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
最后几名宪章运动被告还未被提审时，有些人已在努力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改组了。读者们已经看到，为了实现宪章而成立的协会最初都是地方性的，虽然它们的努力都集中于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其中许多协会现在已经解散了；1840年7月20日，星期一，代表们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这个问题，拟订计划，使这个团体的地位有所改善。约翰·阿伦和约瑟夫·哈特菲尔德代表约克郡的西赖丁出席；詹姆斯·利奇和詹姆斯·泰勒代表兰开夏南部；J．迪根代表斯特利布里奇和利物浦；戴维·约翰代表默瑟尔提德维尔和蒙默斯；J．B．汉森代表卡莱尔；W．蒂尔曼代表曼彻斯特；乔治·霍尔顿代表普雷斯顿；塞缪尔·利斯代表斯托克波特；理查德·利特勒代表索尔福德；安德鲁先生代表格洛索普；洛先生代表博尔顿；塞缪尔·罗伊斯代表海德；威廉·摩根代表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切尔特南；詹姆斯·库克代表利；乔治·布莱克代表诺丁汉；詹姆斯·威廉斯代表森德兰；托马斯·雷纳·斯马特代表莱斯特和北安普敦；詹姆斯·泰勒代表拉夫巴勒；理查德·斯珀尔代表伦敦；理查德·哈特利代表科恩——上述代表共计二十三名。代表们作出了有关被监禁的宪章运动者的妻子和家属的各项决议，然后开始讨论各种组织计划；经过几天的会议，最后决定把所有地方组织合并为一个协会，命名为“大不列颠全国宪章协会”。协会的基础当然是人民宪章；大家一致同意，除了和平合法的方式以外，决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凡声明赞同协会宗旨者，都准参加协会，缴会费两便士，领取会员证，每季度更换一次。在条件许可时，会员应分成小组，每组十人，由执行委员会指派一名组长。执行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包括秘书和司库各一人，各地区分会成员以及分会秘书和司库经各地区提名，由执行委员会任命。执行委员会以及全体会议每年改选一次——前者以全国会员的多数票当选。秘书长的薪金规定为每星期两镑，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开会期间，每星期各支三十先令。全国募捐收入应以半数送交执行委员会，由它分配用途，在条件许可下，执行委员应当自任宣传员，并指派其他宣传员，前往各地，进行有利于实行宪章的鼓动工作。会议一致同意，下属大选时，如属可行，宪章运动者应采取奥布赖恩的计划，提出宪章派候选人，以便鼓吹他们的主义。而且宪章运动团体应参加一切政治性的公众集会，以便发表他们的见解，倘有必要，并对这种集会的目标提出修正意见。组织计划获得通过后，代表们便向全国发出宣言，提名十二人，从中选出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是会议便予以任命，以詹姆斯·利奇为第一任主席，威廉·蒂尔曼为秘书。上述组织计划，普遍地被宪章运动团体所接受，在许多城镇，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全国协会。这个人数还是达不到以前在各地方协会登记的群众人数。但是现在就要发生一些使宪章运动的旧火重新烧起的事件了。部分领袖人物的刑期已满，人们以莫大的兴趣和殷切的期待心情等待着他们的获释。
1840年7月24日，沃里克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从这个人间地狱里走出了威廉·洛维特和约翰·柯林斯。前者显然在幽禁中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脸色相当憔悴，没有人搀扶，行动就不大方便。柯林斯看来比较能够忍受按照监狱纪律规定的生活待遇。这两个获释的受害者由一个代表团伴送到弗伦奇先生的寓所，在那里已给他们准备好早餐了。汤普森代表伯明翰宪章运动者，邀请洛维特和柯林斯参加该市镇的公宴，柯林斯接受了邀请，但洛维特由于健康不佳，同时另有他约，便婉辞拒绝了。第二天，沃里克宪章运动者设宴款待这两位先生，仍由柯林斯一人前往参加。卡多担任主席，柯林斯和唐纳森等人即席致词。宴会上歌声盈耳，情绪融洽，气氛活跃。
伯明翰的示威集会于1840年7月27日星期一举行，就参加的人数和热烈的情绪而言，一切均如预期的那么圆满。上午10点钟，游行队伍按照下列顺序从兰开斯特街的十字炮台出发：第一，两名骑马的司仪；第二，委员会成员，每排两人；第三，募捐员和捐款者，每排四人；第四，一面适合游行场面的大旗；第五，穿制服的联合乐队；第六，一辆由四匹灰马拉着的马车，上面坐着柯林斯和他的家属；第七，几辆载着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代表团的马车；第八，几辆载着妇女政治联合会委员的马车；第九，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一面大旗；第十一，一支铜管乐队；第十二，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三，邻近地区的同情者，每排四人；第十四，整个队伍由两名骑马的司仪殿后。照此顺序，游行队伍向前进发，经过兰开斯特街、斯塔福德街、峪口、高街、德里滕德、博德斯利、营房山，沿着沃里克大街，一直走到美人鱼塑像，从原路回到阿什顿街，再从那里前往戈斯塔草地；游行队伍由警察维持秩序，他们听从委员会调遣。