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吗？我们研究历史的步骤与此迥异，难道这不显而易见吗？

    是的，我同意我们的步骤与此迥异。但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时也是如此。

    在这两组学科中，我们都是从神话开始－－从错误重重的传统偏见开始－－由此再继而进行批评：凭借批评消除错误。在两组学科中，证据的作用基本上都是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尝试性理论，即在批评性讨论中、在消除错误中起作用。通过纠正错误，我们提出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推测，即尝试性理论，我们把它提交批评性讨论，以便消除错误。

    整个过程可由我称作四个一组的图解的简化的图解表示：

    P1→TT→CD→P2

    [问题1→尝试性理论→批评性讨论→问题2]

    我们可以从某个问题P1开始——无论理论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接着做出尝试性解答——推测的或假设的解答，一种尝试性理论——把它提交按照证据进行的批评性讨论，如果可得到证据的话，结果出现新的问题P2。

    当然，这个图解是过于简化的：人们一般会从不仅一个问题开始。对于每个问题一般会有许许多多尝试性推测，许多批评，尤其当我们能把它们与观察的或者例如文献的证据相对照来检验我们的推测时更是如此。换言之，我们的图解应当是扇形的：它应当向右面呈扇形展开。

    另一个重点是：由于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仿佛是自动推进的或能动地自我再生的，由于它又以P1开始，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尝试性推测（TT）或者从批评性讨论（CD）而不是从问题（P1）开始我们的图解。确实，问题一般都在知识背景的衬托下出现：它们以我所称的神话的、或者尝试性推测的、或者历史传统的背景为前提；它们以这些不是被不加批评地接受，而是它们内在的一些困难被注意到为前提；这意味着它们以我所称的批评性讨论为前提。实际上，对于这三个一组的每一个成员，P或者TT或者CD，我都可以证明它是科学的或历史的出发点。难道希罗多德不是以一个问题开始吗？难道像阿克顿勋爵这样的现代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而非时期，即以一个问题开始吗？难道不是只有当我们开始以批评的态度看待周围事物，看待我们在孩提时代不加批评地接受的观点时，我们的研究才开始吗？

    尽管我能对于我的四个一组的每个成员提供证明，尽管从逻辑的观点看，选择四个一组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意义不大或者没有意义，我个人却有些偏爱从问题开始。首先，在说我们以一个问题开始，以另一个问题告终时，我们表明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知识越是增长，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所知之少。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教训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历史中一样正确：受到教育就会略微感到我们的无知有多么严重。

    同时，如果让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以P1开始，它就允许我们说，正是P1和P2之间的距离——常常是很大的距离——才是衡量我们知识进步的一种尺度：我们由之开始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间的距离。

    赞成选择P1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第三个理由是，无论需要不需要却给予了我们深刻印象的一些实际问题常常导致了我们的探索。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始于威廉三世[William

    theThird]统治下的货币危机，始于国内的贫困和威廉对于货币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在1696年达到顶峰；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与牛顿合作为蒙塔古「Montague］提供他在议会使用的支持稳定货币的建议、反对财政大臣关于货币贬值25％的反建议的批评论据。理论最初由之而来的问题常常是实际问题。至少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一些著名问题也如此。但是一旦提供了解决办法，批评便接任，而批评是知识增长的发动机，如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认识到最糟的问题和错误的推测远胜于无，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认识到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从它们的恰当性的观点批评我们的推测，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从它们的真理性的以及它们的意义或相关性的观点。我们总是想着它们的真理性和它们的相关性，这与我们在一个阶段看来正确的推测在后来一个阶段可能原来却是错误的这个事实丝毫不矛盾。新的文献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解释旧的文献。或者它们可能提出新的问题；根据新的问题，从前似乎无意义的记载可能具有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意义。

    这解决了一个著名的但不很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历史相对论的问题。无可否认，我们的推测相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相对于我们知识的状况。无可否认，在我们的知识的暂时局面中可能有许多东西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消除我们的错误和接近真理是艰苦的事情。没有真理的标准，但是有像错误标准的事物：在我们的知识中或在我们的知识与事实之间出现了冲突。这样，通过凭借批评消除错误，知识可以增长。我们就是这样更接近真理的。

