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一番。常人的知识和信仰大都是属于这一类，无非是从父母师友以及书报中得来的，并无证明。英国的孩子学法文，就是根据他的教师或文法书的权威才得到法文的变化和意义。“在某处地方有一座居民稠密的城叫做加尔各答，如图中所示，”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事都是根据权威而知道的。“从前有拿破仑或恺撒其人者，”也是由这样而知道的。通常的天文知识，除对于天文学有研究的人外也都是由这样而知道的。不消说，若不承认根据他人的权威而得的知识，那么，我们的知识就简直太有限了。

    不过我们要能够可靠地承认某项事实，必得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事实必须是能够证明的。以上所举诸例都是属于这一类。那孩子一旦亲自走到法国或能够读法文书时，就自然能够证实他根据权威所得的事实是真实的了。我们只要肯用心，就不难亲自证明加尔各答的存在，我们由日常事件中，可以证明这事的可能。我们固不能应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拿破仑的存在，但我们若有怀疑，只须用一番简单的推理作用，就可以证出有许多事实与他的不存在相矛盾。我们所以能够相信地球距日约九万三千万里，也是因为各天文家都承认这事是证明过的，他们的承认所以能相信者。也是因为先假定这事已证明过的，若我们也实际去计算其结果一定也是相同的。

    不过我们脑筋里的思想不尽是属于这一类。常人的思想大都固是可以证明的，但也有许多的信仰和意见是根据权威而不能证明的。例如信仰三位一体说（Trinity），就是完全根据于教会的权威的，显然与对于加尔各答的信仰有别。这种信仰，我们只可根据权威而得，却不可根据权威而证明它。我们若承认它，只因为我们十分信仰这种权威；以至它的一切论断，虽不能证明，我们的是坚信不疑的。

    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简直不须再加以剖析。但使它更明显，也是很重要的事。原始时代的人从他的长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恶魔，后来他果然见过了一只熊，因而证明前一句话的不错，但他虽未遇见什么恶魔，除非他有神异的才能，他终不能明了这两句话的不同之处；他若发生疑问，一定总想道，他的长者对于熊的话既说得不错，那么，对于恶魔的话也一定可靠。中古时代的人根据权威而相信有一个叫做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的城，又相信彗星是表示神怒的凶兆，他们也一定不能分别这两者的性质。即在今日，我们还有时听得一种论调道：我既能根据权威而相信加尔各答，难道我不能根据权威而相信恶魔吗？

    各时代的人民对于那未经证明或不能证明的教条都只是根据公共意见、教会、圣书等的权威而承受的，其所以承受者，或由于命令，或由于他人的期望或请求。关于自然界和人事的种种信仰，大都不是根据科学的观察，只因它们直接或间接对于宗教和社会有利益，所以向来能得着实力的保护，而不容那惯用理性的人批评。至于可证明的事实，纵有人不相信，也没人来注意它。假使一个人怀疑拿破仑的存在或怀疑水是氢和氧化合而成，那么，他不过给人一个笑柄罢了。若他否认那不能证明的教条，如人格的神的存在或灵魂的不灭，那就要受严酷的排斥或置之死地了。在中古时代，一个人若怀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过给人称为傻子罢了，但他若怀疑彗星的意义，那就要大受摧残了。他若失常得至于否定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存在，也是逃不了被笑的，因为耶路撒冷明明记载在圣书中。

    在中古时代，一切信仰都为权威所垄断，权威认为真实的就是真实的，理性是无立足余地的。但理性对于这种强制的信仰，非经它的证明，是不肯承认的。理性的范围是限于经验界。又因为经验界的各部分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倚的，所以界外的领土，非经它的考订，不肯接受，权威非有可靠的证明书，也是不得侵入界内的。

    绝对肯定理性在思想界的**权，就叫做唯理论（Rationalism），到今日，我们还见得有少数人非难它，可见一向理性与其对敌的争斗的激烈了。在神学界，理性肯定曾受过严酷的排斥，所以唯理论一名词常用于神学方面。同样，拒绝思想受权威的支配而坚定思想只受思想自身的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thought），也有神学上的意义。在这种冲突里，权威曾得着很大的胜利。无论在那一个时代，真在注意理性的人总是居很少数，这种现象在未来也许还要继续很久的时期。理性的惟一武器就是辩证。权威所利用的是物质的和道德的势力、法律的压迫和社会的非议。有时它也试用它对手的武器，于是只有自伤。权威处在的战略位置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战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分裂许多派别。于是理性得着良机可以进人敌人的营地，打着敌人的旗号，为自己的胜利作好预备。

    或有人抗辩道，因为权威所承认的教条是出乎人类经验之外的，故不能证明，但同时也不能证明其不是，所以权威有合法的权力。自然，不能证明其不是的命题，我们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坚强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们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命题在未把它们谬误证出之前，它们就都是确然可靠的。若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确然可靠的，那么，除理性外，谁能任决定之责呢？若谓这可由权威来决定，但是向来有许多根据权威的信仰，后来终证出其非而绝无人信仰了，那又怎么说呢？但仍有人说，我们未将神学上的教条的谬误点证明之前，终不应该排斥它。须知证明的责任不光在反对者的方面，他们自己也要负证明之责。我记得有一次谈话中，有人非难到地狱之说，那拥护地狱之说的朋友就得着胜利似的说道：“荒诞虽似荒诞，但你究竟不能证明其无。”譬如有一个人对你说，在一个绕行天狼星的行星上有一种愚蠢的民族，他们说的是英语，终日讨论优生学，这事我们是不能证明其无的了，但我们因为不能证明其无，就可以认定那是一定可信的吗？但将这事反复到某种程度，使有很强的暗示力，那么，就有许多人一定相信了。这种势力大都是利用重辞的反复（这是近代广告术的学理的根据），对于权威思想的建设和宗教信条的宣传，曾有很大的功绩，可幸理性也能利用这相同的助力。

    下面的叙述只限于西方的文化，起自希腊时代，凡主要的方面均经论及。但这不过是一个很简略的导言，未能尽量论述，若要宏大而完备，须不但包含宗教、基督教教会、异教（Heresy）、逼害（Persecution）等的历史，并且须含有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政治学史。从十六世纪至法国革命时代，差不多各重要的史事都与争取思想自由有关。古代文化衰颓以后的种种理智势力和社会势力的趋向和相互关系对于理性的解放，曾阻碍过，也曾帮助过，要考究它们，非出毕生之力不可，要尽量叙述它们，也非数大册不行。不过指示这争斗的大势，并讨论他所专习的方面，这是人人能做的事，即写出比本书更巨的著作，也不一定怎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