委员会需要的马车数量很大，因此，若因其他用途用车，一辆也无法租到。正当游行队伍将要排好时，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密集的广大群众，一眼望去，确实极其壮观而又令人鼓舞。队伍连绵不断，足足有一英里长，回程时扩展成两英里长的行列；各条街道上，人山人海。路灯杆上、窗口和屋顶上都是人们的面孔，带着感兴趣的样子，眺望着眼前的情景，广大群众的欢呼震天动地，许多妇女挥舞手绢，表示欢迎。这个庞大的人群一到戈斯塔草地，大会立即宣布肃静，柯林斯在讲话中称他们为“朋友们、同乡们、奴隶兄弟们”。他回顾了过去，乐观地谈到未来，保证继续协助他们促进他们的权利。晚上，为欢迎柯林斯，举行了宴会，在座者超过了八百人。市参议员法尔布拉泽·佩奇先生主持宴会，致祝酒词时，表达了惯有的激进思想感情。卡多、沃登、托马森、汤普森、查尔顿、格里夫斯和沃森先生纷纷响应；柯林斯在受到反复三次的祝酒后，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讲话，表示答谢。第二天上午，奉派前来参加示威集会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出席者有托特内斯的霍尔曼和杰克逊先生，曼彻斯特的利奇，伦敦的斯珀尔，奥德姆和萨德尔沃思的卡特和格里夫斯，斯托克波特的查佩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托马森，斯托布里奇的钱斯，斯塔福特郡陶器产区的查德威克，布拉米奇西部的格里芬，达德利的库克，布里斯托尔的刘易斯，巴思的摩根，切尔特南的米尔森，爱丁堡的桑基和拉纳克郡的奥尼尔。根据伦敦和拉纳克郡代表的动议，下列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我们，为了庆祝约翰·柯林斯和威廉·洛维特两位同志获得自由而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来到这里的代表们，研究了以前特地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计划，表示赞同，并表示决心，在我们的各地区内予以十分真诚的支持。”
当晚，在一块为建造新的人民大厦而购置的基地上，举行了另一次露天大会，由查德威克、查佩尔、斯珀尔、奥尼尔、恩普森、斯莫尔伍德和芒福德等人发表讲话；一篇事先获得代表们同意的宣言在会上当众宣读，获得了一致通过，此外，还通过了其他各项决议；于是，宪章运动者为了对他们事业中首先受难的两位同志表示敬意而在伯明翰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集会，便宣告结束了。
伦敦的宪章运动者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如上述情况隆重，也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功绩表示感谢。8月3日，星期一，在白喷泉大厦举行了一次公宴，以示敬意。议会议员韦克利主持宴会，在他右侧坐着洛维特，在他左侧坐着柯林斯。另一位议会议员邓库姆也出席了宴会。韦克利严词指责官方给予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待遇。祝酒后，洛维特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说，其中第一段可以表明对他的监禁是否已使迫害他的那些人所抱的目的如愿以偿。
“没有经历过监狱中那种单调而艰苦的生活的人，简直无法体会自由的幸福使人多么身心愉快，精神振奋。尽管他有这样感觉，他却表示，宁愿再一次忍受沃里克监狱那种饥寒交迫的监禁生活——宁愿再一次忍受过去的一切苦难，而不愿让公众集会权变成一个疑问，不愿让人民的和平集会被身穿蓝制服手执短棍之徒所驱散，同时也不愿看到人们对压迫者毫不谴责，也不把他们的恶名丑行昭告全世界。”
柯林斯以幽默的口吻发表讲话，使参加宴会者大感高兴。克利夫介绍布赖顿的莫林和朗德塞尔，他们代表那个时髦的城镇的宪章运动者向洛维特和柯林斯面致贺词；在这以后，邓库姆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政府进行迫害的具体事实，认真地痛加斥责。J．沃森先生和埃普斯医生及其他几个人，也响应了各方面人士的祝酒以及所发表的感想，然后宴会告终，大家对当晚的欢乐情景感到非常高兴。
麦克道尔医生从切斯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因此，便举行了与上述集会性质类似的其他示威集会。8月22日，星期六，麦克道尔和柯林斯来到曼彻斯特，一个队伍在街上游行；下星期一，约有五百人在木工大厦设宴款待他们，大厦内非常雅致地装饰着旗帜、杰出爱国志士的肖像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宪章标记。宴会结束后，聚会的人们照例以祝酒和演说助兴，许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被推为主持人。麦克道尔一经介绍，就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欢迎。他提到他的监禁时说：
