而是一个神权政体。因为解释律法之权操在一人之手，而按照这样解释律法以管理国家之权则操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见《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一节①）。

    ①见《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在这一段中写着两个人在营里预言，约书亚要惩罚他们。若是任何人不得摩西的同意把神论交给人民是合法的，约书亚就不会这样做了。但是摩西认为饶了这两个人是好的，责备约书亚在摩西十分倦于掌握主权的时候劝摩西使用他的王的特权。摩西那时宁愿一死而不愿握有专一之权（《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因为他回答约书亚道：“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主的百姓都是预言家，愿主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就是说，愿和上帝商议之权是普遍的，权操在百姓的手里。这样说来，关于权约书亚是不错的，其错只是关于用权的时候。关于用权的时候他受了摩西的责备，正和亚比西受了大卫的责备一样，因为他劝大卫应该把确曾犯叛国之罪的示每处死。见《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第二十二、二十三节。

    ①见《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一节。《圣经》的译者们把这章的第十九节和第二十三节译得不正确。这一节并不说摩西给了约书亚箴言或忠告，而是把他立为希伯来人的首领。这句话在《圣经》中是常见的（见《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

    为的是透彻地了解这个问题，我要把整个国家的行政加以适当的说明。

    第一，人民接到命令建造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应该好像是上帝居住的地方——那就是说，国家最高当局居住的地方。这座教堂之建造要由全民来担负，不由一个人担负，为的是这个向上帝请示的地方可以是公共的产业。利未被选为这个皇宫的臣宰与行政长官；而摩西的哥哥亚伦被选为他们的首长，好像是他们的国王上帝之副，其职权由他的合法的儿子们继承。

    他最接近于上帝，是神的律法的最高的解释者；他把神的回答传达给人民，并且为他们向上帝求恩。除了这些特权之外，如果他有统治之权，他就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绝对的君主；但是，对政府而言，他只是一个公民。利未整个部落都有治理之权，所以在分裂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和别的支派分一份。摩西使一般人的心中对它怀有十分崇敬之心，是献身于上帝的唯一支派。

    更有进者，由其余十二个支派所组成的军队受命侵犯伽南的土地，把它分为十二份，用拈阄的方法分配给诸支派。为了做这件事，选出十二个队长来，每一支派出一个，连同约书亚和高级祭司以理撒受权把地分为十二等份，用拈阄的方法分配之。约书亚被举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因为只有他在紧急的时候才有请示上帝之权。请示的时候，不像摩西似的只在他的帐篷里，或在教堂里，而是经过高级祭司，上帝的回答是只启示给高级祭司的。不但如此，他受权执行，并且使人民服从经高级祭司所传达的上帝的命令；他寻求并且使用执行这些命令的方法；他想选择多少军官就选择多少；他随意做任何取舍；由他出名派遣大使；总而言之，战争完全由他控制。没有合法继任他的人——是的，在国事紧急的时候，他的缺只由神的直接命令来补充。在平时，和与战的一切实施都由支派的首领来管理，这一点我不久就将指出。最后，所有自二十岁到六十岁的人都要遵守命令武装起来，组织民兵，不是尽忠于其主将，也不是尽忠于高级祭司，而是尽忠于宗教与上帝。军队或大军称之为上帝的军队或上帝的大军。因为这个道理，希伯来人称上帝为军旅的上帝；打大仗，关系全民的存亡的时候，圣约匮携在军中，这样人们就可以好像看见他们的君王和他们在一起，大家都鼓足了力量。

    从摩西留给他的后继人的指示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来，他是选择行政的人而不是选择**者来继任他；因为他不授人以请示上帝之权，只有他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像他似的有权立法与废除法律，决定战争或和平，选择人以行宗教或政务上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治者的特权。的确，高级祭司是有解说律法，传达上帝的回答之权。但是他与摩西不同，他不能随意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做，而是只有在军队的主将，议会或什么类似之权要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才能这样做。主将和议会可以随意请示上帝，但是只能经过高级祭司接受上帝的回答；所以高级祭司所报告的上帝的话与摩西所报告的不同，不是命令，而只是回答；这些回答为约书亚和议会所接受，这才算得上命令与指令。

