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

    院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被选为第一名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获得者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一次伟大的经历：这是新设立的奖金，它的设立对于加泰罗尼亚具有明确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我现在站在诸位面前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向加泰罗尼亚管理区、加泰隆地中海研究院、它的院长和官员、它的顾问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有关人士表示谢意，感谢他们认为我和我的工作配得上这一荣誉而授予我如此巨大的荣誉。致谢的任务容易完成，因为既然我觉得非常感激，我很容易说这样的话：确实多谢你们，感谢你们赏识我的工作，感谢你们的好意，感谢你们大家的慷慨。也感谢你们为准备这次庄严的仪式进行的一切工作，付出的一切努力和时间。我也想感谢你们所有莅临这个伟大场合的人。最后，让我表示对加泰罗尼亚人民的谢意。

    我的第二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我的任务是向你们发表演说。但是，我在短暂的演说中做出对你们的充分的报答，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在准备这次讲演时，我觉得这种不充分是沉重的负担；我感到选定一个主题非常困难。我应当向你们谈一谈像科学知识的理论这样的抽象题目？还是谈一谈民主？但是民主是你们可能和我一样认识到其价值的事物，因此你们可能不需要我谈这个问题。如果可能，我认为，我应当谈一谈关于地中海的趣事，以表示对你们地中海研究院的尊重；但是关于地中海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在我心目中我看到自己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是站在严厉的法官面前的一位八十七岁的老者，而不是优秀的演说者——很像站在宣告他的死刑的501名严厉的雅典法官面前的苏格拉底。

    当我考虑到这样远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什么应当是我的讲演的主题：“雅典奇迹和雅典民主的起源”。这是适当的主题，因为它成为希腊的奇迹，后来又成为地中海的奇迹，地中海文明的奇迹。这个题目把民主的主题和地中海文明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它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你们谈一谈我自己对之做出了贡献的题目——这个贡献我以前没有充分地展示。

    我们的文明，在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它源自希腊人。这个文明诞生于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时期，它诞生于雅典。

    雅典奇迹是令人吃惊的。在从约公元前600年梭伦［Solon］起的一个短暂时期中，进行了和平的变革。梭伦使受剥削的雅典公民摆脱了债务的重负，禁止使任何雅典公民因负债沦为奴隶，从而挽救了这个城市。这是第一部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拟定的宪法，人们从未忘记它，尽管雅典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由从不是牢固的而总是受到威胁。

    梭伦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是我们所了解的第一位雅典诗人，他在诗中解释了他的目标。他谈到“eunomia”或者说“好的政府”，他把这解释为平衡公民的互相冲突的利益。无庸置疑，怀着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目标制定宪法这是第一次，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归纳为下面简单形式的普遍正确的道德规则：Neminemlaede

    imo omnes，quantum potes，iuua！即：不要伤害任何人，但要尽力帮助所有人！

    像两千年后发生的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一样，梭伦的革命唯一想到的是公民的自由：两场革命都忽略了买来的奴隶的奴隶制。

    在梭伦之后，雅典的政治决非稳定。几个主要家族在争夺权力，在做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梭伦的一名亲戚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君主或僭主。他的巨大财富来自位于阿提卡外面的银矿，他把他的财富大量用于文化目的，用于稳定雅典的梭伦改革。他盖了许多美丽的建筑，设立了一些节日，尤其是一些戏剧节；雅典的悲剧演出的创始也归功于他。如我们从西塞罗［Cicero］那里所了解的那样，他组织人们写下了荷马的著作，《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以前它们似乎只作为口头传说存世。

    我的讲演的主要命题是，这是具有最深远后果的行动；这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许多年来，自从我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来，雅典奇迹一直是强烈地吸引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时时缠住我不放。是什么创造了我们的雅典文明？是什么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暂时期中使雅典发明了艺术和文学、悲剧、哲学、科学和民主？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很不充分。这个回答是：文化冲突。当两种或更多的不同文化相接触时，人们认识到他们长久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不是“当然的”，不是唯一可能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上帝所颁布的，也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他们的文化是人及其历史的杰作。从而它开辟了充满种种新的可能性的世界：它打开了窗子，放进了新鲜空气。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解释了许多东西，它在希腊历史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在《奥德赛》中，荷马的主要主题之一正是文化冲突这个题目。文化冲突当然也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一个主要题目。它对于希腊文明的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这个解释并不使我满意。有很长时间我感到我不得不放弃。我觉得，像雅典奇迹这样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它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它尤其不能由写下了荷马的著作来解释，尽管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其他地方，曾写下了书，尤其是伟大的书，却从未出现可与雅典奇迹相比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再次阅读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辩篇》——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重读了人们频繁讨论的一段文字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想法。这段文字[26D－E]暗示，公元前399年雅典有一个生意兴隆的书籍市场，无论如何，在这个市场经常出售旧书（像安那克萨哥拉的书《论自然》），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手。旧喜剧大师欧波利斯[Eupolis]甚至（在坡吕克斯［Pollux］援引的一个片断中，见他的《词类汇编》「Onomasticon」Ⅸ，47；参看Ⅶ，211）提到五十年前的一个书籍市场。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会在何时出现，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十分清楚：只是在庇西特拉图让人写下荷马的著作后出现的。

    慢慢地，我逐渐明白了这个事件的全部意义：画面开始展开了。在荷马史诗被写下之前，也有书，但是没有低廉的书在市场自由出售：甚至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书籍也是非常珍奇的东西，没有商业性的复制和发行，而是（像赫拉克利特写的书那样）被保存在神圣的地方，在祭司的管制下。但是我们知道，在雅典，荷马很快家喻户晓：人人都读荷马的书，多数人熟记了他的史诗，或者至少熟记了一些段落。荷马史诗是第一种大众娱乐！主要在雅典是这样，我们又可以从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在《理想国》中抱怨这种危险的娱乐，而在《法律篇》中他讽刺斯巴达和克里特缺乏文学兴趣：他指出，在斯巴达，人们知道荷马的名字——只是知道而已；他又指出，在克里特，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