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仅有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我也在这个理论中以及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我克制了这一点——部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出自对“事业”的忠诚，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我看到了这种机制怎样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朋友们身上奏效。而且这一经验使我能够理解后来的许多事情，否则，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会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条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念。这种反应首先使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导致我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如同我后来发现的，这是一个失望的历史决定论者的一种典型反应。）

    在我满17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我认识到这种信念的教条的性质及其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种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这是可怕的事情。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一个能够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是特别糟糕的，掉进这样的陷阱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一旦我批判地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论：谁是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吗？**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当然他们是非常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在我花费几年时间的研究之后，我才有信心觉得我掌握了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它是由一种历史预言所组成，这种预言又与不言而喻地诉诸以下的道德准则结合在一起：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尽管这样，我不打算发表我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在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几乎与那些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义运动是一回事。当然我向我的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16年之后即1935年，我才开始写作有关历史决定论的文章，并打算发表我写的东西。结果两本书在1935年与1943年间问世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但是，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候（想必是在1919或1920年），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和同学的自以为是，他们几乎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者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天资。他们能有发言权的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有所了解——甚至并不透彻，当然谈不上批判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比我了解得更少（我至少在战争期间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几个月）。我对这种态度反应强烈。我感到我们在能够学习这一点上享有特权——实际上并非理应如此——我决心努力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也决心永不追求政党政治方面的任何影响。

    事实上，我有几次努力想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夜以继日持续不断地用鹤嘴锄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体力。我最后的努力是成为一个家具木工。这项工作在体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烦的是一些引起我兴趣的思辨想法干扰了我的工作。

    也许这是谈论我是何等钦佩维也纳的工人和他们的伟大运动——由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的地方，尽管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持有的历史决定论是致命的错误。他们的领导人能够用对他们所负使命的不可思议的信仰激励他们，他们相信这种使命正是全人类的解放。虽然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是无神论的（尽管有一个小而令人佩服的团体称自己为宗教社会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受到只能被说成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信仰的鼓舞。它是这样一种工人运动：工人们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帮助解放全人类，而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许多工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利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上补习课，或者上“人民大学”。他们不仅对自我教育，而且对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条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个令人佩服的计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有时显示出有点一本正经，他们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乐代替摇摆舞音乐，用严肃读物代替惊险小说。这些活动都是和平的，而且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潜在内战毒害的气氛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