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
当兰开夏和约克郡发生这种骚动时，其他几个地区内工人阶级的激昂情绪也大致相同。尤其在斯塔福德郡，事态的发展已达到了最高峰。“莎士比亚将军”托马斯·库珀在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代表会议途中，向该地区的矿工和其他行业工人发表演讲。上面我们曾经谈到这位先生的激昂演说具有的煽动性；他已把群众激发到极端仇视有钱阶级的程度。成千上万的人们前来参加他的演讲会。他在温斯伯里·比尔斯顿和沃尔弗汉普顿向矿工们发表演讲。在温斯伯里举行集会时，参加者达三万人；会上通过了关于拥护宪章和维持治安的决议。他从这些地方继续前往该郡的陶器产区，1842年8月14日，星期日，在朗顿、芬顿和汉利举行的三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上午，他应邀在后一地点的另一次集会演讲，到会者是罢工矿工；当天晚上，又在乔治－德拉贡旅馆的大客厅向一次集会发表讲话。在他访问的其他地方中，还有斯塔福德——这不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著称的城镇，他很可能在这里被捕。可是库珀异常机警狡黠，决不会在斯塔福德被当局逮住。当他发觉警察正在伺机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时，他话锋一转，不再一本正经地发言，而开始改说起讽刺话了。下列一节可以使人们对他迷惑地方当局的方法获得一个概念。这一节引自他写给“亲爱的同志们”即“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的一封信，署名是“你们忠实的将军托马斯·库珀”。
“那天晚上，大家忐忑不安，担心我如果敢在集市上抛头露面，将有被捕的可能。可是，钟鸣七下，我已经到达那里，站在朋友们给我借来的一条挺好的长凳上。这时警察局长就在我的右侧站定。托利党的老爷太太们打开窗户，倾听一个大逆不道的宪章运动者发言，等他的话触犯了当局，可以目睹那些粗鲁的虾兵蟹将向他猛扑过去，用他们肮脏的魔爪把他抓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终于落空了！我的发言表明，我们国家有一位‘娇小玲珑、口齿伶俐的贵妇人’，每年花费一百二十多万镑来赡养她和她的家庭，这种光景多么妙啊！我又证明，忠心耿耿的宪章运动者非常理解，王室费用倘若不予维持，国家就会沦亡；一旦阿德莱德①被剥夺了她的十万镑年金，工人们就会哭肿了眼睛。我指出，任何一个衣衫褴褛的鞋匠（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你们知道，斯塔福德和北安普敦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制鞋城镇），如果胆敢提到他年迈的祖母正在巴士底狱中以薄粥度日，而王太后却有三座宫殿可以居住，他准是一个傻瓜。这类讽刺话把那个蓝衣警察长的气焰完全压了下去。他那硬棒棒的脸松下来了；咬紧的牙关张开了；最后，索性露齿笑起来了，而广大的店员听众全都哈哈大笑。”
①阿德莱德（Adelaide，1792—1849），英国王后。——译者
整个斯塔福德郡处于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陶器产区的情况尤其严重。在汉利的王冠堤岸上举行集会的次晚，矿工们开始暴动，不久就发展到可怕的程度。在朗顿，一批矿工袭击牧师维尔博士的住宅。他们闯进酒窖，发现有酒；许多人开始狂饮，喝得酩酊大醉，在这种情况下，把牧师住宅付之一炬，火势蔓延到其他房屋，立刻成为一片火海。有钱阶级恐慌万状。广大群众在街上横冲直撞；在朗顿、芬顿、沃利、伯斯伦以及周围地区，骚动景象触目皆是。地方当局立即逮捕被他们认为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某些人士。在斯塔福德城，商业完全停顿，好象工人们都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其他地区的罢工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库珀初到该城时，至少有一百五十名矿工因在运动中犯法而被监禁。J．梅森和其他几人也因参加了一次被那些胡涂的治安官称为非法的集会而入狱，尽管这次集会是在与罢工有关的骚动发生以前举行的。库珀深知留在陶器产区必遭逮捕，因此在发生暴动的当天深夜12时半，偕同两个青年启程，徒步而行，以便次日及时参加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议。可是，他还未走出伯斯伦，即被逮捕，押到一位治安官面前，这位推事虽已就寝，还对他进行讯问；但稍事耽搁，即予释放。他便重新赶路，按原定计划完成了他的旅程。可是，除了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和其他几处外，工人阶级并未实行罢工，虽然在所有的工业区，群众的激愤情绪十分高涨，以致政府不得不发布公告，指责鼓动活动，告诫人们不要参加正在发生的暴动；然而，发生暴动时，除停工造成的损失外，并未使财产蒙受其他严重损失，而且，正如我们早已提到的，许多实例表明，罢工工人即使对这种损失也严加防范。
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一发表，政府当局就开始逮捕宪章运动团体的领袖人物。奥康纳、利奇、坎贝尔、贝尔斯托和其他一大批人遭到逮捕，被提交审讯；但对他们准予交保，听候传讯。政府看来蓄意想要抓到麦克道尔，因为它充分了解他是执行委员会宣言的起草人。于是悬赏五十镑，拟将他缉捕归案，他的画像，连同一份印就的说明他外貌特征的传单，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张贴，但某些描述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这位医生三番五次间不容发地逃脱了警察的追捕。有一次他在利兹车站下车时，看见一名警察正仔细地打量看他；他若无其事地走到警察面前，请他带路并介绍一家旅馆，这名警察答应了他的要求。他邀请这位向导一同进入旅馆，给他叫了一杯白兰地；但趁这位公职伙伴冷不防时，立刻溜之大吉。然而，他暂时还留在利兹，不过，经过巧妙的化装，完全躲避了追捕者的耳目。另一次，当他前往曼彻斯特时，途中在一家人家憩息，看见墙上挂着《北极星报》从前刊登的他的画像；这时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短工装，戴着一顶便帽，而他那一头漂亮的鬈发拢到头顶，用帽子盖住，完全看不见了。他问女主人怎敢把这样一个人的画像挂在家里。她的回答使他非常放心。于是他把便帽一脱，鬈发垂了下来，这个女人立刻认出了他。为了更安全地继续旅行起见，他说服这个穿着工装的女人送他一程；可是，这一次，他逃不脱路上遇到的一名警察的注意。当他从警察身旁走过去后，这个女人回头张望，警察以手势示意她回去，劝她尽快把他的同伴引走，因为再要遇到警察，就不可能象他那样客气了。经过多次的东藏西躲，麦克道尔医生终于逃到了布赖顿，偕同一个朋友去观看该城的赛马了。说来奇怪，他们无意中碰巧同一个警察局长站在一起，而局长对他的朋友说，他随身带着麦克道尔的画像及通缉公告，正在搜捕他。可是，麦克道尔想出妙计，逃往法国，在流亡中度过了两年；他采取这个行动是由于他的政治同僚们的劝告。然而，正当他处在这个危急关头时，《北极星报》的编辑部恣意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十分刻毒的攻击。当时需要金钱来帮助他维持生活。关于这件事，这位编辑竟然会说：凡有一分血气的人，与其吊在别人的衣带上，靠乞讨过活，倒不如自己吊死在树上。这篇恶意诽谤的文章发表的那天，奥康纳恰好在曼彻斯特，他在和利奇会谈时，向利奇探询宪章运动者对他的编辑的攻击作何感想。他知道人们一般都同情麦克道尔后，当晚向公众集会发表讲话时，声色俱厉地斥责对麦克道尔的攻击。在财务方面，执行委员会予人以攻击的口实，因为他们动用的公款比规定应得的数额大约超过了八镑。这位编辑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而把每一笔略有出入的帐目都明白地指了出来。在这方面，他遭到奥康纳人们的反对，终于辞去了《北极星报》编辑的职务，遗下的空缺由朱利安·哈尼接任，先当副编辑，最后任该报主编。
库珀除了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曾经被捕外，又因被控在陶器产区的暴动期间犯有纵火罪而被斯塔福德地方当局逮捕。这并不是说他积极地参加了那晚的具体行动，而是认为他的演说是造成这场祸害的根源。库珀自作辩护，向陪审团发出了极其有力的呼吁，当经宣告无罪。因同一罪状受审的威廉·埃利斯就不如库珀侥幸；他被宣告有罪，并被判处流放国外二十年，虽然他曾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埃利斯是某些方面所厌恶的人，因此陪审团毫不迟疑地将他裁决有罪。在其他许多地方，宪章运动领袖们也因危害治安而被捕。威廉·琼斯因发表危害治安的演说在莱斯特就逮；而在德比，另一名演讲员约翰·韦斯特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比尔斯顿的约瑟夫·林尼也被逮捕，同样还有伯明翰的乔治·怀特和阿瑟·奥尼尔。后来，韦斯特在奥尔德森男爵面前受审，自作辩护；他的答辩极有机智，因案情既站不住脚，而法官对他的明智劝告，他又愿意接受，所以陪审团宣告他无罪开释。林尼被提交审讯，宣判有罪，处以两年监禁。阿瑟·奥尼尔虽是和平促进会会员，并不因此而被认为不该受到相同的裁决，结果被判处在斯塔福德监狱内的监禁十二个月。乔治·怀特也被提审。他被捕时对警察十分蛮横，但最后当然还是被判服了。怀特受审时，使治安官们领教了他特有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他与一些证人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对质，在对质过程中，他忽然坐下，要求给他一盘三明治和一瓶酒。法官对他说，他不能如此放肆；但他回答说，除非法庭满足他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继续向证人对质下去。