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可称作历史哲学的学科始终围绕着三大问题：

    （1）历史的情节是什么？

    （2）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3）我们应如何编写历史，或者历史的方法是什么？

    从荷马和圣经直至现代，人们对这三个问题或含蓄或明确地做出了种种回答。这些回答的变化之小令人吃惊。

    圣经和荷马著作中对第一个问题——“历史的情节是什么？”——的最古老的回答是有神论的。这个情节只能隐约地觉察，因为它来自上帝或诸神的意志；尽管它也许不完全无法探测，然而要探测它也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在种种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奥秘。它与报应和惩罚有关；与一种神性的天平，正义的天平有关；尽管只有目光最敏锐者才能看到做出公平的裁决。

    这架天平如果受到搅扰，就像钟摆一样摆回，它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起着作用，希罗多德在特洛伊战争中看到人们从西方移到东方，而这说明了波斯战争的摆回，在那些战争中人们从东方移到西方。两千三百年后，我们在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发现了恰恰相同的理论：拿破伦〔Napoleon」移向东方进入俄国换来了俄国人移向西方。

    无可否认，希罗多德和托尔斯泰都未提供初看起来像有神论的东西，但是有神论背景——或多或少被抑制的关于神性的正义天平的理论——是确定无误的。

    这毕竟符合欧洲思想的整个框架，它的本源基本上是神学的，它固守着它的理论的根本方案，甚至在革命的时代，甚至在这科学兴起的现代也是如此。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反对上帝的更早的、自然主义的革命已经用“自然”的名称取代了“上帝”的名称。几乎其他一切都未加变动。神学、上帝之学，被自然的科学取而代之．上帝的法则被自然的法则取而代之；上帝的意志和力量被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自然力）取而代之；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裁决被自然选择取而代之。神学的决定论被自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即，上帝的全知全能被自然科学的全知全能取而代之。

    黑格尔和马克思又用历史女神取代了自然女神。因此我们得到了历史法则，历史的力量、威力、趋势、设计与规划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全知全能。反对上帝的罪人被“妄图抗拒历史前进的罪人”取而代之，我们获悉不是上帝而是历史将是我们的法官。

    但是上帝——自然——历史的序列，和相应的世俗化的宗教的序列并不就此而止。黑格尔的（宣称的）发现，即价值毕竟只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上帝身上，价值与事实是一回事）导致了事实的神化——关于人类生活与行为的现存的与真正的事实（恐怕包括仅宣你的事实）的神化——因此又导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的世俗化的宗教。由于人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我们又被进一步导致对语言事实的神化。求助于这些事实或宣称的事实的逻辑的和道德的权威似乎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最终智慧。

    关于在历史中有一个情节的理论——无论这个情节是有神论的还是反有神论的——是我用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这个名称所称呼的事物。这个名称遭到了人们的攻击，那些人认为名称很重要，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强调地说，名称对我并不重要，它只是个标签；我向来不在词语的问题上争论：在我看来，词语完全不重要——它们只是真正需要说的事情的工具。

    我对历史决定论情节理论的批评也因过时而遭到攻击。人们说，历史决定论者已经没有了，因此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

    十分正确，尤其是最近，没有什么人公开捍卫历史决定论。甚至汤因比［Toynbee］教授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被击败的话，也是不那样夸夸其谈了。然而，我仍几乎觉得仿佛淹没在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中。我不断地听说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生活在太空时代，生活在电视时代，生活在传播媒体时代。我不怀疑，最近对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攻击至少部分地由于这样的信念，即在我们具有大众传播的新手段和复印机与其他照相复印本的新时代，书籍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不断听说我们所处的专业化时代，同时还听说新的抽象的革命艺术时代——顺便说一句，自从四十七年前，即1920年，我看到在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

    in Weimar］展出的实际上它的所有变种以来，这种艺术一直未发生变化，而当时它是反对停滞不前和恪守传统的革命运动。然而，作为生活在既是专业化又是抽象艺术的时代的结果，我听说有一位专家夸耀自己只专门研究自1930年以来的美国抽象艺术史。这样，包豪斯的早期阶段就不属于他的专业。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所有这些所谓的运动与倾向，时代与时期，都是历史决定论情节观念的产物。然而，我仍感到停滞不前的危险，包括让我自己的思想停滞不前的危险。因此我觉得，指责历史决定论的话我说得和写得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不想再说什么指责它的话了。

    相反，我要试图重新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只是非常简捷地看一看——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情节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是的”。自从批评性讨论和写作发明以来，兴起了可称为知识增长的事物，这种知识及其增长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换言之，存在着知识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情节。

    只是在最近——大约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科学知识这个独特的事物，在人类生活中变得明显重要了。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两件很概括的事情。一件是，我们正是在拥有知识上最明显地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另一件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动物的进化，即，我们知识的增长是动物进化的一种延续，尽管是以全新的手段。

