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这种情形的最强烈的反应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利眼。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更需要真正具有文化意识的人，能够客观地、毫不畏惧地、公正地理解其他民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的人。

    蔑视外族人不是解决我们目前各种族、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它更不是一种具有科学基础的方法。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偏狭只是一种地方的，暂时的文化特质。甚至与之几乎同一血缘和文化的西班牙人就没有这种特质，而且在西班牙人聚居的国家，其种族偏见与英、美统辖国家中的种族偏见截然不同。在美国，种族偏见显然不是反对生物学上相距遥远的各个种族血缘混杂的那种偏狭，因为有时在波士顿高涨起来的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或在新英格兰磨坊小镇反对意大利人的激情，和在加利福尼亚反对东方人的激情一样。这是团体内外的古老区别，并且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这种原始的传统，那会与野蛮部落相比，我们的理由就要少得多。我们四处游玩，为自己的诡辩而沾沾自喜。但我们却不能理解文化习惯的相对性，而且也不能在同具有不同标准的民族进行交往中获得巨大益处与欢乐，再者，我们在与他们交往中，也是不值得信任的。

    现代西方文明亟待需要的是认识种族偏见的文化基础。如今，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我们对我们同血缘兄弟爱尔兰人也持有种族偏见，挪威和瑞典互为仇敌，就好象他们不是同一血缘的弟兄。在法国、德国对峙的一次战争中，所谓的种族界限被认为是划分巴登和阿尔萨斯人的界线，尽管在体质上，他们都同属于阿尔卑斯山地居民的一个亚种。只有到了人能自由自在并实行人类共同体最合意成分的血统混合婚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毫无羞愧地宣讲纯粹种族的福音。

    对此，人类学作出了两种回答。第一是有关文化本质的，其次是就造传特性的。第一个回答将我们带回到前人类类会。大自然在一些社会中通过生物机制使得最细微的行为范型永存于世，但它们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社会性昆虫的世界。蚂蚁王后，向一个单独的巢穴移居后，将会再生出具有同样性行为特质的后代，即这个巢穴的每一小分支。当她处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绪中时，这种社会性昆虫就代表着造物。她使整个社会结构的模式都从属于蚂蚁的本能行为。一只蚂蚁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不至于导致蚂蚁团体的社会等级或生存模式的丧失；如果蚂蚁不能再生产出有同样触角形式和腹腔结构的后代，倒是更可能出现上述情形。

    勿论好坏，人类的答案却在相反的一极，无论是人类部落的社会组织、语言、还是地方宗教，都不会遗传在生殖细胞中。在另一些世纪中，欧洲曾偶尔发现过一些遭到遗弃的孩子，他们自己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山密林，他们极似林耐所划分的一个特殊人种：愚人（Homo

    ferus），并假定他们是一种人类鲜见的侏儒。他简直不能想象这些半愚的动物会是人所生，这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的动物，与动物园某种野生动物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可能被训练好以用于说话和收听；他们身着破烂却能抵御严寒；而且还能毫无痛苦地从沸水中抓出土豆。不容怀疑，他们当然是婴幼时被弃的孩子，他们所缺的就是与其同类的交往。只有通过这种变往，人的官能才能得以磨砺，变得正常。

    在我们富有人情的文明中，不会出现野孩。但只有将一个婴幼儿置于另一种族和另一文化之中，这一点才会具有意义。一个为西方家庭收养的东方孩子，就会学习英语、对养父母会表现出那种在与他一起游戏的孩于们中流行的态度，长大成人后也会从事他们选择的同样职业。他吸收了收养他的团体的整套文化特质，而生身父母团体的那套文化特质就失去了作用。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面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北方城市的美国黑人文化几乎在每一细节上，都已与同城的白人文化十分接近，几年前，人们对哈莱姆人进行文化调查时，这种黑人的显著特质之一是：他们时兴对次日证券交易额后三位相联数字打赌，与同样偏爱于亲自在股票交易中下赌注的白人相比，至少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小，然而却不乏不确定性和激动人心，这是对白人模式的一种变异，尽管难有较大的背离。多数哈莱姆文化特质与白人团体中流行的文化形态仍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在整个世界上都可以看到各民族有能力吸收另一血缘民族的文化。人的生物结构对此并未造成更大的困难。人在生物结构上的细部差别不会把人从属于某种特殊的行为变异之下。例如，人类在不同文化中已制定出的有关婚配，交易等社会解决办法的巨大多样性，在各自创造性才能的基础上，都同等可能。文化并不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

