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其理由如下。
夫妇父子同居一家，谓之家庭。家庭之间以感情相结合，物无定主，授受无常规，失之不足惜，得之不足喜，无礼貌不受责备，即使笨拙也不以为羞耻，妻子的满足即为夫父的喜悦，夫父的痛苦，即为妻子的忧愁。或者薄待自己而厚待家人，看到家人的满足，自己才觉得愉快。比方说，爱子患病正在痛苦之际，如果有人有办法能把病苦分给父母使爱子减轻痛苦，则天下父母心，必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子女。总而言之，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如果血缘关系稍远，情形就稍微不同。兄弟姐妹比夫妇父子疏远，叔侄比兄弟更远，到了堂兄弟便疏远如外人了。血缘愈远，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愈淡薄。因此，兄弟成家立业以后就各有私产，至于叔侄、堂兄弟之间更不用提了。再如朋友之交，也有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所谓刎颈之交、莫逆之友，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与父子兄弟相同。然而在现阶段的文明情况下，这种友谊范围非常狭窄，几十个朋友能够长期保持深厚友谊的例子，在古今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又如世上有君臣的关系，其情分也有如家属骨肉一般，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精忠的忠臣，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以效忠君主的。关于这一点，古今舆论总是完全归于君臣的情谊，而不再去寻求其他原因。实际上，这种论调，完全被君臣的名义所蒙蔽，只看表面，未能了解具体事实。倘用另外的观点去究明事实，一定会发现其他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天赋的“党派性”和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气”。最初君臣的人数极少，例如北条早云携部属六人杖剑东来时，他们的情谊必然十分深厚，甚至比父子兄弟还要亲密。但是，在据有一州一国之后，臣属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君位依次传于子孙后代以后，君臣的关系就不象当初那样亲密了。这时，君臣都争相宣扬祖先的创业情形，君主企图借臣属的力量来保持其家统，臣属则尊崇皇室的系统而甘为其奴仆，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党羽。一旦发生事变，就竭尽全力来保护皇室，同时也取得一己的利益。有时因根据当时的风气可以建立功名于一世，甚至还要粉身碎骨。但并不见得这样君臣之间存在着“刎颈”之交。正如忠臣义士所说的那样，“社稷为重，君为轻”，如果认为君主昏庸无道，即便是惟一的君主，也有用非常手段来处置他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深厚情谊了。又如在战场上阵亡，或因城陷而剖腹自杀的，多半是由于当时风气所使然，认为如果不牺牲生命就不能保全武士的体面，于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自尽，或者因为感到逃生无望而一死了之。据太平记所载，鎌仓幕府的北条氏灭亡时，元弘3年5月22日，在东胜寺随北条高时一同自杀的将士有八百七十余人，此外同宗受惠之辈，听到这个消息而殉死的，全鎌仓共有六千余人。北条高时究竟是怎样的仁君，能获得这六千八百臣属亲如父子手足的情义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不能根据阵亡和剖腹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其君德的薄厚。不论为暴君而死，或为仁君而牺牲，真正激于君臣之情而舍身者，是寥寥无几的。原因尚不在此。所以在君臣之间，道德的功效也是极其有限的。
设立救济院和医院救济穷人，固然是道德仁慈之举，但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和施主之间有什么交情，而是由于一方面富，一方面穷，才产生了这种事业。施主固然富而且仁，但是受施者只知其贫穷，至于德与不德则无从知晓。对一个人不详细了解，就不能和他交往，所以扩大救济事业，并不是要和多数人交往，只是仁者散发余财，借以自慰本身的道德良心而已。施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所以，救济事业固然是值得称赞的善举，但是，救济事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久，则穷人势必把救济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以施舍为德，如果所得的比以前减少，反而会抱怨施主，这种情况简直是花钱买怨。在西洋各国，关于救济问题，在识者之间有很多议论，对其利弊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归根结底，赠与的方法，除了解受赠人的情况人品和直接赠送以外别无他法。这也是道德不能广泛地施行于社会的一个例证。
根据上述情形看来，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俗语说，“家庭之间是天下太平的模型”，这就预示了在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必会出现“天下一家”的局面。同时，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动不居进退无常的，就今天的文明情况来看，不能不说它是正在前进过程中。因此，即使前途是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前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以现在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文明相比，也不过是一步之差，学者议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争夺这一步而已。
