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时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领导者的那种重复而混乱的威胁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威胁说，他们要放弃民主的方法，要诉诸暴力——历史决定论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一份遗产；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义的悲剧性破坏给英国和美国的某些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G·E·R·格达伊）。
甚至在我摈弃历史决定论以后，我还做了几年社会主义者；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邂逅相比，我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些类似模式的邂逅——大约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了。
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成为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1919年
5
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的预言被两个英国探测队成功地验证了。由于这些验证，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和一门新的宇宙学，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且作为对牛顿引力理论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现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作了一次讲演，我聆听了这次讲演；但是我只记得我感到眼花缭乱。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种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并接受的气氛的熏陶。甚至马赫在他的《力学的科学》一书中虽然批判了牛顿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理论，但还是保留了牛顿定律——包括惯性定律，他为这个定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阐释。他尽管考虑到一种非牛顿理论的可能性，但却认为在我们开始着手这种理论之前，必须等待新的经验，而这种新经验也许会来自新物理学或天文学关于空间区域的知识，那种空间区域中容纳了比我们太阳系中所能发现的更迅速更复杂的运动。赫兹的力学除了对它的描述以外，也没有背离牛顿力学。
对牛顿力学真理性的一般假定当然是它的惊人成功的结果，海王星的发现是成功的顶点。这个成功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正如我后来说的）牛顿力学反复地纠正了它打算说明的经验材料。然而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设法提出了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且看来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而并没有去等待新的经验。像牛顿自己一样，他在我们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预见到了一些新的效应。并且其中某些预见在检验时，已证明是成功的。
幸运的是，一位出色的学数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时候只有21岁。他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他强调爱因斯坦理论的客观方面：场论的探讨；电动力学、力学以及它们的新联系；关于新宇宙学的惊人的思想——一个有限而又无边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因斯坦自己把牛顿理论看作非常接近事实的理论，是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且爱因斯坦虽然确信他的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事实，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仅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论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观察之前，赫尔曼·韦尔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书（《空间、时间、物质》，1918年德文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普遍、更包罗万象的理论。
无疑，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理论都铭记在心，因为他在另一处写道：“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次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这种态度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于1919年末，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