“他已饱尝铁窗风味，体质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他已经忘却对他的迫害，现在已开始想起那些迫害他的人了。从现在开始，他要向他们偿还债务了；这笔债欠得很久了，他从走出监狱大门时，就在心里发誓，他一定要进行报复。可是，他所要的报复却不是人们根据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所理解的那种报复。他所念念不忘的报复是——人民宪章。他的途径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实现宪章，他相信大家一定愿意为它任劳任怨，必要时，甚至为它牺牲自己的生命。”
麦克道尔的讲话自始至终非常有力，深深地打动人心，因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发言的是蒂尔曼，然后是柯林斯，他提到了他的朋友洛维特的病情，并为导致他们一同受到监禁处分的方针进行辩护。后来，利特勒、迪根等人相继发言，集会的气氛始终非常热烈。此后，麦克道尔到英格兰北部的主要城镇进行访问。在有些地方，大批群众列队迎接；在所有的地方，他受到了各种方式的欢迎。
怀特刑期届满，因此，在获释的宪章运动者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人，他和柯林斯和麦克道尔一起应邀前往苏格兰许多地方访问。格拉斯哥的群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集会。好几万产业工人出动参加，组成一支宏大的队伍，向获释出狱的英雄们表示敬意。群众一见到他们，就报以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在格拉斯哥草地上排列整齐，由J．莫伊尔担任主席。柯林斯、怀特和麦克道尔先生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参加这次示威集会的群众估计不下二十万人。夜晚接着举行晚会，会上向这几位获释的宪章运动的鼓吹家赠送了纪念品，借以表示格拉斯哥激进分子的敬意，并表彰他们为这个事业所作的努力与所受的苦难。可是，在格拉斯哥示威集会以后，麦克道尔和他的两位同事分开活动了，他们在他之前参加露天集会，而他则继他们之后在室内发表有益的演讲，听讲者一直非常踊跃。这样，他们在苏格兰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游历，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使鼓动工作重新生气勃勃。伯恩和欧文先生不久也从达勒姆监狱中获释出来，在邻近地区参加了好几次群众集会。纽卡斯尔的民主主义者特地组织示威集会，向上述两人和新近从苏格兰回来的怀特表示敬意。柯林斯因健康关系不能参加。一大队群众带着乐队和旗帜到火车站去迎接怀特。他被护送到广场，在那里他以惯有的尖刻口吻，向群众发表了相当长的讲话。迪根等人也发表了感想。会后，约有一百二十人在麦克唐纳旅馆举行宴会，宴会由那位对宪章运动事业忠诚可靠的朋友托马斯·道布尔戴主持，怀特、伯恩和迪根先生在席间讲演助兴。晚上，在音乐厅举行了晚会，民主主义派的男男女女们济济一堂。女宪章运动者向获释的受难者们致词祝贺；然后由霍姆斯夫人把一条银链子套在伯恩的颈上，同时也向怀特赠送了同样的礼物，表示敬意。两人对此表示感谢，当天晚上，出席集会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感想，相互响应，散会时并为《北方解放者》、《北极星报》、出席的妇女们和主席而欢呼。
当获释出狱的宪章运动者正在重新唤起群众重视宪章时，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也多少掌握了公众的心理。如果不是因为它对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具有影响，我们不应当在这部历史中提到它。上述运动关系到帕默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这个运动的大本营。这个事件的首要提议人是戴维·厄克特，他一直把我国的外交事务作为他的专业研究。他的努力获得了查尔斯·阿特伍德的赞助，后者是伯明翰著名议会议员的胞弟。威廉·卡吉尔也在这个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几位人士都指责帕默斯顿勋爵不该把本国的利益拱手让予俄罗斯；甚至进一步指责他被俄罗斯用金钱收买，以致英国卷入了对法国的战争。《北方解放者》是北部反帕默斯顿派的喉舌，道布尔戴通过演说和文章来加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宪章运动团体是唯一可能赞同他们观点的政党，为了争取宪章运动者的赞助所作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纽卡斯尔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厄克特、查尔斯·阿特伍德、道布尔戴和卡吉尔先生是主要演讲人，许多宪章运动领袖和他们携手合作。埃尔、梅森和洛厄里先生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鼓动工作在该城镇活跃地进行着。卡多、理查兹和沃伦都是上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他们被聘为宣传员，在伯明翰、北安普敦、卡莱尔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但除了纽卡斯尔一地外，这个运动并没有获得长期的成功。