    这样看待我们的历史的方法既是明显的又是极其片面的。四百年前，知识的增长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位极可疑的预言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个方案，它很快变成了典型的智力时尚。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刻，它看上去不仅像一个情节，而且像一种普遍的情节，人类历史的主要情节，也许是生命进化的主要情节。

    历史学家传统上对科学史所知极少，在这方面这是十分有趣的。因此1945年我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阿诺德·汤因比的六卷巨著《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中，完全未提科学史，那时此书已出版。在另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1938年首次出版的另一部有名的巨著中，可以发现下面一个奇怪的句子：“……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被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所彻底变革”。

    我读到这个句子时感到很惊讶，因为众所周知，伽利略只是重申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曾有一会儿我想，“断言”［assertion］一词也许在这儿的意思是“重申”[re－assertion]。然而，下一句话和其他几段文字向我表明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真地错把伽利略当作哥白尼或者相反。因为下一句的开头是毫不含混的词语“在伽利略的发现之前”，这是重新提及“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这个句子的短语。可以成倍增加这类例子，但是我不把抱怨“两种文化”当作我目前的任务。

    顺便说一下，几乎一切有创造性的科学家都对他们问题的历史知之甚多，因此对历史知之甚多。伦们不得不这样：不理解它的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一种科学理论。

    十分清楚，历史学家很快又会合乎情理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对科学及其历史有所了解；他们会发现，不懂一点科学，他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最近的历史，尤其不能理解政治或外交史。例如，在丘吉尔[Churchill]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World War］中，我们发现了对雷达发展的充分论述。根本无法忽略它。

    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普遍情节[the

    universalplot]的问题。

    我认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产物或人工制品，它可望终有一天会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角落导致和我们的祖先、制造氧气的植物或建造岛屿的珊瑚所导致的同样大的变化。这些明显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新产物是我们的神话、我们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科学理论：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论。

    确实，我们可以把这些神话、这些思想和理论看作人类活动的一些最独特的产物。像工具一样，它们是在我们皮肤外进化的器官。它们是体外的人工制品。

    因此我们可以把尤其是称作“人类知识”的事物看作人的这些独特产物之一。在这里我们是在其客观的或与个人无关的意义上理解“知识”这个词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被包含在书籍中，或储蓄在图书馆中，或在大学中讲授。

    当在此谈到人类知识时，我心中通常将想着“知识”这个词的这种客观的意义。这允许我们把人们制造的知识看作类似于蜜蜂酿造的蜜：蜂蜜由蜜峰酿造，由蜜蜂储藏，由蜜蜂消费；消费蜂蜜的个别的蜜蜂一般不会只消费它自己所酿造的那一点蜜：蜂蜜也被根本未酿造蜜的雄蜂所消费。

    总的来说，这一切对于制造氧气的植物和制造理论的人都适用，只有轻微的差异：我们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制造者而且是消费者；若要继续制造理论，我们就不得不消费别人的理论，有时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理论。

    因此人类知识的增长继续了其他有机体的进化；但是就它几乎完全是体外的并由传统来流传而言，它是新事物，是人类历史所特有的。

    我在此试图对我们第一个问题做出很简短、很概括的回答，这个回答似乎是一无论的而非多元论的回答：仿佛我要说，知识的增长，因而也就是科学史，是一切历史的心脏。

    这距我的意图甚远。无可否认，现在所有人的生活都深深受到科学的影响。但是科学本身与宗教神话密切联系。我想提出，没有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就没有欧洲的科学。尽管人人都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然而对它做出贡献的人却实在少得可怜。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有着电影和唱片的现存诸神的新的宗教。星星和小星对希腊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来说曾是神，明星和童星对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又成了神。宗教史——或种种宗教的历史——至少和科学史一样重要。文学史和视觉艺术史，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力量史，法律制度史和经济变迁史——这些也都如此。

    此外还有经济史和建筑史的相互关系，和宗教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的多重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多元论：有大量的文化问题，大量趣味，也许最重要的是大量个别特征和大量个人命运。

    Ⅱ

    现在我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在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之前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History before Historicism]的精彩文章中，乔治· H．纳德尔［George

    H．Nadel］教授探索了对这个问题的种种回答。这些回答中主要的是他所称的历史的借鉴理论［Exemplar

    Theoryof History」：历史具有教育价值的理论，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或将军的政治教育。

    纳德尔引用昆体良「Quintilian」的话说，“希腊人擅长告诫，罗马人擅长运用实例，而这更重要得多。”顺便说一下，波利比奥斯［Polybius］同意这种见解，但是把它颠倒过来：他提到柏拉图的要求，哲学家应成为国王，国王应成为哲学家，而且他要求，不仅行动者应成为历史学家，而且历史学家应成为行动者，因为否则他们就不会知道他们在写的事情。

    在斯多葛派［Stoic」影响下，人们把历史看作一种道德教育的手段，关于正直的教育的手段。

    这种传统对于阿克顿［Acton」勋爵仍然是强有力的，在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的著名演讲“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中，我想，也在我的《开放社会》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在厄恩斯特·贝迪安［ErnstBadian］论罗马与希腊史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它的最近的一些最强有力、最睿智的表现。