    你们会看到，我可以完全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他在挑战性的、引起争论的就职演说中主张，我们应使思想之流从所有的支流中流出，尤其从他所称的外行的支流中流出。我从特雷弗-罗珀教授就职演说中援引一段话：

    我本人相信，桑巴特［Sombart］和凯因斯「Keynes］的历史贡献都是错误的。我不相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相信利润膨胀造成了十六世纪欧洲的扩张以及我们能够产生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时候有了莎士比亚。但那又怎样呢？我们所忽略的这些伟大的支流在其他国家导致了巨大的历史发展，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就使我们自己的研究陷于贫困。它们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仅仅对错误的纠正所涉及的就首先是新的研究，然后是那个错误所造成的新的兴趣。在人文学科中，有时新的错误比旧的真理更加富有活力，能结出果实的错误比不结果实的正确更加富有活力。

    你们会看到，特雷弗-罗珀教授和我本人之间有多么一致—一只有一点除外：他似乎相信他的话只适用于人文学科，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我要说，在这两者中都需要专家，然而，专业化与对于外行或门外汉的傲慢和排外的专业主义的态度一定既导致人文学科研究又导致科学研究的枯竭。

    埃尔顿[Flton]教授在他的新著《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中为专业主义进行了辩护。但是它需要辩护吗？难道兰克一百年前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吗？提醒伟大的专业主义者和专家，无论是历史专家、科学专家还是医学专家，他们也容易犯错误——即专业错误，难道现在这没有成为必要的吗？人们把犯错误者作是不对的，甚至是耻辱的。但是谁没有犯过错误呢？历史学家也许认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的学科中不犯错误。但是倘若他研究一下物理学史，很快就会发现甚至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犯过错误。爱因斯坦在得出能取代牛顿的理论之前，队1905年至1915年曾致力于重力的问题，这十年的几乎整个最后三年他都花费到他所说的完全错误的思路上。甚至在他发现了他的场方程之后，1917年被克雷奇曼「Kretschmann」告知，他作为主要论点提出的东西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立即承认了错误；但是他后来为取代他的论点所说的话（他暗示，把牛顿的方程写成协变形式一定过于困难）又是错误的，如自那以来所表明的那样。

    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这件事是由批评来做的，新的问题的发现是由批评产生的。

    我认为在埃尔顿教授的著作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区分了历史分析——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历史叙事。然而他反对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对青年历史学家所说的下面一句杰出忠告，“研究问题而非时期”。

    我认为，可以表明，阿克顿勋爵对于方法的观点像科林伍德或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一样，本质上与我在为之辩护的观点一致。然而，埃尔顿教授却似乎讨厌它们。但是，仔细读一下他的话就可以看出最终他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让我援引一下埃尔顿教授的话：

    研究问题而非研究时期是阿克顿勋爵被人频繁引用的训诫，而赞成地引用他的话的人们未能注意到他说那些格言式的话现在已有约七十立之久，实际上他原来无论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时期都不能得出实际的结论。运用种种记载进行研究、遇到一个又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历史学家十分自然地说服自己，真正的工作在于研究这些模糊的实体－－即问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给分析戴上特别勋章”，埃尔顿教授又说道，即，人们不应当特别关心问题的解决。人们会看到，至此为止，还未提出反对阿克顿的论点，只是说他的话是“格言式的”，已经过去了七十二年。然而埃尔顿下面的两句话实际上承认阿克顿是对的。埃尔顿的第一句话是：“由于历史是对种种事件和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的记载，叙事就一定不仅合理，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在这句话中求助于“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这作为反对阿克顿强调问题的论点几乎行不通，因为阿克顿从未说过你们不应通过时间探索你们的问题。埃尔顿的下一句话更清楚：“唯一决定着选择的一点又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他正在提出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历史学家正在提出的问题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学家正在提出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这个词语的同义语。因此我们倒退了约七十五年，返回到阿克顿勋爵对问题的强调。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只能从问题开始；这不仅适用于埃尔顿教授所称的“分析”，而且同样适用于他所称的“叙事”。