    在大自然保护圈中失去的，却在较大的可塑性的优势中得到补偿。人这种动物和熊不同，熊为使自己适应北极环境，数代后就长出一种北极熊皮毛。人自己学着缝制衣服，建造雪房。从我们能掌握的前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智慧史中，我们看到，这种可塑性是人类进步的开始和这种进步得以保持的土壤，在猛犸时代，出现了一种又一种无塑性动物种类，有的弄巧成拙，有的则消亡殆尽，它们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它为应付环境而形成的生物特质的发展。食肉动物，以及最后的高级类人猿渐渐地不再只依赖生物上的适应性，转而依赖日益发展的可塑性，这样智慧发展的基础才逐步地建立起来。或许，正如人们常常会联想到的，由于这种智慧的高度发展，人类将会毁灭自己。但是从没有人提出过能使我们回到那种社会性昆虫的生物机制时代去的任何手段，我们别无他择。勿论优劣，人类文化的继承，决非生物遗传使然。

    现代政治的推论是，有关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和文化成就归于任何经过选择的遗传特质的论点，是不具任何基础的。在西方文明中，领导才能已经成功地在不同时期传给了闪米特、含米特族，传到了地中海地区的白人亚群、后来还传给了北欧的日耳曼民族。文明的文化连续性无可怀疑，无论当时谁是其传袭者。我们必须接受人类遗传特性所提供的一切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生物遗传行为的影响范围很小，而传统继承的文化进程的作用巨大。

    人类学对种族纯化癖者的论点所作第二个回答，涉及的是遗传特性。种族纯化者是神话的受骗者。什么是“种族遗传特性”？从父亲到儿子，我们大概就可知道什么是遗传了。在家族血统中，遗传的重要性无比巨大，但它仅是家族血统的事。超越此界，它便是神话。在象离群索居的爱斯基摩村落那种渺小、平静无扰的社区中，“种族”遗传与父母孩子间的遗传实际上是等同的，这样，种族遗传才有意义。但我们认为，把它作为一个概念应用于遍布广大地域的社区上，如用于北欧人身上，这就失去了现实基础，首先，在所有北欧民族中存在的家族血统，同样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区或地中海地域的社区中。对欧洲人进行任何体质构成的分析，都表明他们具有部分的一致性：黑眼睛、黑头发的瑞典人代表了更为集中于达南地区的家族血统，但他们被认为与我们所知的下述那些团体有联系。就其体质外观而言，瑞典人的这种遗传则是其家族血统的事，而这种血统并不限于瑞典。没有杂交，体质类型可能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近亲繁殖形成了一种地方特性的人。但这是一种在世界主义的白人文明中几乎不存在的情形，而且当我们象平时那样援用“种族遗传”，把一些经济地位相似、毕业于差不多同类学校，阅读同类周刊的人组合在一起时，这种范畴仅是对团体内外圈的另一说法而已，绝不是指这种群体在生物方面的实际同质。

    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假如整个民族不选择象共同血缘遗传之类的东西作为表记并使之成为口号，而将注意力转向联结其人民的那种文化，强调它的主要价值，并承认那些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中会得到发展的不同的价值准则，那么，现实的思考就会取代那种象征，这种象征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引人误入歧途。

    了解文化形式对于社会思考尤为必要，而本书所关注的正是文化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体质形态或种族与文化是可分的，因此出于本书的宗旨，我们可以将其置于一旁，除某种特殊原因外，我们一般不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述。文化讨论的主要要求是，它应当对种种文化形式进行广泛地选择。只有凭据这类事实，我们才有可能区分那些以文化为条件的人类调节和那些为人类所共有的以及那些依我们所见乃是必然的东西。我们无法凭借内省或对某一社会的观察去发现何种行为是“本能的”，即受生物有机质规定的。为了将行为归类为本能的行为，更为必要的不只是证明行为的自发性。条件反射与受生物有机质规定的事物都是自发的，而且文化上的条件反射在我们自发行为的巨大结构中占有着较大的部分。

