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Ｐ·Ａ·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