法官再一次警告他不得提出无理要求，因为这是违反法庭规章的。他答复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法庭规章，只知道他所要的酒食如果不予供应，他就无法继续对质下去。治安官对他讲道理毫无效果；乔治硬是不干，最后他们出于无奈，只好迁就了。审讯的结果，怀特被宣告有罪，后来经高等法院判处八个月徒刑。他在狱中时常接见宾客，首都主要的民主主义者都来拜访。琼斯被提交巡回法庭在格尼男爵面前受审；和许多人一样；他自作辩护。他被指控的危害治安罪，就其性质而言，任何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决不会认为可以成立；而他偏偏罪上加罪，在陪审团面前，发表了一篇被认为是历来最出色的答辩；答辩持续四小时之久，他慷慨陈词，雄辩滔滔，甚至博得了《每日时报》的赞扬。格尼男爵这次的行为不应当不予以批评；它使我们联想到那个臭名昭著的酷吏杰弗里斯的做法，就是，当一个受害者落入他的魔掌，他就会不顾体统，粗暴地打断被告的申辩。琼斯与一个证人对质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认为道义上站得住……”格尼男爵打断他说：“住口，住口；这个说法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琼斯说：“勋爵，我认为……”格尼男爵说：“你爱怎么认为，随你的便，但我们这里用不着什么‘道义上站得住’那一套谬论。”法官在这种无聊的技术细节方面占了上风，自鸣得意。然后，琼斯再向证人进行盘问，证人回答说，对伦敦警察造成的伤害是在琼斯到达以前，而不是在他到达以后。格尼男爵对琼斯说：“嗯，那时候他们已把你逮住了，是不是？这才使你安静下来了。要是你把一条狗放到街上，喊一声‘疯狗’，那就用不着再叫人猛打它的头了；因为没有必要，不用费事，人们必然会这样做的。”琼斯说：“勋爵，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和象我这样的人，都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一点。”琼斯有两个朋友在庭上帮他整理答辩。格尼男爵说，如果他们继续在暗中指点，他将命令他们退出法庭。琼斯对这种干涉深感不平。“勋爵，”他说，“请你别再打扰我了，让我按自己原定方式尽力答辩吧。”格尼男爵说：“这就要看你是否把自己约束在正当的范围以内，而且只涉及你应当答复的控告。”琼斯说，“既然如此，我觉得不必再申诉了。”上述这些情况还不是他从那个残酷的迫害者那里所受到的唯一打扰。此外，他曾表示，“他一向提倡维持治安和秩序，但也确实谴责政府专横暴虐。”格尼男爵大发雷霆说，“那你的行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琼斯说：“勋爵，这是我的信念。”格尼男爵说：“先生，你爱有什么信念，完全听便，但你无权向群众提出政府专横暴虐的说法，这是犯罪行为。你不必自贬人格——我们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我们所要查问的是这一次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不要越出目前指控的范围。”对于这种粗暴的审讯方式，《晨间纪事报》提出质问：“究竟谁是法官，谁是罪犯？”该报又称，“即使琼斯是一个最无原则的鼓动家，甚至是一个骚扰社会的最凶恶的叛逆，他在格尼男爵手下所受的待遇也会严重地动摇人们对司法礼仪公认的一切概念持有的看法。”一个奴性十足的陪审团对于这位专横的法官喜怒无常的暴躁性格曲意奉承，作出了被告有罪的裁决；琼斯被判六个月徒刑，而他实际上曾协助恢复莱斯特的治安。
1843年3月，在兰开斯特巡回法庭上，费格斯·奥康纳和其他五十八人被提交审讯。他们都在一份所谓“庞大的起诉书”中被指控，所列九条罪状大部分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其要点是，上述五十九人曾“非法接济、教唆、协助、鼓励、支援并怂恿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使他们继续并坚持举行非法的集会，施展威胁、恫吓和暴力手段；妨碍并阻止某些行业、工厂和商店所经营的事业，蓄意借此在国内和平臣民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和惊慌，并利用这种恐惧和惊慌，以便对我国依法制定的宪法强暴地、非法地引起并造成某些重大改革。”这是第四条罪状。第五条罪状指控他们“采取非法手段，力图激起女王陛下的忠义臣民对法律产生不满和憎恨，而且又非法地竭力诱惑并怂恿上述忠义臣民，使他们互相勾结，合伙同谋，商定各自舍弃原有工作，使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停工现象，蓄意借此对我国的法律和宪法促成并实行改革。”这次审讯由罗尔夫男爵主持，于3月21日，星期三开庭。原告代理人是检察长F．波洛克爵士、J．S．沃特利勋爵、格雷戈里·卢因爵士、希尔德亚德和波洛克先生。被告代理人是邓达斯、艾瑟顿、贝恩斯、科贝特、墨菲律师和麦克奥布雷。然而，多数被告自作辩护。审讯时所传见证人有七十二名之多，大部分是原告方面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经奥康纳的申请，被传到庭候讯，在庭上待了好几天，由于另一见证人已先出面，奥康纳便声明不再需要向他查问，于是，他向庭上欠身告别，返回伦敦。审讯持续了八天，但就证人和被告的人数而言，它结束得如此迅速，使很多人感到惊奇。F．波洛克爵士在开审时，发表了一篇十分温和的讲话，与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原告律师所作的一些演说大不相同。看来他不愿利用被告们的处境，而是始终采取十分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与该案有关的每一个人。单是对原告见证人的讯问就持续了几乎五天之久。原告方面的两个主要见证人是卡特利奇和格里芬，他们都曾积极地参与宪章运动。前者原是一名被告，但因被诱供出共犯的罪证，便从被告席转到见证席。他们两人向陪审团提出一个报告，列举了据称在代表会议期间发生的各种事项；卡特利奇曾是会议代表之一，而格里芬则以《晚星报》记者身分参加了会议。卡特利奇是两人中首先被查问的，他供述了代表会议的情况以及代表们在会上的活动。对他的盘问冗长乏味，但很严密彻底，而奥康纳的盘诘尤其如此，他这样开始问道：“那么，卡特利奇，就要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到兰开斯特来的？”“星期二。”“同谁一起来的？”“同欧文先生和格里芬先生。”“怎样来的？”“乘火车。”“乘的是三等车？”“不是。”“二等车？”“不是。”“头等车？”“是的。”“你穿的是工装吗？”“是的。”“你有没有比工装更好的衣服？”“没有，我没有更好的。”“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不是有一件漂亮的背心吗？”“我想我有一件比这更好的背心。”“花多少钱买的？”“三先令。”“最近你是否花了一镑十五先令买过什么？”“没有。”“你那件背心是在哪里买的？”“记不起来了，大概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你记不起在哪里，真的吗？”“在曼彻斯特。”“哪一家店铺？”“记不起来了。”“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愿意。”“你付过钱吗？”“记不得了。”“你不能肯定，是吗？”“是的，但付钱的不是我便是我的妻子。”“你付过钱吗？”“付过。”“你认识诺尔斯太太吗？”“认识。”“你向她定制过一件上装和一件背心吗？”“是的。”“什么时候？”“几个星期以前。”“上装什么时候取来的？”“大概两个星期以前。”“付过钱吗？”“没有，因此它不是我的。”“你是预先声明你准备离开住所，还是在慌忙中离开的？”“慌忙中离开的。我一收到上装和背心，就把它们送进当铺，我要这些衣服，就是为了典当，以便自己能到这里来。”“你从诺尔斯太太那里收到这些东西后，就收拾行李了吗？”“是的，专为能到这里来。”“你付过火车费吗？”“付过。”“是你去当上装和背心的吗？”“我想是我妻子去当的。”“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从来没听说过吗？”“没有。”“真记不清了？”“的确不知道。”“你收到诺尔斯太太的东西后，隔了多久才离开住所的？”“记不得了，我把我的妻子留在那里。”“你是不是区合作商店的所谓伙食供应员兼秘书？”“是的。”“哪一区的？”“曼彻斯特。”“那是一个大区；在曼彻斯特的那一区？”“安科茨。”“你在布朗街一区中担任过重要职位吗？”“担任过。”“你是不是协会的伙食供应员兼配货员？”“是的。”“还兼秘书？”“不兼。”“你经手的帐目都已结算清楚了吗？”“与我有关的，都已结算了。”“有没有应当补给你的差额？”“没有。”“有没有相反的差额？”“我不懂你问话的意思。”“有没有你该偿还的差额？”“没有，经过解释以后没有差额。”“他们是否责备你亏空公款？”“我想不会的。”“那么，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呢？”“我承担销售《北极星报》，利润归于协会，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有些经手人闹了亏空。新的委员会就职后，说我应当对其他经手人的债务负责，就把这些债务记在我的名下了。”“你亏欠多少？”“我什么也不亏欠。”“在合作商店那里，你欠款吗？”“我记不起那里的情况了。”“你欠不欠他们的钱？”“不欠。”“那么，他们欠不欠你的钱？”“也不欠。”“既然如此，怎能说你记不起那里的情况呢？”“记不起来了。”“你说，你妻子在切斯特时，宪章运动者对她很不礼貌，真的吗？”“真的。”“她到切斯特去了吗？”“是的。”“谁送她去的？”“宪章运动者。”“他们给过她钱吗？”“给过。”“那么，在切斯特，你才初次打定主意到这里来作证的？”“是的。”“你是因为宪章运动者对你妻子不礼貌才到这里来的吗？”“是的。”“你认为把你妻子送到你那里就是不礼貌的待遇，是吗？”“我认为如此。”“把你的妻子送到你那里，竟然会被你看成是对你不礼貌！那么，先生，我记得你答复检察长的问话时说过，你在8月14日还是个宪章运动者，是吗？”“是的。”“多久以后，你才宣布改变立场的？”“我至今没有改变立场。”“你还是宪章运动者吗？”“我仍然赞同宪章的各项原则。”“你还是不是宪章运动者？”“是的。”“你是否赞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是的。”“你是否赞成普选权？”“是的。”“你是否赞成投票选举？”“是的。”“你是否赞成选举区平均分配？”“是的。”“你是否赞成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是的。”“你是否也赞成议员为国家服务应支薪俸？”“是的。”“如此说来，你是个忠实的宪章运动者了。”在审讯的另一段时间内，康奥纳问道：“卡特利奇，最近三个星期，你在哪里？”“在曼彻斯特。”“全部时间？”“两星期以前，我到过柴郡的莱姆。”“你在那里呆了多久？”“我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最近三星期，你一直没有见到格里芬吗？”“直到上星期天晚上，始终没有见过。”“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莱姆来的，两个星期以前。”“我知道你在莱姆呆了一天，弟二天就回来了，是吗？”“我到过莱姆两次。”“啊！先生，你原来是个人家的爪牙！”这样，奥康纳在进行对质时，使整个法庭上的人们始终兴致勃勃，同时从卡特利奇得到了许多有利于被告的口供。