这并不是由于宪章运动者对上述内阁大臣有任何信任；而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运动看成是一个阴谋，其目的是要使他们背离他们自己所提倡的办法，关于这点，他们又从奥康纳那里得到了印证，因为奥康纳通过《北极星报》，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加以反对，因此，时隔不久，几乎只有纽卡斯尔一地还对这个问题特别加以注意。关于这件事，宪章运动团体在奥康纳的影响下，显得器量狭窄。毫无疑问，他们的职责应当是把宪章运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但是，如果能获得表明他们的统治者颟顸无能的各种资料，从而为确立他们的原则提供更充足的理由，那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1841年冬季，辉格党激进改革家企图发起一个旨在修改人民代表制的新运动，因而计划在利兹这个重要城镇的马歇尔先生的新建工厂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他们宣扬了奥康内尔、罗巴克、汤普森上校、谢尔曼·克劳福德和约瑟夫·休姆的名字，以便加强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即便没有其他原因，仅仅上述第一个人的名字就足以使这次集会受到谴责了。奥康内尔以前对宪章运动者满怀敌意的对抗态度，他在指责他们时所用的那种刻毒而不留情的语言，以及他的操纵曾使他们为了听取他们的一个鼓吹家的讲话而在都柏林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被用暴力解散——凡此种种都激起了这个团体的愤慨情绪。因此，在整个西赖丁，广泛地张贴公告，敦促每个宪章运动者去参加集会，向他表示公告称之为完全应该得到的欢迎。上述集会规定在1月21日星期四举行，宪章运动者决定针对着这个运动召开一次对抗性的示威集会，为此，代表们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前来助威。在举行集会的前夕，星期三晚上，在音乐厅为代表们举行了晚会，表示欢迎，由《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担任主席。第二天，尽管天气非常恶劣，他们仍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穿过各条街道后，前往霍尔贝克猎场。人们携带许多旗帜，上面照例写着格言并绘有图案。乔舒亚·霍布森主持集会，宣读代表名单，从中可以看出出席者有格拉斯哥的莫伊尔，伯明翰的柯林斯和奥尼尔，中部的约翰·梅森，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威廉·蒂尔曼，曼彻斯特和首都地区的C·多伊尔，达勒姆郡的J．迪根，赫尔的W·G·伯恩斯、塞缪尔·希利、约翰·佩克和威廉·沃斯戴尔，哈德斯菲尔德的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和爱德华·克莱顿，斯托克波特的约翰·赖特，普雷斯顿的乔治·霍尔顿，赫布登布里奇的乔布·米奇利，哈利法克斯的詹姆斯·维克曼，奥德姆的约翰·格里夫斯，伯恩利的威廉·比斯利，纽卡斯尔的罗伯特·洛尼里，科恩的托马斯·鲍德温，基思利的托马斯·诺尔斯，大霍顿的约翰·索顿，利物浦的J．R．贝尔斯托。集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赞成继续坚持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表示不信任新运动的倡议者，尤其因为他们邀请奥康内尔到会，而代表们则一致认为他是当代最无原则的政客。关于对费格斯·奥康纳表示信任和要求罢免内阁的决议也获得了代表们的赞同。为了后一目的，集会一致通过了向女王的陈情书。散会后，代表们前往马歇尔工厂，大批群众接踵而至，立刻把那个估计可以容纳七千人的中产阶级开会的会场挤得座无虚席。在主席座位的背后，写着各种各样的题词：例如，“人人均应享有公正待遇”；“对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限制”；“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议会三年改选一次”，“代表名额重行分配”等等，詹姆斯·加思·马歇尔担任主席；但是宪章运动者却无法给予奥康内尔上述那种特殊的欢迎，因为这位大鼓动家十分英勇地，或者说十分小心地避不见面了。约瑟夫·休姆在一篇长达一小时的演说中提出了第一项决议；但他所得到的反应有时并不十分满意。这至少是不应当的，而且也是不公道的；因为不管休姆的政治原则怎样，他在议会内外却一直努力使工人阶级获得发言的机会。他所提的决议，措词十分笼统，因此，宪章运动者也可以同意给予支持。决议的内容如下：
“鉴于援用修正法案来改善国内情况所作的重要尝试未能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本会议认为全国改革家应当齐心协力，争取进一步扩大选举权，以便使代表们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吻合，借以使各阶级人民获得一个公正的政府。”
