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尽管他们也许承认**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

    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1989年春于肯利

    K

    R．波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