在与格里芬进行对质时，奥康纳同样也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答话。“你是否写过信向我要钱到美洲去，以便躲开欧文？”“没有。”“你说你从来没有因为欧文同你缠扰不清，而写信要钱作出国的路费，你愿意明确地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到底写信要过钱没有？”“写信要过，因为这是欠我的钱；你曾写信对我说，我应当和希尔先生接洽。”“噢，你知道我和《北极星报》的财务部门无关吗？”“是你要我写信给希尔的。”“你为他们服务，每星期都付你报酬吗？”“我在你手下服务时是有报酬的。”“你没有写信要钱，使你出国吗？”接着，奥康纳向法官陈述说，“勋爵，你已听到够多的了；他没有否认写信向我要钱作路费，前往美洲，以便躲开欧文。”除了奥康纳以外，格里芬还被一些辩护人和几名被告毫不容情地反复盘问，因此他站得相当久。
见证人的作证以后，邓达斯代表托德莫登的罗伯特·布鲁克向陪审团答辩，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辩词。接着，贝恩斯代表非国教派的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申辩，因为代表会议就是在这位牧师的礼拜堂内举行的。墨菲律师代表麦克道尔、托马斯·雷尔顿和约翰·德拉姆向陪审团答辩。接着，艾瑟顿代表詹姆斯和威廉·斯蒂芬森。麦克奥布雷是被告律师中的最后一人；他为詹姆斯·穆尼和威廉·艾特肯辩护。然后乔治·朱利安·哈尼向陪审团答辩。他从《谢菲尔德独立报》上引证了一篇他在代表会议后在谢菲尔德发表的演说，其中谈到反对罢工。为了对他公道起见，我们应当举出下列一段精辟而真实的摘要：
“他不相信大多数行业是宪章运动者。他们可能在这里通过一项停工的决议，而且会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停工；但是，没有出席的人们会受决议的约束吗？他敢断言他们不会；可是，明天早晨，大多数车间又会复工，机轮也会重新旋转。罢工者可能聚集在一起，把他们驱赶出来；但这会使他们变成宪章运动者吗？他们出厂以后，会坚持到底吗？离开工厂的工人，不是为了宪章，而是害怕脑袋被砸碎，因此，一旦罢工者离开了他们，或者他们有了军警的保护，他们就会不顾罢工者而去复工的。甚至《北极星报》也老实告诉他们，其他城镇的许多被驱赶出来的工人都已复工了。在哈利法克斯，星期一他们被驱赶出来，星期二酿成流血事件，星期四他们就回去复工了。谢菲尔德的人们是否要自贻笑柄，通过了罢工决议，然后象哈利法克斯的人们一样行动？他们如果要罢工，难道不值得花几小时把问题研究一下吗？有些胆大、性格暴躁的家伙对他啧有烦言，他希望他们站出来，说明理由。在他同意罢工以前，必须明确两件事：第一，谢菲尔德各行业都是宪章派；第二，他们自愿为宪章罢工，而不是出于强迫。”
然后，哈尼向陪审团说明，他为防止罢工所作的努力确有成效；他提到了卡特利奇和格里芬，然后说：
“当然，各位先生，你们决不会根据他们那样卑鄙的人所提的证据给我定罪。但是，如果你们宣告我有罪，结果无非是把我打入阴森冷酷的牢房，投入罪恶苦难的活地狱，但是，请各位先生相信，当我向你们声明，我决不会为了逃避可能加在我身上的苦刑而改变我目前的立场，转而采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立场，我说这些，决不是吹牛皮，说空话，说傻话，或大言不惭。虽然我将从法庭走上断头台，我在那里将以友爱的拥抱换取刽子手一双殷红腥臭血手的冷酷的紧握，我在那里将捐弃生命，连同我的一生中刺心的忧伤以及希望和欢乐——天啊，欢乐实在太少了！——去换取身后那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我也决不会——我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我也决不会以我的这种命运，去换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命运。让他们怕见天日之光吧；让他们从人们足迹常到之处逃向他方吧；让他们与人类的同情和同胞的友爱一刀两断，形单影吊，去靠叛卖得到的酬劳宴饮作乐，靠诈骗得来的金钱恣情纵欲吧；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所背弃的诺言和违反的誓约——就是对那个被他们丧尽廉耻地予以背叛的事业表示效忠的誓约；他们现在想起了这些也许会增添他们享乐的滋味和寻欢的兴趣，但是，各位先生，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报应。反省的痛苦将会破坏这一切欢乐；回忆的谴责将会咬痛他们的良心，象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兀鹰那样，啄食他的肝脏，直到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将在自感有罪的痛苦中逐渐衰老走向死亡，进坟墓时，也得不到妻子儿女和朋友同胞的怜惜，为他们一洒哀悼之泪。人们将来忆及他们，只是为了咒骂，想起他们，也只会抱着极端憎恨的情绪。”
哈尼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答辩，获得了良好的反应。塞缪尔·帕克斯接着向陪审团答辩。他申诉相当时间以后，正要表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上帝的意旨相抵触的时候，法官颇有礼貌地加以制止，劝他着重考虑证据，而不要离题太远，于是，他在后半段答辩中便照办了。其次，理查德·奥特利开始自行辩护。他的发言并不太长；但在结束前，身旁的几名被告劝他使用比较温和的语言，因为当时他们采取的方式既对他本人不利，也对他们案件有害。然后，理查德·皮林向陪审团答辩；他在辩护中说明了有关工人阶级社会地位贬低的亲身经历。他的言论虽然平易却很有力，他讲话时，许多旁听者被感动得落泪。接着答辩的是乔治·约翰逊，但他没有多久就被法官打断，认为控告他的证据不够具体，无法使他将此案提交陪审团，于是在原告律师的同意下，当堂将他开释。然后托马斯·斯托拉起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接着是伯纳德·麦卡特尼，他专就控告他的证据进行申辩；始终表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和平性质的。他处理原告所提证据的方法十分有力。约翰·阿林森正待向陪审团答辩时，检察长撤销了对他的控诉。于是那个被宪章派亲密地称为“北兰开夏雄狮”的威廉·比斯利开始自作辩护，向陪审团说明他一向反对罢工，因为他认为把罢工和宪章运动混淆在一起，对于宪章运动是有害的。他向告发人说；如果他们指望用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来粉碎宪章主义，他们将会感到自己大错特错。他最后说：
“你们的裁决会把我暂时打入牢狱，但是这段时间不久就会消逝；一旦牢门重行开放，又准许我在天地间自由的空气中重新出现的时候，我还将和过去一样。纵有千万件控诉案也无法改变我的宗旨；因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决心吹响宪章运动的号角，作为暴政和党同伐异现象的丧钟。即使有千万条罪状加在我的身上，我仍然是一个宪章运动者。”
接着讲话的是多伊尔。在提到有些被告对于侵占陪审团的时间而道歉时，他说，“我不会因为侵占了你们的时间而道歉。我侵占你们的时间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侵占’。我的自由危在旦夕，因此，我想你们应当忍耐一下，耐心地听我发言。”接着，他开始说明他决不是人们所称的阴谋家，并为他应当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进行辩护。他表明，许多大人物和他一样，也提倡相同的原则，最后要求陪审团对他主持公道。在他讲完后，乔纳森·贝尔斯托起立，十分有力地进行辩护。他对法官和检察长在审讯中所表现的严肃而公正的态度表示钦佩。艾伯特·沃尔兹登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继起发言的是詹姆斯·利奇，他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作了清晰而又精辟的陈述，表明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这种地位已每况愈下了。他把最近的骚动追溯到这一根源，同时还归咎于反谷物法联盟的阴谋。费格斯·奥康纳是向陪审团提出答辩的最后一名被告。他对起诉人的态度感到极其满意，因而向陪审团表示，他不把这次起诉看成是一种司法行为，或一种仅仅出于怜悯的宽贷；就他本人而言，他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他以十足的法学家的风度对原告方面所提的证据作了分析，然后把政府对待宪章运动者与对待奥康内尔的态度作了对比。他引用布鲁厄姆勋爵的话来证明反谷物法联盟是罢工运动的主要根源；同时举出《泰晤士报》的沃尔特来证明它起因于新济贫法；又举出该联盟和科布登来证明它应归咎于地主阶级；他声称，有些人还把责任推在兰开夏的保守派身上。他接着说，提起公诉的那位先生使他联想起一匹上好的猎马，这匹马需要的鞍子，在颈脖部位要宽松，座位要宽大，而且骑在上面要舒适。后来，这匹马死了，但由于马鞍十分讲究，打猎的绅士便带着它到市场去物色一匹能与之相配的马。上述那位提出控诉的先生的作法正是如此。他带着马鞍到工业区去物色合适的人选。他给联盟试了一下；但发现宪章派的肩膀最宽，马鞍对他们最合适，于是就把它搁在他们的背上，并把腹带紧紧勒住。他审查了证据中的主要部分，证明控诉的理由不足；他还详细阐述了各种政治论点，用许多奇闻轶事作例来说明他的看法，不时引起哄堂大笑。他向陪审团作了长达两小时又二十分钟的答辩后，才坐了下来。
