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