    因此，对文化形式和进程的讨论最具启发的资料是那些尽可能在历史上与我们的社会或它们之间很少联系的社会的资料。对于已将伟大文明传播到广大地区的有历史性联系的广阔网络来讲。原始文化是我们目前可以求助的一个源泉。原始文化是一个实验室，可供我们研究人类习俗制度的多样性。由于它们比较孤立，所以许多原始地区经过许多世纪，逐渐使他们自己的文化主题精细化起来。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现成而必要的有关人类调节中巨大变异的信息，批判地考察它们是理解文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它是我们具有或将具有的唯一的社会形态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还有一种益处。比起复杂的西方文明，它呈现的问题更为简单明了。由于那些有利于运输、国际电线、电话以及无线电传播的发明，那些能保证印刷品的持久性和广泛俺投、竞争性职业团体、各类教派、社会阶层及它们在世界范围的标准化之发展的情形，所以现代文明已变得过于复杂，要进行恰当分标。只有为此目的而人为地将它分解为细小部分。然而这种部分的分析并不适当。因为大量的外部因素无法得到控制。对任何一个团体的考察，都要涉及那些具有不同的标准、社会目标、家庭关系和道德规范的异质混杂团体之外的诸个体。这些团体的相互关系太复杂，以致无法对它们作出必要的细节评价。在原始社会，文化传统简单到足以被包容在个体成人的知识范围之中，而且其团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训条也被铸为一个轮廓分明的一般模式。我们完全可能对这种简单的文化环境中各种特质的相互关系作出评价，然而用这种方法去评价我们复杂的文明漩流中的问题则是不可能的。

    用以强调原始文化事实的两个理由与我们依类使用这种材料都没有关系。这种使用必须与重述这种原始状况有关。早期人类学家企图以进化的序列，把不同文化的所有特质从其最早的形式到西方文明的最终发展加以排列。但没有理由假定：通过讨论澳大利亚宗教，而不讨论我们自己的宗教，我们就是在揭示原始宗教之谜；或通过讨论易洛魁人的社会组织，我们就是在复现人类早期祖先的婚配习惯。

    既然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种族属于同一种属，因此，任何地方的人其身后都有一部同等漫长的历史。一些原始部落可能比文明人更接近行为的原始形式，但这只能是相对的，我们的猜测有可能对，也可能错。我们没有理由将某种当代的原始风俗与人类行为的最初类型等同。在方法论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使我们对这些早期的萌芽之物获得一种大概的知识，即通过那些在人类社会普遍的或近于普遍的少数特质的分布加以研究。有几种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每一种都赞同泛灵论以及异族通婚限制。人的灵魂和来世的种种概念，由于表现形形色色，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信仰与我们可正当地视为非常古老的人类发明的这些观念一样，有着同样的普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视为是受生物有机质决定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人类种族在很早时候的发明，即那些已成为所有人类思想基础的“摇篮”式特质。归根到底，它们可能与任何地域性风俗一样都是以杜会为条件的。但它们在人类行为中早已成为无意识。它们是古老而又普遍的。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今天能观察到的那些形态变成那些产生于原始时期的最初形态。从研究它们的多样性入手，也同样没有办法重述这些原初之物。人们可分离出信仰的普遍内核，并将它与地方形态相区别，但这种特质仍有可能在一个显著的地方形态中出现，却不在某种具有所有被遵循的特质的最原始的基本特性中出现。

    因此，利用原始风俗证实原初之物是一项纯理论的工作。就任何所能期望的本源——那些互斥和互补的本源，提出一种论点是可能的。在所有人类学材料的利用中，这是理论推测在其中交替最为迅速的一种形式，而且必然也是不能从其中提供任何证据的一种形式。

    利用原始团体去讨论社会形态的理由，与那种要再现原始社会的浪漫设想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不是以把古朴民族诗意化的态度提出的。在当今这个充满异质标准和混乱的机械喧闹的时代里，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文化都以许多方式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但是，这不是一种向原始人为我们留下的各种理想的回归，因为我们的社会将会治愈其本身的各种弊病。赋予古朴原始人的那种浪漫的乌托邦主义有时会吸引人，但如同它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会起到帮助作用一样。它也常会起某种阻碍作用。

    正如我们说过的，认真研究原始社会在今天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它们为研究文化形态和进程提供了个案材料。它们有助于我们区别那些对地方文化类型的具体反应和那些对人类文化类型的普遍反应。此外，它们还有助于我们估价、理解受文化制约之行为的那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由于其进程和功用，是一个我们需要尽我们所及去认识的问题，而且在任何其他方面进行探索都没有在前文字社会的事实中进行探索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