几名被告见证人受到了讯问，然后检察长详尽地作了回答，但措词却温和适度。人们难免产生这种感想，即政府倘有办法能够撤销控诉，并把被告们予以开释的话，则一定会欣然利用这种机会。法庭对任何一点都不企图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作为一个检察官，他尽最大的可能，对被告们作了一切有利的让步。第二天，罗尔夫男爵总结了见证人的证词，费劲地审阅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记录，他所表现的耐心和克制竟象是一个殉难者似的。他始终流露出一种愿望，即给予被告们一切与他本人地位相称的有利条件；只要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利的解释，他好象总是乐于成全。陪审团退庭去研究裁决，半小时内回到座上。他们宣告二十一名被告无罪。十六名犯有第四条罪状，十五名犯了第五条，另有七名在审讯过程中已经予以开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将列举在本书的附录中。决庭决定延期判决，被告律师申请复审。政府从未表示要把各项控诉案件追究到底，不过，他们当然也要完成一些必要的程序。当被告们被带到庭上听候裁决时，被告律师即席声明，起诉书采取这样写法，必然会使指控被告们的整个审判程序完全落空；因为起诉书虽然指出所犯罪行的性质，却没有指出罪行发生的地点。当经决定，该案留待进一步研究，被告们准予先行保释，各缴一百镑，自行具结交保，随传随到。检察长并且暗示，将来该案进行辩论时，他不再需要被告们出庭。诉讼程序到此结束。被告们后来也从未被传出庭听候定判；政府发觉反对的气氛十分明显，不再有辩论的余地了。真的，从诉讼程序的全局来看，人们不能不感到整个审判是一出闹剧；不能不感到政府从无监禁被告们的意愿，政府故意在起诉书中留出一个漏洞，使那些假想中的受害者不难在引用大量惯常的法律术语后逃脱法网，政府的目的只为保全自己的体面罢了。
地方当局对告发库珀犯有纵火罪的严重指控已不再追究，但他却因两起危害治安的控诉案，在3月间的斯塔福德巡回法庭上受审，这一回，他使起诉人感到非常棘手。在近代，以这样的审判来对待这样的罪行，还从未见过。库珀与见证人对质时追根究底，十分详细，以致使庭上的全体法官勃然大怒，无法加以掩饰。他不管所提的问题是否重要，因此在庭上占了很长时间，使起诉人感到烦恼。见证人作证结束以后，他又向陪审团答辩，长达十小时之久。全部审讯历时十天，使斯塔福德郡、希罗普郡和赫里福德郡的整个巡回审判事项陷入一片混乱。正如人们所料，陪审团宣告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命令被告出庭高等法院，听候宣判，当时他为了要求减轻处分又使恼怒的听众忍受了一篇长达八小时的声辩，要不是因为法官宣布决定在当晚结束审讯的话，还会继续下去。结果是，库珀被判两年徒刑——正好是他所预料的处分。这次监禁不是没有成果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写成了一首壮丽的诗，题名为《自杀者的炼狱》，许多文学刊物公认它可以同任何近代的诗作相媲美。另一个结果是，库珀彻底治好了他的奥康纳狂热病，出狱前，他从前所崇拜的偶像在《北极星报》上已经指责他了。
约翰·理查兹也在斯塔福德的巡回法庭上受审，被宣告有罪，判处十二个月徒刑；汉利的杰里迈亚·耶茨得到了相似的判决。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库珀对上述第一人所做的一件好事。他在狱中对理查兹表示衷心爱慕，由于这个老人已年逾古稀，体质又十分衰弱，因此不能承担任何一种劳役；库珀每星期给他一笔津贴，据我们所知，一直继续到理查兹去世为止；这种周济从不出于勉强，往往还同时热情地祝愿受惠者长寿。
在利物浦和切斯特，许多人因犯了与罢工有关的罪被提交审讯。阿宾杰勋爵主持了这些审讯，他向大陪审团提出对被告的控诉时，一反常规，针对民主主义的原则和一切同情民主原则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十分粗暴的演说。他痛斥美国的民主制度，用尽可能想到的一切言词来煽动听众对被告们产生偏见，并且对制裁上述一类犯罪者的法律不够严峻表示莫大的遗憾。他在判处某些被告时说，他对他们只有痛恨和鄙夷的感情。他还向他们声明，下院决不容许没有财产资格的人占有席位。他好象茫然不知没有上述资格的苏格兰议员早已在下院占有席位了。一言以蔽之，这个粗暴的政客法官竭尽一切力量恣意谩骂职工阶级和拥护这个阶级的事业的人们。他公开宣称社会上大多数人注定永远是少数人的奴隶。这种谰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甚至中产阶级的报刊也加以谴责；而且在下院，它也成为一个议题，邓库姆为此提出了一项动议；动议虽告失败，却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对阿宾杰勋爵的蛮横态度提出了十分强烈的抗议，勋爵不久去世，据我们所知，除了私交以外，无人对他表示惋惜。
几乎就在3月间举行的巡回法庭审讯结束后，邓库姆又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任命一个特种委员会，对怀特、哈尼、布鲁克、利奇、莫里森、斯基文顿等共约二十二人所诉的委屈进行调查。他们的请愿书列举了大量的控诉，例如官方勒索过多的保释金，他们被捕时遭到了粗暴的待遇，在狱中受到了困扰以及其他类似情况。邓库姆在一篇十分详尽的演说中表明了他坚决反对政府当局的立场，他的动议当然遭到了否决；赞成者仅三十二票，而反对者却有一百九十六票。
这里，我们必须重新提到1842年后半年的情况，因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期内，在约瑟夫·斯特奇的主持下，企图实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目的，全民普选联合会原来准备在这年秋季举行一次协商会议；但《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在写给斯特奇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把协商会议推迟到较晚时期，因为许多人最近被捕，使宪章运动团体陷入了混乱状态。斯特奇和联合会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协商会议就定在12月下旬举行。当时商定，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者各自推选同等数额的代表，但双方同意选举同一人的特殊情况除外。城镇人口少于五千者推选代表两名；多于此数者推选四名；而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则各推选六名。全民普选派与宪章派，现在在推选代表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宪章派渴望本团体的人尽可能地在全民普选派的集会上当选，以免选举费用完全落到自己身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这样做取得了成功。在莱斯特，有选举权的人单独举行集会，但那个勇不可当的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却执行他们的职责，设法挤入会场，使参加集会者感到十分狼狈。在这两派改革家之间普通存在的强烈的敌对情绪预示它们很难在协商会议上结成联盟。各派宪章运动者都派代表前来参加。洛维特、柯林斯、帕里（高等法庭律师）、奥布赖恩和许多其他人士被推为代表。12月27日，协商会议在伯明翰开会。各方面派来的出席代表不下四、五百人。斯特奇被选为协商会议的主席，工作就立刻十分认真地展开了。一个全民普选联合会会员动议，该会所草拟的民权条例应作为讨论的基础。该项条例包含《权利法案》①的六大要点；但是，他所提出的并得到赞助者支持的这项动议，至少说是非常失策的。宪章团体在人民宪章的旗帜下已作过长期的斗争。由于成千上万的宪章运动者所经历的苦难，由于为数更多的宪章运动者当时正以殉难者的精神对待种种迫害，宪章的名称已获得他们的衷心珍爱；事实上，它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用语了。因此，企图一下子把这个名称撇开不谈，就是想要一笔抹煞关于过去的全部回忆。过去的一段历程显示出许多方面的愚蠢行动，同时，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不正当行为；但尽管有种种缺点，却并非全无值得称颂的功绩。宪章团体中许多人士在贯彻他们的目标时，曾表现出一种勇气，说明他们具有永放光彩的真正高贵品质。在这些人看来，舍弃宪章的名称就是一种政治上渎圣行为，而千千万万的人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迄今虽然没有痛苦地尝过遭受迫害的辛酸滋味，但对他们比较不幸的同胞们的忠贞态度却表示钦佩。洛维特毅然出面代表这一类人。这种做法是再恰当也没有了。洛维特是宪章运动的元老之一；现在时机来到，他应当出来卫护他的后辈了。他接着站了起来，这个举动引起了宪章派代表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曾预料他将利用他的重大声望来加强斯特奇派的势力，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既失望而又高兴，因为洛维特宣称，《权利法案》的赞助者既然感到他们的职责是只提出上述文件供协商会议商榷，那么，他感到他的职责是提出人民宪章。