本来，道德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法制的效能虽然也能达到人情的目的，但是从它所表现的形态来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东西。法制还有两种区别，有以维持事物秩序的法制，有防止人作恶的法制。违反前者是人的过失，违反后者是人的恶念。这里所讲的法制，是指以防止人作恶为目的的法制，希望学者不要误解。譬如，为了家庭的生活有个秩序，也可以订立家人必须在早晨六时起床、晚上十时就寝的规则，但这不是为了防止家人的恶念，也不因为违反这个规章就以罪人处理，只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方便协商订立的规则，所以并不需要写成书面条文，只是由全家自觉遵守而已。此外，感情亲密的至亲好友之间的金钱借贷也是如此。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上虽然有普遍施行的文书、契约、政府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条约其中有民法刑法之分，以及为了同时也包括不少维持事物秩序的规定，但从其一般用途来看，显然都是防恶的工具。因为一切法律的精神都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例如，盗窃千两黄金者处以十年徒刑，违约过期十日者罚金百两。这样，把千两黄金和十年徒刑，以及百两罚金和违约十日的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认为有利的方面。其目的既然如此，可见丝毫不存在道德精神。这种情形，正如把食物摆在饥饿的猫狗面前，而从傍举起棍子威吓着“要吃就打”一样。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这中间绝对没有人情存在。
为了彻底分清实现道德的场所和施行法制的场所的区别，举例如下。假设这里有甲乙二人借贷金钱。二人亲密无间，贷者既不以贷与为德，借而不还，也不抱怨。交情之深几乎不分你我，这种交情，完全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或者也约定归还期限和利率，并为了备忘还把它写在纸上交给贷主，但其交情仍然没有超出道义的范围。但如果在这字据上盖章，贴上印花，或有保人甚至还索取抵押品，这就超出了道义的范围，双方只是根据法律办事而已。这种借贷关系，是因为不能相信借者是否守信义，只好把他当作不守信义者，如果到期不还就找保人，再不还就向政府控告，请求裁判，或没收抵押品。这就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和举起棍子吓唬狗的办法。所以，根据法律处理事物的地方，就丝毫不存在道义的影子。不论政府和人民之间、会长和会员之间，卖主和买主之间，债主和债户之间以及在收费教学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凡是根据法制相处的，就不能称作道义的结合。譬如，有两个政府官吏，某甲非常关心公务，勤恳办事，劳累得下班回家后几乎不能安眠；某乙则不然，每天喝酒冶游，不关心公务，然而某乙从早晨八点上班到下午四点下班的办公时间内，也非常勤勉，其工作效果和某甲相似，该说的就说，该写的就写，从未贻误公务，这样谁也不能责备他，而某甲的勤恳也显露不出来。又如人民缴纳租税，如果政府不催促，就可以不缴，或用赝币缴纳，如果被收下即为经收人的过失；相反地如果错误地多缴了税款，即为纳税人的倒霉。卖主欺骗，一经购买，即为买主的损失，相反地卖主多找了钱，一经交清，卖主即吃了亏。借钱给人，如果丢失了借据，即为债主的损失。兑换票据，如果过期，即为票据持有者的损失。拾物隐藏起来，如果无人知道，即为拾者的便宜，甚至偷窃他人的东西，不被发觉，盗贼就得了便宜。从这些情形看来，今天的社会完全成为坏人聚集之所，丝毫看不到道义的痕迹。只是依靠无情的法律勉强维持事物的秩序罢了。本来内心充满着恶念，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见之于行动，走到法律所允许的边缘则不得不停下来，正如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一般。多么可怕！
人心如此卑鄙，法律又如此无情，从其外表骤然看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进一步考察产生这种法律的原因，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则绝不是无情的，而是今日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法律虽然是为了防止作恶而制定的，但并不是因为天下都是恶人才制定的。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在一万人之中难保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在一万人之中所施行的法律，也不能不按照制服坏人的目的来制定。正如鉴别赝币一样，如果担心一万圆里有一圆赝币，就不得不把一万圆全部点检一遍，因此，在社会的交际中，即使法律日益繁多，法律的形式似乎无情，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法律。相反地，应该愈加把它巩固起来，愈加严格遵守它。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促进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制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厌恶事物的外形，而抛弃其实际效能，是智者所不为的。