格拉斯哥的莫伊尔附议，接着表态的是柯林斯，他象前者一样竭力主张普选。罗巴克继起发言，在讲话过程中，痛斥政府对待被迫害的宪章运动者的严酷手段。在他以后，奥尼尔发言，声称宪章运动者决不会放弃他们所持的崇高立场。谢尔曼·克劳福德接着发言，揭发阶级代表制的弊病，提倡把房客包括在内的户主选举权；但象休姆一样，他不时受到打扰。在他之后，洛厄里发言，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进行了一些严厉的谴责。考文垂的议员W．威廉斯继洛厄里之后发言，表示支持户主的选举权，虽然他本人赞同普选。其次，梅森在会上发表讲话，措词十分有力；然后是汤普森上校，自称为一个“被人蔑视的宪章运动者”。迪根最后讲话，他发言完毕，上述决议提付表决，在十分欢乐的呼声中获得通过。在作出向主席致谢的决定后，大会宣告结束，向费格斯·奥康纳欢呼三声，向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也欢呼三声，最后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表示厌恶地哼了三声。于是，这次召开集会的目的便完全落空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宪章运动集会；看来十分明显，除非为了实现宪章，否则，至少在目前，为了促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合而进行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
1841年夏季来临，大选开始了。宪章运动者先前曾发誓要对辉格党进行报复，现在辉格党的任期即将届满，他们准备把恫吓变成事实。梅尔本内阁自觉威望日益低落，决心采取断然手段，以挽回公众的信任，由于这种决心，三项重要措施便产生了。他们提议废止现行的谷物法，代以每夸脱八先令的固定税率；划一自由制造的食糖和奴隶制造的食糖二者的税率；降低进口木材的税率。他们希望，提出这些措施以后，可以恢复公众的信任，因为他们长期推行的那些背信弃义的立法，已使他们失去了民心；但不论这些措施从前可能受到多大欢迎，现在政府的一番美意却没有博得多少好评。凡与辉格党和辉格党原则有关的一切事物已经在公众中间引起了一股强烈反对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下院提出上述措施时，立即遭到否决，结果除了解散议会外就别无他法了。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宪章运动者应当采取什么策略？一部分人赞成选举所谓最开明的议员，而另有一些人只想击败和撵走辉格党，甚至不惜让托利党取代他们。在奥康纳和奥布赖恩之间发生了争执，当时他们还都在监狱中。前者主张采取亲托利党的政策，后者表示反对，认为除非托利党协助选出一名宪章派议员，作为交换条件，否则，宪章运动者投票选举托利党，实际上便成为该党的工具。可是，奥布赖恩对辉格党也坚持相同的原则，指明宪章运动者的正当策略是不投票选举上述任何一党，至于对宪章派与上述任何一党相互有利的情况，应另作别论。毫无疑问，奥布赖恩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人们反对辉格党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奥康纳的意见比奥布赖恩博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他的策略就被普遍地宣布为宪章派的策略。宪章派采取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比这个策略带来更致命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这个策略，辉格党也许已经永远陷于屈辱的地位，而这个步骤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与宪章运动者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托利党宪章运动者”这一称号就被用来恣意辱骂宪章运动者，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奥布赖恩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决不同上述任何一党携手合作。与它们合作，可算是自相矛盾到了极点。我们至少可以打这样的比方，你投票支持一个朋友，然后又投票支持一个可能是最凶恶的敌人，难道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可笑的吗？这种策略从来没有获得一点长远的好处。也许它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比失败还要糟。把真理与谬误，把善与恶搞到一起，这能带来任何好处吗？即使奉行正确原则的只有三个人，也应当让他们与这种原则共存亡；这至少可以使他们得到尊敬，甚至敌人的尊敬。在大选时，曾采取远比支持托利党的策略更为高明的决定，这就是提出候选人，在竞选讲坛上阐述并辩护宪章主义的原则。许多人被提名参加竞选，但其中有些人只是罗巴克之流的政客。凡是奉行宪章主义原则的人，都在费格斯·奥康纳致《北极星报》的一封长信中得到了推荐。罗巴克在巴思参加竞选，结果当选了；汤普森上校在赫尔竞选，没有成功；奥克利和邓库姆在芬斯伯里当选，菲尔登和约翰逊在奥德姆当选。文森特在班伯里参加竞选，获得了五十一票，而任何候选人所得的最多票数为一百二十四票。