出席会议的人们大吃一惊。双方显得惊惶失措——一方由于喜出望外，另一方则由于懊丧。只有主席和少数人士保持镇静。在场的宪章派代表们欢声雷动，热情高涨，好象发疯似的。奥康纳忍耐不住，立即站起来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不久前，他曾说过，据可靠消息，有一派人利用宪章运动为中产阶级服务，而洛维特则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不仅是一种看法，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时，他对自己过去竟然在短暂的时期内怀疑过洛维特的政治忠实性而表示奇怪，于是令人作呕地将洛维特大大地恭维了一番。但是如果奥康纳想用这种庸俗的谄媚来争取洛维特归附于他，那么，他所犯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可悲了。他站着讲话时，洛维特一直翘起嘴唇表示鄙夷。他回想奥康纳以往的所作所为，而他的回忆首先只引起了他蔑视奥康纳的感情。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米阿尔先生、劳伦斯·海沃斯先生和T．斯潘塞牧师等人有力地鼓吹权利法案，而宪章派领袖们也同样有力地鼓吹人民宪章。双方展开争辩，舌剑唇枪，往往十分激烈，敌对双方彼此以倒采声和欢呼声相呼应。海沃斯对奥康纳派高声说，“我们厌恶的不是你们的原则，而是你们的领导者，”因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萨默斯以附加条款的形式，提出了一项最适当、最公正的动议，其主要内容是主张把双方提案一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除极少数人外，整个会议现已不可挽回地分成两派，各自坚持它们主张的决议。如果斯特奇派先前曾提出和萨默斯相似的动议，即使不能成功地获得多数，至少也可以博得大量支持，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各自偏袒己方的局面早已出现，彼此对垒的形势也几乎形成，因此，上述附加条款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否决。接着举行重要的表决。主席终于不得不宣布权利法案已被击败，而人民宪章则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斯特奇当即起立，说明他和他的朋友们鉴于代表们表决的结果，觉得必须退出会议，作为一个独立团体，另行开会；双方的政策虽有差异，但本可殊途同归，或者最低限度也可以并行不悖。于是，斯特奇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会场，在另一地点复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他们的《权利法案》，订出了各项计划，期望借此使它的原则举国皆知。
①《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年颁布的英国资产阶级确立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宪法性文件。——译者
然而，斯特奇的朋友中有几个人认为应当服从多数，不愿退席。其中有来自怀特岛上新港的教友派教徒皮尔斯以及来自尤维尔的H．索利牧师，他们那种不愿追随同党的坚决意志为他们博得了宪章派代表们的热烈赞扬。于是，会议的主要成员开始讨论宪章条款，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进而讨论联合王国境内的宪章运动者统一组织的计划。库珀提出一项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个年度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任命主席、副主席、司库、秘书、副秘书各一人，组成协会的执行机构，其任期自任命之日起，至下届年会时止。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各地区的公众集会自行遴选。前后两届年会期间，执行委员会应在不同地点举行季度会议，处理协会日常事务。大会秘书是领受固定薪给的唯一职员，其他职员和大会代表只在开会期间领取薪金。分会秘书、分会司库和一般评议员由各该地区的会员推选决定。年度的代表大会有权选派一般演讲员，宣扬协会的原则，并且将同等的权力也授予执行委员会。任何协会职员一旦被发现非法参加任何其他组织，而其宗旨远不如人民宪章的正义方案，则由他所在地方的会员撤销其职务。为了筹募共同基金，凡有财力的会员每星期应捐助一便士，每年缴费一便士换领会员证，并作其他自愿的捐赠。在年度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领三镑，副秘书、司库、主席、副主席每星期各支五十先令，代表大会其他成员每星期各支两镑。在主席联席会议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在同一基金项下支领五十先令，其他职员各支两镑，在全年其他时期，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应当互相口头告诫，并且以身作则，厉行克己自制和正直无私的原则，增长知识，加强道德观念，并实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金玉良言，互通有无，遇有疾病、患难或在谋生时，互相提携协助。这是提交代表们讨论的计划大纲，当经他们同意将计划提交给各地区，建议在来年4月间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作出决定。然而，我们不应假想这次会议是完全和衷共济、风平浪静的。斯特奇和他的一派退席后，被托马斯·库珀称为会上最杰出演说家的帕里律师提出了一项决议，主张同一切愿意赞助宪章原则的人们言归于好，而不予以反对，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提倡方式不同于宪章团体。帕里是举行表决前宪章运动赞助者中最坚强的一员。乔治·怀特反对帕里的决议，另提一项修正案，接着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最后因奥康纳起立发言才告终结，据他说，他准备调停争端。他提出了一项附加条款，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和帕里的提议完全相同，于是，后者就自动撤销原议，而给它热烈支持。奥康纳的附加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它所以胜过帕里决议的唯一原因是，它是奥康纳所提出的。然而，这种宗派情绪无法弥补宪章团体的裂痕。洛维特一派人不久就退出会议，虽然这个团体刚开始开会时，出席代表达三、四百名之多，但到了同意把组织计划提交给各地区时，人数已缩减到三十七名。还在代表们开会期间，部分领袖间的分歧已在他们面前出现；攻击和反击的言论不断地此起彼落。我们不想把这类言论一一枚举，但觉得有必要提起一件事：奥康纳要求库珀说明，究竟他或利兹的编辑是否象库珀给米德的信中所说，曾经对执行委员会搞过阴谋；库珀承认，他们从未搞过这种阴谋，因此他那样写法是毫无根据的。怀特和哈尼先前也曾否认参与任何类似性质的阴谋。哈尼提出否认时，对坎贝尔表示刻骨的仇恨，在信尾写着，“滚你妈的蛋，你这个地狱里的恶鬼！”我们深深感到，他的恶毒语言并未击中真正的对象，如果有人应当受到他的怒骂，那就是库珀，因为库珀曾提出充分的理由来假想这种阴谋的存在。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当时对于执行委员会虽然不见得有任何直接的阴谋，但不论奥康纳本人或他所豢养的仆从，对委员会都没有表示好感。委员会不让奥康纳的势力充分把持，因而不能迎合《北极星报》集团的意旨；虽然委员会没有遭到公开的反对，但暗中却对它窃窃私议，企图使它声名狼藉，从而破坏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对它进行的任何攻击，奥康纳从不加以阻止，除非他发觉公众有意给它支持的时候。这几乎一向是他用来鉴别是非曲直的公开标准。而且，一般地说，他要谴责一个人，事先必然对他大事吹捧；这就使缺乏考虑的人推想，他的谴责是出于他对公众负责的一番苦心。当他的仆从们对某人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诽谤时，奥康纳却在《北极星报》上对此人阿谀奉承。一旦他们公然发动攻击，奥康纳就停止赞扬，以后他采取什么策略就以公众的意旨为转移了。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人采取这种做法，能说他是公正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取决于公正一词的涵义。奥康纳的愿望是要使人民能享受更大的幸福，这是绝对没有争论余地的。他愿意为这个目标贡献一切力量；但是他同意为人民尽力，却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这就是，他必须居于领导地位；为了造成这种地位，他不惜曲意迎合毫不足取的偏见，他一面指示他们应当完全依赖他的判断，而同时又向他们表明，不是他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相反地，他所具有的知识却是他们授予他的。任何人也不会象他对他们那么曲意奉承。这是他博得巨大声望的一个秘诀；但是这种声望就如波涛那样起伏不定。它一时之间，浪涛高涨，汹涌澎湃，但转瞬间又一落千丈，终至在原来有此声望的人身上荡然无存。他懂得人们的心理，不过，也只是一知半解。他知道，对人们（不论他们是对是错）阿谀奉承总是会赢得他们好感的最可靠的途径；但他忘记了一知半解的人们始终是不足为恃的；他们今天会对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欢呼，明天又会谴责他，或冷漠地报以白眼。过分醉心声望，而且绝不计较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奥康纳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只要时机来到，他就会利用他的势力去打倒一切有希望同他争取群众爱戴的人。这种手段本已十分恶劣，但还有更加严重的，因为他所破坏的不仅是别人的势力，甚至是别人所提的方案，而有些方案比他本人所提的要高明千百倍。这种策略造成的后果是，比较明智的人们对这种卑劣的伎俩和不公道的行为产生厌恶心理，退出宪章运动，从而削弱这个运动能够引以自豪的实力。这些人发觉自己没有保持正直与独立的余地，终于心灰意冷，消沉下去了。