    纳德尔教授概述了有关的理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说，历史恢复了人类的普遍统一，被时间与空间所割裂的统一。因此它保证了一种不朽性，并保留了好的人和好的事迹的实例。

    然而历史的借鉴理论衰亡了。黑格尔否认政治家真地向历史的实例学习。纳德尔教授引用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的话：

    可以承认，美德的例子可以提高心灵，并可适用于对儿童的道德教诲，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美德的印象。但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不属于这个领域。对于统治者、政治家、国家，惯常着重于用在历史中经验所提供的教训来提醒。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教导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点——民族和政府从未向历史学习什么，或根据从历史推导出的原则去行动。

    但是，对阿克顿勋爵来说仍十分强大的历史的借鉴理论，实际上在阿克顿之前，已随着阿克顿的老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而终结了。如纳德尔教授所指出的，它被纯粹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所取代：即历史只为自己而存在的观点，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为历史学家而存在。纳德尔引用了兰克的著名声明，传统上人们把它看作这一见解的宣言：

    人们归与历史以高尚的职责：评价往昔，为了未来而指导现在。这些高尚的职责不是本文所能奢望的：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的情况。

    简言之，这是如纳德尔所讲述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必比阿克顿勋爵作出更多的让步。我又一次提出一种多元论的方法。

    我断言，历史本身可以是有趣的。但是，它只是在试图解决有趣的历史问题的程度上才是有趣的。这种问题的例子是：两次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它们是可以避免的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政治家非常重要。对不起黑格尔，一位政治家不了解一些历史事实和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推测，就不适合在外交部任职。“绥靖者”错在何处？斯大林清洗的目的是什么？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为什么不至少把第一枚投在停泊着日军军舰的港口？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感兴趣，即使我们并不渴望在外交部任职：这些本来就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更有特殊的趣味了。

    但是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也想去理解柏拉图或戴维·休谟「David

    Hume」，或伊萨克·牛顿[lsaac Newton]。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

    Ⅲ

    随着“去理解”［to understand」这些词，我开始谈第三个、对我来说也是最有趣的问题：历史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理解的问题。

    过去的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主要从自然科学一方与历史或人文学科一方的方法差异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关于这个巨大鸿沟的细节颇多争议。谈论这个鸿沟的有著名的德国理论家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李凯尔特［Rickert］和狄尔泰「Dilthey］。有英国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林伍德［Collingwood」。有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教授，他反对内在的专业主义，因此也反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为历史是为门外汉的观点辩护，还有艾赛亚·伯林爵士，他告诫我们不要“低估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或常识方法间的差异”。

    现在我建议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同意艾赛亚爵士的话，即历史的方法是“常识”的方法，我一直确实同意这种观点。我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见解，即世界上没有比狭隘的专业主义更糟的东西，我一直确实同意这种观点；我确实同意科林伍德、狄尔泰和海耶克［Hayek」的观点，即我们必须力图理解历史；我同意，历史哲学家迫切需要分析、解释、实际上理解，历史的理解。

    但是许多年来我的论点一直是：所有坚持认为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鸿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存在根本上错误的概念。这不应责怪他们：这种概念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它几乎被普遍接受。应用科学的惊人结果又极大地加强了这种概念。难怪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这一概念。

    当然，不可否认，科学已成为技术的基础。但是我看作关于科学的正确观点的东西在伟大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爵士一本书的护封上作了表达，汤姆孙是电子波的性质的发现者之一，是电子及其粒子性质的发现者J．J汤姆孙［J．J．Thomson］之子。汤姆孙的书的题目是《科学的灵感》［The

    Inspiration of Science］——注意这个题目！——而且护封上的说明开头一句话是：“科学是一种艺术。”并又接着谈到“现代物理学的种种概念”的“内在的美和奇妙”。其他伟大的科学家的言论也用同样的口气，但是没有什么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认真看待他们的话。碰巧有一些科学家明确同意关于自然科学的传统主义和专业主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除去两个例外，我迄今未能使任何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相信，他对于科学的直觉概念是错误的，科学远比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更像历史。这两个例外是贡布里希教授和海耶克教授。

    尤其是海耶克教授，许多年来都撰文反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仿效自然科学。他把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倾向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现在我正像他一样反对这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曾指出，实际上，这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是仿效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东西的尝试，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因此，当我在海耶克为自己的新著《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撰与的序言中意外地读到下面一段极豁达的话时，感到十分满足和喜悦：

    我的一些较早期著作的读者会注意到，我现在讨论我当时称作“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时，语气出现了微小的变化。其原因是……卡尔·波普尔教导我，自然科学家们并非真地做他们大多数人不仅告诉我们他们做的而且极力主张其他学科的代表们模仿的那些事情。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这两组学科间的差异

    然而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十分充分地了解自然科学方法：从观察开始，然后归纳成理论，难道这不是众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