    在此指出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名的历史专业主义革命本身不仅具有海耶克所称的“唯科学主义”的特色，这也许是有用的。

    专业科学家所宣称的方法是：从观察开始；观察再观察。专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方法是：从文献开始；读完一份又一份。

    这两种宣称的方法恰恰相似，都是无法实行的规则：它们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不能从观察开始：首先必须知道要观察什么，即必须从问题开始。而且，没有像末加解释的观察这样的事物。所有观察都被根据理论进行解释。文献也同样如此。我到帕丁顿的往返车票是历史文献吗？又是又不是。如果我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张车票也许可以为不在犯罪现场提供证据，从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然而我们不应当建议历史学家以收集废火车票开始他的工作。

    一份历史文献就像一项科学观察一样，是仅相对于一个历史问题的文献：像一项观察一样，它必须被解释。人们可能看不到一份文献的意义，把它毁掉，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者他们可能弄乱（如埃尔顿教授所抱怨的）某些文献的次序，从而毁掉了对它们作出解释的一个线索，原因也在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提出一些论据来表明在真正的科学方法和真正的历史方法之间存在比大多数历史学家认识到的更多的共同之处。我刚才所作的这些议论是试图通过表明这种相似甚至延伸到对这两种方法的唯科学主义的曲解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难道没有与理解历史的问题相联系的根本差异吗？

    我将十分简洁地概述一下科林伍德关于同感的理解或可称为移情作用的理论，我们在194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发现了这种理论。科林伍德的理论可简述如下：历史知识，或者历史的理解，在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经历的重新体验。让我援引一下科林伍德著作中的一段文字，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这段话。

    例如，假定［一个历史学家」正在阅读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并且在他面前放着一个皇帝的某份敕令。单纯阅读词句并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理解了它们的历史意义。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设想那位皇帝试图应付的情境，他必须像那位皇帝当初那样设想它。然后他必须亲自考虑这样的情境可以如何对付，正如皇帝所面临的情境就是他自己的一样。他必须考虑可能的供选择的办法以及选择一个办法而非另一个办法的理由，因此他必须经历皇帝在选定他的特定行动时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他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体验皇帝的经历，仅仅就他这样做而言他才具有任何关于敕令的意义的历史知识，这有别于单纯语言学知识。

    或者，假定他在阅读一位古代哲学家的一段文字。他又必须在语言学的意义上懂得这种语言，并能作翻译；但是，他这样做还没有像哲学史家理解这段文字那样理解它。要做到那一点，他必须考虑作者在此说明他的解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他必须亲自仔细考虑那个问题，考虑可以提供什么可能的解答，并考虑这位特定的哲学家为什么选择那种解答而非另一种解答。这意味着亲自再思考他的作者的思想，除此之外，不能使他成为那位作者的哲学的历史学家。

    科林伍德在此描述的事物，我已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overty

    of Historicism］、《开放社会》和后来一些作品中试图用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名称作了描述。我说，我们不得不做的是设想行动者所处的问题情境，并说明他的行为如何与为何构成了对那一情境的解决办法。

    我以前说过，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科林伍德的这段文字：为什么不是完全同意呢？

    在科林伍德的理论和我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似乎是很小的差异，但有着深远的结果。

    差异是这样的。科林伍德阐明，理解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事情不是情境分析，而是历史学家的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情境分析只充当了这种重新体验的不可或缺的助手。相反，我认为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是非必需的，尽管我承认它可以是历史学家的极好的私人助手，对他的情境分析的成功的直觉检验。我认为，不可缺少的不是重新体验而是情境分析：历史学家分析与描述情境的尝试不过是他的历史推测，他的历史理论。这个问题—一“情境中重要的或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是历史学家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他解决问题的程度上，他理解了历史情境以及他试图再体验的那段历史。

    他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重新体验发生的事情，而是提出客观论据支持他的情境分析。他很可能能够这样做，而重新体验却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同时那个行动也许在许多方面是他力所不及的。它也许是他不能重新体验的残酷行动或英雄主义行动。或者，它也许是超越了他的能力的艺术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做出有趣的历史发现——发现对旧的历史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或者甚至发现新的历史问题。