库珀的计划提交全国各地讨论后不久，奥康纳也提出了一项组织计划，它的要点是：首都宪章运动者应有一个宏大的会堂；应象从前那样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应在伦敦举行会议；应由公众集会任命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对公众发布的一切文件，应先送请评议会审议。在意见发生分歧时，所有这类事项应提付表决，执行委员会成员和评议会成员一样，也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如果愿意，同样可以参加评议的一切会议，并参加辩论，但没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的帐目应由评议会推选的十名成员加以审核。每月应举行一次宪章运动公众集会，执行委员会和评议会的议事记录均应提交给集会审议。奥康纳的计划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后，该刊接着登载了许多有关组织问题的读者来信。唯一抨击奥康纳的计划原则的来信，是R．G．甘米奇写的，他力图扼要地指出这项计划所能造成的祸害；执行委员会和由十三人组成的伦敦评议会这样两个机构同时并存，由于后者对前者的自由行动起着掣肘作用，而人数方面的优势又使它掌握着较大权力，加上两者之间一定会产生猜疑嫉妒，最后必得引起无穷尽的明争暗斗。当时在伦敦的领袖们，除少数人外，他们的共同看法加强了这种见解。但甘米奇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两个独立团体之间可能因嫉妒而造成的分歧；他还看出这正是提议人的一个煞费苦心的计策，要使执行委员会听命于他个人的意志；提议人想利用一切权势，使评议会中的多数成员，即便不是全体，都成为他所安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就成为他自己的机构，仿佛权力已经集中在他身上一样。
然而，前经伯明翰协商会议建议在1843年4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延期至同年9月5日才举行，地点不在伦敦，而象以前一样，仍在伯明翰。到这时，奥康纳已放弃了他前一时期所提出的组织计划，而向他的编辑和发行人乔舒亚·霍布森先生让步。霍布森和莫里森先生一同提出了一项庞大计划，要使工人阶级定居在土地上，从而恢复他们的社会地位。计划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奥康纳和他发行人的共同作品；这是人们的才智，或者说，人们的愚蠢所能想出的旨在分裂和瓦解宪章运动的无上妙策。其他种种考虑目前姑且不论，这项计划从各种意义来说都是不合法的。第一，组织的名称是“全国宪章协会”，其目的在于实行一种政治改革。但法律决不承认所谓政治协会这类组织。第二，协会由分支机构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政治方面完全不予考虑，任何组织也都不是合法的。这些情况，奥康纳了若指掌。作为一个法律家，他必然理解；然而，尽管具有这种知识，他仍然施展骗人的行当。宪章运动有一些领袖，他们好象一心想要用尽一切方法使他们的主义惹人厌恶似的，人们对这些主义的本质不够熟悉，因此，只有从提倡者的行为方面来认识它们。他们在最近的罢工中的表现至少证明了他们的极端愚蠢；因为罢工虽然范围很广，但大部分由于强迫命令，因此，即使在为了工资而举行罢工的地区内，也不能获得成功。如果工人阶级只因为受到若干同行的威胁才罢工，那么，有钱阶级只要集中他们的力量，被迫罢工的工人在一旦获得优势力量保证他们能安全地工作时，就会及早地复工。但是，尽管1842年所有的罢工工人完全是自动罢工，这一点仍不足以测验一般工人阶级的情绪。为了一个全国性目标而举行的罢工必须普及全国，才有成功的希望。从审讯得出的证据来看，事实也很明显，大部分极愿举行罢工的工人也反对把罢工和政治运动混淆起来。居住在罢工地区的全部人口充其量不到三百五十万。假定他们全都愿意参加这个斗争，人数仍然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绝大多数人不是反对罢工，便是对罢工不感多大兴趣，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当时的领袖们对于承担向人民指出争取独立自由的光明道路这一任务是多么不能胜任。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结果是宪章运动者由于罢工期间出现的一切愚蠢行为而受到指责；而参加罢工的大部分人也因为罢工归于失败而受到责备，却未得到丝毫的好处。土地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法的，因此，就缺乏进行大量投资的唯一必要条件——安全保障，它的获得通过又是一件天大的蠢事，给宪章运动增添了耻辱。这项计划在伯明翰的协商会议上获得了支持，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下列地区的三十名代表：莱斯特的贝尔斯托；柴郡的托马斯·克拉克；温斯伯里的J．克卢尔；约克郡西赖丁的J．杜赫斯特；兰开夏南部的G．多伊尔和威廉·狄克逊；沃里克的H．唐纳森；阿伯加文尼的D．埃利斯；伯明翰的J．伊姆斯和J．梅森；利兹的法勒和乔舒亚·霍布森；考文垂的威廉·霍西厄；谢菲尔德的G．J．哈尼；约克郡东赖丁的J．林顿；马里尔本的S．拉奇；诺丁汉的R．T．莫里森；塞尔登、科恩和克利瑟罗的R．马斯登；伦敦的P．麦格拉斯和F．奥康纳；伯恩利的约翰·普莱斯；北安普敦的J．罗宾斯；萨里和肯特的亨利·罗斯；巴思的W．P．罗伯茨；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W．塞尔；科吉歇尔的J．肖；约克郡西赖丁的J．W．史密斯；布赖顿的乔治·弗戈；伦敦的T．M．惠勒；布里斯托尔的R．H．威廉斯。使情况更糟的是，会上除奥康纳外，还有一位律师，就是罗伯茨，他对法律一定也很熟悉，而他竟然支持这项土地计划。代表们通过下列决议时，对这项计划的合法性好象也有所疑虑：“如果检定律师对本会议所通过的组织条例的全部或一部不准注册时，莫里森·霍尔森和惠勒应向奥康纳和罗伯茨征询有关法律方面的意见，倘有必要，并应与代表们保持联系。”上述二人若不是对法律茫无所知，便是明知故犯地支持一项非法计划，而决议竟表示要向他们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这个主意简直是向公众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同时表明多数代表究竟是一帮什么角色。协商会议散会前，费格斯·奥康纳、托马斯·克拉克、P．麦格拉斯、G．多伊尔和T．M．惠勒被选为全会执行委员，其任期直到次年4月间协商会议复会时止，并经同意，在供职期间，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其他执行委员各支三十先令，另加前往各地演讲的旅费。
在此以前，奥康纳曾拒绝担任执行委员，但形势的发展使他改变了主意。他为自己打消原意所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人们对协会是否是一个合法组织议论纷纭，万一真不合法的话，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代表人数既然有限，而群众对多数代表又不太熟悉，因此他认为，如果任命一个机构，其中一部分成员不是知名人士，另一部分成员又是大家不可能绝对信任的，那么，这个机构决不会使全国人民满意；而据他说，他敢于自信，如果他被选为司库，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大家就会相信他一定会保证使基金调度得宜，执行委员们忠实地执行职责。这几乎是说，全国皆知他的同事们尽是一些无赖，而必须有他参与其事，才能使他们至少保持行为正派，固且不论他们心里究竟有何打算；而这些人在听到他对他们的操守作了这样一番“恭维”后，竟然还会厚颜无耻地和他共事一堂哩。他愿意出来任职的另一理由是，作为一个不接受报酬的人员，他可以使协会每星期节省三十先令。奥康纳在陈述他就职理由的同一声明中指出，只要有二万五千名会员向协会经常交费，则所交会费总额每星期就有一百零八镑六先令八便士，而执行委员和二十六名演讲员所支薪金以及其他零星开支仅需四十六镑十先令；这使协会每星期可以积余六十一镑十六先令八便士，换言之，每年可积余一千八百五十五镑。他提议，就中拨出六百镑充作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所需的经费外（至于为何开会，他未说明），手头尚余一千二百五十五镑，可用于法律基金、受难基金、宪章实施基金等项开支。执行委员会任职不久，就派出九名演讲员到各地去进行鼓动；但是非但这些项目所需的经费没有源源而来，甚至偿付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开支犹感拮据，于是，他们只得心甘情愿地仰给于奥康纳的私囊。后者在《北极星报》上啧有烦言，他的同事们最后也因为自己处在仰人鼻息的地位而自感到惭愧，声称不愿再为宪章团体继续服务，除非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屈辱地位。但是，不论作了多少次讨价还价，也无法开辟财源。很明显，奥康纳虽然自信全国对他本人怀着莫大的信任，但大家却认为他既担任司库，又自夸要充当督促同事们奉公守法的监护人，就应当为这种荣誉付出代价；所以他们虽然提出抗议，还是继续为公众服务，所需费用大半由奥康纳负担。协商会议所认可的组织计划已送交给蒂德·普拉特；但是正如人们可能预料而且也确实预料到的，他的意见认为，这项计划不能包含在国家法令范围以内，因而是非法的。于是，为了权宜应变起见，对计划加以修正，但仍不能使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后来却把有关土地和建筑基金那一部分内容与政治部分完全划分开来了。
