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社群实际生活的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思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以“**”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籍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的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格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的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的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苏联，“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的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大林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本文转引自秋风先生“思想评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