    亚伦和他的儿子以理撒之为高级祭司是摩西选择的；在摩西死后，此职变成了世袭，后人有权被选以充此职。军队的主将也是摩西选的，其行使职权不是因有高级祭司的命令，而是因有摩西的命令。是的，在约书亚死后，高级祭司并没有指派任何人以代替之。关于主将，将官们没有又向上帝请示，而是每人对于他自己的支派的分遣队保留约书亚之权。并且所有的将官对于整个军队保留全权。好像是用不着一个主将，除了在他们不得不集合他们的兵力以抵抗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在约书亚的时候这是常常发生的，那时候他们没有一定的住所，一切都归公共所有。在所有的支派由于征服之权都获得了他们的领土，分了他们的指定的所得之后，他们就分开了，他们的所有就不再是公有了。因此就再用不着有一个司令官，因为各支派应该看做是联合的国族，而不应该看做是众公民的集合体。对于他们的上帝和宗教来说，他们同是公民；但是，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有权利而言，他们只是联合到一起的。事实上，他们很像荷兰合众国（假如公有的教堂除外）。公有产业的区分，不过等于说每个所有者单独有自己的一份，对于这一份，别人都放弃权利。这就是摩西选支派首领的原因——就是说，统治权分开的时候，各个首领可以管理他自己那一部分；经过高级祭司向上帝请示关于他的支派的事务，统辖他的军队，建造与加强城池，委派法官，攻击他自己领地的敌人，完全控制军政事务。除上帝①或上帝专派的预言家以外，不必承认任何高级的法官。若是他不崇拜上帝，支派中其余的人不把他当做一个人民来究弹他，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敌人来攻击他。关于这一点在《圣经》中我们有些例子。当约书亚死的时候，以色列的子孙们（不是一个新的主将）向上帝请示；决定犹大支派应该先攻击它的敌人。犹大支派单独与西缅结了盟，为的是结合它们的兵力与攻击它们的共同的敌人。其余的支派没有加入这个同盟（《士师记》第一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每个支派分别与其敌人作战，并且随意把他们接受为人民或同盟，虽然曾经有过命令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对他们留情，而是要把他们完全毁灭。这种违抗受到了其余支派的谴责，但是并没有使犯过的支派受到究弹。认为这不是宣布内战或过问别人的事情的理由。但是当卞雅悯支派侵犯了别的支派的时候，使维系和平的力量完全瓦解，以致联合的各支派都不能在其境域内得到逃避，这些支派就把卞雅悯支派当做敌人攻击。打了三仗就把它打败，按照打仗的规矩把有罪的与无罪的统通处死。这种行为他们后来悲伤追悔了。

    ①“除上帝以外，没有管辖每个首领的法官。”犹太法师们和一些一样糊涂的基督徒认为人称之为“大”的议会是摩西成立的。事实上，摩西选择了七十个同事来帮助他治理，因为他不能担当全体人民的重担。但是他从来没通过任何法律来成立一个七十个成员的团体。相反，他命令每个支派在上帝所赐与的城市中为自己委派法官按摩西自己所立的法律来解决争端。倘或法官们对于这些法律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摩西命他们和高级祭司商议（高级祭司是法律的主要的解释者）或与他们的上级的首席法官（他有权与高级祭司商议）商议。并依照所得到的回答决定争端。如果任何下级法官宣布，他不受直接得来的或通过他的国家的元首而来的高级祭司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个人就要为首席法官（不论他是谁，只要是他的上级）处死（《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九节）。这个首席法官既可以是约书亚，即全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是在各部落分立以后所委派的，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