1843年秋季，奥康纳和邓库姆开始作鼓动旅行，主要访问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前者借这次旅行作为加强协会实力的一个重要措施，无论他们游历到那里，他总是为协会招收会员。这两位宪章运动领袖足迹踏遍纽卡斯尔、格拉斯哥、阿伯丁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上述最后一处，邓库姆掏出他的会员证，登记为阿伯丁地区的会员。当时，在这个景色优美的城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各行业组成一支游行队伍，由威仪堂堂的面包工人联合会会员们领先，他们穿着鲜艳的淡红细布棉制服，戴着绚丽夺目的头巾。在他们前面是三个骑马的司仪，其中两个穿着红丝绒服装，一个穿着黑丝绒服装，都佩带着光泽鉴人的大腰刀，他们的乘马也披着华丽的鞍辔。一个穿着全套法衣、戴着搽粉假发的牧师，几个步行的司仪，几个执着权杖的典礼官，一个衣着丽都的长老，他的衣裙由五个眉青目秀、装束漂亮的小随从提挈着；上述穿着祭司长袍的牧师，随身带着一本圣经，放在从他颈脖一直垂到下面的深红垫座上。这就是举行这次民主活动的一部分仪仗；我们不禁要问，贵族阶层，甚至王室本身，能想出比这种过分华饰的行列更可笑的排场吗？他们竟能为这种绚丽的装饰浪费不赀，同时却又惯于指责统治者迷恋于类似的铺张浪费，邓库姆对待这些人想必报以怜悯的微笑。至于奥康纳，他和平常一样，大事渲染这次旅行的成就。在格拉斯哥发生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这个城市在富丽堂皇的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晚会，款待他们两人。莫伊尔·亚当斯、保罗·邓库姆和奥康纳先生发表了讲话。晚会活动结束前，奥康纳推销全国宪章协会会员证，当场销售了五百多张。另外，他又留下一千张，交给支会秘书，以备不时之需，但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却刊登了奥康纳一封通信，声称他在格拉斯哥集会上已销售了一千五百多张会员证。这种蓄意的夸张使这个城市的一些首要的民主派人士感到厌恶，从那晚吸收会员后，全国宪章协会在那里再也不占多大势力。就在第二天，莫伊尔当面向我们发表意见，赞成成立地方宪章协会，表示对奥康纳所领导的全国性组织缺乏信心。这位先生虽然具有演讲与鼓动的一切才能，但也完全无法筹得基金。他已有一个合他心意的执行委员会，但必须经常自掏腰包来支付他们的薪金。
1844年1月8日9日，为了庆祝乔治·怀特获释出狱，在伦敦举行了两次盛大宴会，部分执行委员和首都许多民主派人士出席参加。在后一宴会上，有人提议为费格斯·奥康纳干杯，怀特说，先前曾有流言蜚语，说他有意要在出狱后谴责费格斯·奥康纳。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些责难说出来：“他庄严地声明，按照他的意见，奥康纳是一个正人君子、百折不挠的爱国者。他相信，奥康纳倘有罗思柴尔德①的百万家财，他一定会把它用于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幸福。”“是的，”他重复说，“费格斯·奥康纳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真谴责奥康纳，这就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坏蛋——但他自信决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尽管有此声明，隔了几年，怀特却真的谴责他如此热烈颂扬的人了。
①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1743—1812），德籍犹太银行家。——译者
1843年年底，罗奇代尔的激进派议员沙曼·克劳福德在《北极星报》和《非国教徒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激进改革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拟订了一个关于在议会中成立一个激进党派的计划，这个党派应不断地提出动议，发表演说，以阻挠议会的一切正常事务，从而使政府机构瘫痪不灵，直到普选权遍及全民为止。约翰·梅森和其他几个宪章运动领袖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它遭到了奥康纳的反对。他所持的理由是，沙曼·克劳福德虽然正直，却缺乏毅力和气魄，如果要成立这样一个党派，则必须由邓库姆来领导，因为他的才能无可非议，而且又是人民一致公认的领袖。克劳福德的计划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宪章团体一般认为奥康纳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克劳福德的支持者在伦敦召开公众集会，邓库姆和奥康纳都去参加，这项计划在会上被多数人否决。看来，奥康纳的计划是要在议会内建立一个激进派的独裁体制，正如他在议会外已经相当成功地建立的一样。
1844年夏季，有人提出计划，准备筹款购置一个纪念品来酬谢邓库姆对工人阶级的贡献。奥康纳主张筹募一笔巨款，购置一份地产；但邓库姆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金钱报酬，因此，所赠的礼物是一套价值七百镑左右的华贵餐具。在过去一段时期，反谷物法联盟的声势已超过了它的敌对者。奥康纳屡次向科布登挑战，要求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可是后者始终拒不应允。但有一次，科布登在布雷德福偶尔以十分自负的口吻发问，“有人愿意同我进行辩论，继续强调谷物法是一项公正的法律吗？”奥康纳立刻接受了这个挑战；而科布登仍然不敢交锋。但事态迅速演变，最后使这两个首脑人物出现在同一讲坛。北安普敦的部分居民向科布登和布赖特先生提出一份申请书，邀请他们对这个城镇在集市广场上举行的公众集会讲话。这份申请书是由一千二百人签名的。宪章运动者立即奋起行动。他们写成了一份申请书，送交奥康纳，实际签名者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敦请他同科布登和布赖特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奥康纳欣然接受，双方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参加集会。辩论前夕和当天，奥康纳好象自信可操胜券，因为能有机会同联盟的两个大人物决一雌雄而感到得意忘形。他向朋友们嚷道，“今天我将全力以赴。”将近开会时，大批群众从四乡来到城镇。联盟中人力图阻止宪章派领袖登坛发言，发给他们的入场券只有六张。在挤满敌方人士的宽敞的演说坛上，这个人数当然相形见绌了。宪章运动者也不是容易挫败的。他们的秘书克里斯托弗·哈里森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曾在讲坛上同联盟派打过多次交道，他出言粗鲁，常使他们畏缩不前，这时候，他就同几个人在敌方讲坛的旁侧设法另架起一座演讲坛。联盟派人士看到宪章运动者的决心，便表示让步，发给他们数目比较合理的入场券，他们也就停止搭坛了。下午1时，科布登和布赖特由朋友们簇拥着，在联盟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登上演说坛。他们正想在奥康纳和其他宪章派领袖到场前推定主席，但参加集会的多数群众劝他们暂勿进行。未隔多久，奥康纳、惠勒、克拉克、麦格拉斯和一些当地宪章派领袖在宪章派听众的掌声中一同来临。会上大多数人看来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一心只想听取双方的意见，自作判断。翻砂厂主格伦迪被推选为主席；宪章运动者非但不反对，而且还投票赞成。科布登首先发言，他竭力地把联盟说成是一个正当的事业。但大家却感到他的见解软弱无力，不久将被奥康纳以比较可靠的事实和道理驳得体无完肤；但抱着这种期望的人们却是注定要失望的。如果说奥康纳所发表的是一篇雄辩演说，而且确是他生平所发表的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篇，谁也不会有片刻的怀疑；但作为对科布登的答复，这篇演说却彻底地失败了。他对每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始终没有勇气透过表面探究下去。在他讲话期间，朋友们一直猜想他只是在引出问题，但等他讲了三刻钟坐下时，大家才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当他起立讲话时，群众的欢呼响亮而又持久，但当他回到原位时，欢呼声相当微弱，而且迅即停息。更糟的是，这篇演说看来在事前曾经过充分的准备。他讲完后，联盟派中主要人物的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他们觉得，就奥康纳而言，他们已经获胜了。麦格拉斯继奥康纳之后发言，这显然使联盟派人士大为高兴，因为按此程序，布赖特保证取得最后发言的机会。奥康纳所提的修正案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方面无所偏袒起见，应在全国各个利害关系集团之间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哈里森表示附议。他采取这一步骤，就是为了给麦格拉斯一个喘息机会，以便应付布赖特；但在奥康纳的吩咐下，麦格拉斯在他的首领讲话结束后，立刻走上前去。他的讲词比奥康纳高明得多，但他缺乏后者洪亮的声音，加上会场群众早已感到失望，因此，他的讲话显得索然无味。布赖特继麦格拉斯之后发言，对奥康纳进行了十分尖锐、辛辣的嘲讽，而且起了效果。克拉克想要发言，但群众已经意兴阑珊，于是主席便把修正案和原动议交付表决，随即作出决定，后者获得通过。奥康纳的演说虽告失败，我们仍坚信他的修正案已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即使如此，这个多数也很有限。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宜，它必然会获得压倒的优势。主席既是联盟派的成员，一发觉双方人数大致相等，便作出有利于他的朋友们的决定。这样，奥康纳就在1844年8月5日给联盟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巨大胜利。