    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方法与我的情境分析方法间的差异的主要意义是，科林伍德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而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客观主义的。但是这意味着，对科林伍德来说，对关于历史问题的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进行理性批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理性地批评推测或理论，它们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可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自身之外，因此它们可以受到每个人尤其是持有不同的理论的人的检验。与此相对照，客观主义的情境分析方法允许对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进行批评性讨论——对我们设想情境的尝试进行批评性讨论，在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远比重新体验方法更接近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伽利略不愿接受月球潮汐理论，他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非月球理论解释潮汐。人们也知道，伽利略没有回答开普勒的友好表示。这两件事实提出两个问题，它们可能导致下面的解释性历史推测：伽利略反对占星术，也就是说关于包括月球在内的行星的位置对地球上的事件有影响的理论。文献表明月球潮汐理论确实是占星学的一部分，开普勒是职业占星家这一事实伽利略当然清楚。

    现在重读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确实可以立刻发现一段文字——提到了开普勒的最后一段文字——在我看来它是对这种推测的极好的证实。恰巧，当我第一次阅读这段文字时，由于我还没有这两个问题和这种推测，我并不理解，而后来却理解了。

    十分清楚，这一点很简单的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用的是我所称的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它有助于解释伽利略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一个科学问题的态度，一种是对一个人的态度——作为对如他所看到的他的问题情境的推测性设想。然而这种设想并不是在科林伍德的意义上的真正的重新体验。就那些行动在此有趣味而言，它不是对伽利略的行动的重新体验：它既不是对伽利略潮汐理论的再发明，这种行动是我力所不及的；也不是对他未能答复开普勒某些信件的重新体验，尽管未能答复一封甚至两封信是我完全能做到的事情。

    伽利略未能答复开普勒显然是简直不值得重新体验的事情之一：它本身是过于微不足道的行动。但是作为征象，并与另一个历史问题相联系，它也许是有趣的；从情境分析的观点看它是有趣的。

    因此我主张，情境分析是比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的理论更好的历史理解理论。它不那样严格。它不像科林伍德的理论那样局限于对自觉思维过程的重新体验，而是给行动者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情境的重建留有余地。而且，它为构想和分析作为我们的行动的无意的和未预见到的结果所产生的情境留有余地——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为在情境分析中不仅充分重视个人而且也充分重视制度留有余地；换言之，它甚至比科林伍德的理论更广泛，或者我可以说，远为多元论，而科林伍德已经通过有力地强调问题，以比他的任何前辈更多元论的精神探讨了历史。对科林伍德来说，对任何思想的重新体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对情境逻辑来说，对任何情境的设想，包括对导致另一种情境的一种情境的设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情境逻辑与行动主体所体验的情境和实际的客观情境都同样有关，因此与行动主体的客观错误同样有关。

    这把我带到我的取向和科林伍德的取向间最重要的差异。在科林伍德看来，如几乎所有哲学家看来一样，知识本质上在于认知主体的生活经历，这当然适用于历史知识。在我看来，知识本质上在于体外人工制品，或产物，或制度。（正是它们的体外特点使它们可以得到理性批评）。存在没有认知主体的知识——例如，图书馆中储藏的那种知识。因此可以存在没有认知者认识增长的知识增长。知识增长甚至可以构成我们历史的主要情节，然而或者在我们的主观知识中或者在我们的能力中也许没有相应的增长。甚至我们的兴趣也许没有发生变化。人类［human

    being」知识可能在人们之外增长。在个人［man］的历史中可能有一个情节，而在人们「men」的历史中却没有情节。

    因此，区分单数的个人及其体外知识的进化和复数的人们的历史是可能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学科和所有人文学科的主要价值和主要特征的东西容许它本身不但对人类及其制度的进化感兴趣，而且对复数的人们的历程及其他们与其制度、与其进化的环境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并且对个人及其知识的进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对此我毫不怀疑。

    因此历史是多元论的。它不仅研究人而且研究人们。首先它允许我们提出知识增长、艺术史和人类的进化多么巨大或多么微小地影响了人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伟大的历史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