为防止坏人作恶而制定的法律，并不妨碍好人为善。在法律繁多的社会里，好人依然可以毫无限制地为善。不过为天下后世着想，惟有希望日益繁多的法律，能够逐渐丧失其作用。这大概是数千年以后的事，因此，没有理由因为期待数千年的将来，而摒弃目前的法律。必须考察时代的沿革，在从前野蛮不开化、君民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可以约法三章，并且，仁君贤相关怀人民、忠臣义士舍身以报君王，万民齐受君王之德化，上下各得其所，都是以人情为主，以德导致了太平，根本不依靠法制。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似乎值得羡慕，其实在那个时代，并不是蔑视法制而不用，却是想用而无处可用。反之，随着民智逐渐发达，世事也逐渐繁多，事务复杂，法制也必随着增多，并且随着民智的进步，破坏法制的方法，自然也日趋奸巧，因而，防范的方法也不得不愈加严密。举例来说，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以保护自己。如果用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是冠履倒置，纲常扫地，但稍微把眼光擦亮，眼界放宽，就可以发现现在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论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没有丧失体面的顾虑。在如今的世界里，要想发展国家文明，保持国家独立，这是唯一的方法。人类智慧随时代的进展而提高，正如儿童之成长为大人。在童年时代作的自然是儿童的事，喜怒哀乐之情也与大人不同。但是，随着岁月推移不知不觉成长为大人。曾经喜爱的竹马，如今已不足以为乐，曾经恐怖的鬼怪故事，如今已不足惧，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儿童有些痴愚。也不必深咎，因为儿童在童年时代作出儿童的事，原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不应要求过高。不过儿童众多的家庭，由于家庭照顾不过来，不能和邻居相比而已。现在这个儿童已经成长，这难道不是家庭的幸事吗？如果因为他从前是儿童，现在却硬要把他当作儿童，拿竹马给他玩，讲鬼怪故事吓唬他，甚至把从前童年的言行，作为今天大人的规范，如果不按照这个规范行事，就责备他狂妄不逊，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弄错了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只能招致削弱家庭的恶果。
即使有人认为法制的精神是无情的，遵守法制者的思想也是卑鄙的，但是，无论如何法制对人仍然有很大益处。譬如，有这样一条规定：拾物归还原主，应将所遗失的东西折半赠给拾物人。如果有人拾了失物，只是为了获得折半之利而交还失主，这种思想固然很卑鄙，然而，如果因为这个规定太卑鄙而废除，则社会上的遗失品，将永远不能归还原主。因此，折半的法律以道德来论，是不值得欢迎的，但却不能不称它是文明的良法。还有，在商业上，有贪图眼前小利而丧失廉耻的，这叫做奸商。例如，日本人在制造生丝、蚕纸时，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结果降低了国产品的声誉，长期地损失了全国的大利，即奸商本身，也必遭受损失，这就是名利两失。与此相反，西洋各国的商人，交易可靠，童叟无欺。例如出示一寸见方的样品，然后出售几万匹的布疋，从来没有与样品不符的。买主也不必一一开箱检查，便可安心收货。从这些情形看来，好象是日本人不诚实，而西洋人诚实。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知道并不是西洋人心诚实，日本人心不诚实，而是西洋人企图扩大商业范围，以获得长远的高额利润；如果不诚实，恐怕影响日后交易，而自己堵塞了利润的来源，所以不得不诚实。这不是由衷的诚实，而是算盘上的诚实。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气魄小而西洋人的气魄大。然而，不能因为西洋人是卑鄙的贪婪的诚实，而学习日本人那种露骨的不诚实。不论为欲或为利，必须老老实实遵守商业的法规，只有遵守法规才能进行交易，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在现代的人类世界上，除了家庭和亲友之外，不论政府、公司、买卖、借贷、一切事物莫不依据法规办事。法规的形式或许有些是可鄙的，但是与无法规的害处比较，其利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试看目前西洋各国的情况，由于人民智慧不断进步，气魄也越来越大，好象天地之间，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限制人的思想，人可以自由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得出处理它的办法。对自然界方面，已经探索了它的性质，了解它的作用，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根据其性质而控制它的规律。对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由于研究了人类的性质和作用，已经逐渐发现它的规律，从而根据其性质和活动，将要逐步地获得控制的办法。其进步情况兹举例如下：法律严密，减少了国内的冤狱；商法明确，使人民感到方便；公司法合理，因而举办大企业者日多；租税法妥恰，减少了私产的损失；兵法精湛（虽是杀人之术）因而减少了战争之祸患；国际公法虽然还不周密，但是多少也起了减少杀戮的作用；国民会议可以限制政府的专权；著述和报刊可以制止强者的暴行；近来听说将在比利时的首都，成立万国公会以谋求全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法制的日益周密和实施范围日益扩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通过法制以实现大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