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奥康纳已采取另一策略，这个策略足以使宪章派在敌人的心目中显得笨拙可笑。伯明翰正准备举行选举，约瑟夫·斯特奇是敌对双方竞选人之一；伯明翰协商会议后，奥康纳虽然宣称，斯特奇倘再提出要竞选诺丁汉自治市的下院议员席位，他就一定到当地去反对，斯特奇虽然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原则或策略，但他的竞选宣言一发表，奥康纳立即前往伯明翰，自愿助他一臂之力，以便使他当选。在诺丁汉反对斯特奇，而在伯明翰却又给予支持，这是否符合于前后一致的原则，使人不解；不论怎样，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弄清这种关系；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行动都凭他一时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这始终是导致他的政治活动失败的根源。
同年秋季，宪章运动团体作了巨大的努力，企图使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获释返国。他们在采取这一步骤中，特别受到下列事实的鼓励：奥康内尔和他的同党在审判定罪后，通过一道再审命令已经设法突破政府的法网，在服刑三个月后，就获释出狱。这种努力是宪章运动者历来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之一。因此，他们现在在所有的主要城镇，向地方当局呈递他们写就的申请书，要求召开群众集会，为上述目标进行声援；在诺丁汉、北安普敦和其他许多城镇，这些申请书获得批准。群众集会纷纷举行，通过了致议会和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所有这些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因为当邓库姆根据请愿书的精神，提出动议呼吁女王陛下对上述诸人予以赦免时，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虽然代表政府表示异议，却暗示，将来可能答应请愿人的请求。可是，在这以后，宪章运动团体没有再为那些流放者尽过多少力量，直到1850年，政府才对他们赦免，但附有条件，即不准进入大不列颠国境。①
①1856年5月3日，宪章运动罪犯们受到特赦，弗罗斯特返回英国，于1877年7月29日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我们不禁要在这里举出一个例子，表明有时推动政党采取行动的，究竟是什么动机。巴斯和甘米奇拜访北安普敦市长，向他呈递了一份由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签名的申请书。这位市长——他是半托利党、半辉格党，后者的成分多于前者——对召开群众集会极表赞同，本人对这个目标又愿意支持；但在答应申请人的要求前，必须征得市议会多数议员的同意。于是，他们便去拜访市议会最民主的一位议员，他不肯在申请书上签名，理由是，向政府呼吁毫无作用。接着，他们去会见辉格党议员，经过往返奔波，其中有三人附签了他们的名字——一个毫未犹豫，另一个认为那些流放者已经惩罚有余。第三个口里嘟嘟囔囔，却不说明赞成还是反对；结果签了名，大概由于市议会选举即将来临。他们离开这些辉格党员以后又走访托利党领袖，因为还缺少七个人的签名，但托利党是一个少数党。这位领袖不愿抛开他们同事单独签名，因为该党向来是一致行动的。他认为市长早就该立即答应申请人的要求。他极愿支持这个目标，作为一个律师，相信这些流放者一开始就应当得到赦免。那天晚上，市议会的保守派议员举行会议；他不能前往参加，但劝他们最好去看看有无办法。于是，他们又去访晤其他托利党议员；这些议员表示，只要他们的领袖签名，他们也都愿签名。晚上，巴斯和甘米奇参加在乔治旅馆内举行的会议。旅馆主人是一个市议员，从未在这类文件上签过名。其余诸人抱怨市长不该使他们受到这种尴尬的考验；但其中两人终于签了名，所持理由是，奥康内尔已被释放了。同时，他们却又认为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早就应当绞死。然后，巴斯和甘米奇再去拜访保守派领袖，对他说，“好啦，先生，所有你的同事都愿签名，只要你以身作则的话。”他笑容可掬地签了名，他的朋友们随后也签名了。现在只少一个人的签名了。他们赶紧再去拜访上述那位民主议员，对他说，“好啦，先生，现在集会能否举行全在你一人身上了：只要再有一个人签名，就够多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签名就是了。”他真的签了名。这次会议是用通告方式召集的，在通告上申请书的后面列举了十位市议员的大名，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倡议人；因为市长同代表团取得协议，为了便利起见，申请书最好这样写法：“下列签署的市议员，连同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等等。”这份申请书一出现，辉格、托利两党报刊都大吃一惊；它们很难识破其中的奥妙。在会上，市长因病不能参加，由首席参议员夏普先生担任主席；他的作风极其民主，直到甘米奇了解与会者的总的意见以后，才允就职。接着几名市议员对他们在申请书上签名作了解释；托利党赞助人马克姆首先发表了一篇十分出色的演说，从法律观点对集会的目标表示赞同。继起发言的是马歇尔、杰弗里、甘米奇、汉利、霍洛韦尔、芒德等人，所有决议均经一致通过；但下星期六，当地各报竟厚颜无耻、居心叵测地在社论中对如此众多的市民开会倡议的目标进行攻击。
1845年初发生了另一次不幸的分裂，这类分裂本已削弱了宪章运动的声势。麦克道尔感到他返回英国不再会危及他本人及其同谋者的安全，便在阔别两年后，重返祖国，几乎立即开始作全国旅行。他在苏格兰时，发现他所到之处，人们对全国宪章协会都表不满，希望为苏格兰单独成立一个协会，于是便在格拉斯哥建议采取后一办法，认为它一定会使宪章运动事业大受裨益。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协会秘书的不快，此人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执行委员会一反就职时明白宣布的决定，没有把控告信件在公开披露以前送交被控告人先行审阅，立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并且不是全文，而是摘要，同时也根本没有通知麦克道尔本人。大约与此同时，利奇和麦克道尔发生了龃龉；在后者离国期间，人们为他筹集一笔基金，由利奇保管。麦克道尔因捐款未按时寄去，就在《北极星报》上发出怨言，于是双方进行了笔战。同时，麦克道尔还间接地同奥康纳发生了冲突。当捐款问题在曼彻斯特地方宪章协会提出讨论时，利奇向该会发表声明，大意说，麦克道尔曾私下责备奥康纳在兰开斯特的审讯中对他处理不公。奥康纳在下一周出版的《北极星报》上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指定该会审理麦克道尔和他本人之间的争执；然而，他指定这个法庭时并未征求麦克道尔的同意，在他看来，麦克道尔对这件事好象是无权过问似的。他这次利用《北极星报》的篇幅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其用意是要使各地方在审理这项争执以前通过不利于麦克道尔的决议。这种作法至少表面上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这类的决议下星期就纷纷出现了。麦克道尔不承认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是审理这项争执的适当法庭，那样奥康纳就可以独断独行、畅所欲为了。R．G．甘米奇也没有摆脱这场纠葛——并非因他自愿卷入漩涡，而是由于他迫切希望使双方获得公平处理。他是全国宪章协会北安普敦分会的秘书。W．霍洛韦尔是宪章运动团体中资格最老、眼光最远、言行始终如一的会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谴责执行委员会在对待麦克道尔事件中所持的态度。甘米奇附议，接着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奥康纳一派人的演说非常有趣；他们的逻辑可以归纳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所提的一项修正案中：“本会议认为执行委员会无可訾议；但希望该委员会以后不再采取同样措施。”凭着这套逻辑，他们以三票的多数成功地否决了上述动议。甘米奇在《北极星报》上见到反对麦克道尔而偏袒奥康纳的各项决议时，对双方的争执作出这样过早的决定甚感遗憾。其中一项决议据说是凯特林的宪章运动者作出的。在决议出现后的星期一，甘米奇有机会到该镇去，在同当地秘书的谈话中，借此机会责怪这个地区在审理前就给这项争执作出决定殊不公道。秘书微微一笑，掏出议事录，表明当时所通过并抄送给《北极星报》的决议与后来该报所披露的迥然不同。前一决议要求给予双方以公平的审理，而后一决议却主张不经审理即予定罪。这样，甘米奇知道《北极星报》集团是怎样处理事务了；凡决议与奥康纳的观点和利益发生抵触时，就予以篡改，以适应他的口味。甘米奇就这件事向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提出报告，但他们非但不象一个正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