麦克道尔被提名在北安普敦竞选，在那里出现了宪章派和托利党之间的公开联盟；辉格党同托利党展开了一场剧烈的竞争，但前者终于获胜，而麦克道尔在这个约有二千选民的选区中仅获得一百七十票。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勃朗蒂尔·奥布赖恩被提名为宪章派候选人，虽然他尚未出狱，结果举手赞同者占有惊人的多数，大大超过了举手赞同两名获胜的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人的数字，换言之，超过了后来投票时获得多数选民投票的当选者。奥布赖恩的朋友们在竞选坛上为他取得胜利后，就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哈尼和皮特基思利在西赖丁的竞选坛上同莫佩思勋爵和米尔顿勋爵进行竞选，在那里赢得了同情宪章运动的舆论。W．V．桑基是马里莱博恩那个贵族式自治城市的候选人，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他居然有勇气参加竞选，因为他仅获得了七十票。即使在布赖顿，宪章运动者也不乏他们的候选人，即本郡的查尔斯·布鲁克，可是他在这个广大的选区中只获得了十八票。卡莱尔的宪章运动者提出一个名叫汉森的织工为候选人，在举手推选时，他所获得的票数，远在贵族竞争者之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提出了宪章派候选人，在竞选坛上，看来几乎每次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当他们参加投票选举，而选民使他们只占少数时，情形也复如此，这证明选民阶级与非选民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同情。但有一个例外情况，这就在利兹自治市，在那里，即便在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中间，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也很强烈。利奇和威廉斯是宪章派候选人，但举手表决的结果对他们不利；在朋友们宣布结果后，作为普选权的提倡者，他们顺从公众的决定，退出了竞选。如果不是由于奥康纳提出的亲托利党的策略，1841年的大选可能给宪章运动事业带来莫大的利益。如果宪章运动者从未提出一个候选人参加正式竞选，而让辉格、托利两党互相火并，自己却袖手旁观，暂时满足于自己所提出的人选赢得多数人的举手赞同，那么，他们必然会增强自己的势力，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但当时推行的策略却给宪章运动阵营造成了无穷尽的分裂，甚至比道义、暴力两派的争执所引起的分裂更为严重；因为奥康纳的策略虽然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少数派，其中包括势力比较雄厚的成员，他们却表示反对，由于特别厌恶相反的策略，他们走到另一极端，竟投入了辉格党的怀抱。这样，整个阵营便完全分裂了，这次大选，如果明智地加以利用，本来可以大大有助于他们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推迟了宪章运动者实现瞩目的光荣目标。托利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多数，比他们的辉格党政敌大约多一百个席位；但除了象罗巴克原先已在下院占有席位者外，宪章派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即便在托利党声称愿在互利条件下和宪章运动者携手合作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也没有投票选举宪章派候选人。这本是意料中事。辉格、托利两党之间的距离很小；而在托利党和宪章派之间，原则上存在着几乎不可估量的距离。辉格党也好，托利党也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看来，都同样是专利权的维护者；因此，希望这一党或那一党真心诚意地同必然反对一切专利权的民主主义的提倡者团结一致，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由于观察这个问题时缺乏这种眼光，结果招致了1841年的一切耻辱，如上所述，也造成了整个阵营的分裂，并给宪章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全国宪章协会成立不久，另一个争端随着发生；这照例又是在一个政策性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洛维特和柯林斯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是《宪章主义》，其中提出一个计划，要把全国宪章运动者组织起来。这个计划包含着：指派宣传员；刊印并传播政治性小册子；成立流通出租图书馆；建筑公共食堂和学校，向群众灌输德育、智育、体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创办师范学校，培养男女师资。据说明，只要在全国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每星期捐助不到一便士，每年就可以建造地区会堂八十个，或创办师范学校或工业学校八十所，每所经费三千镑，合计二十四万镑；流通出租图书馆七百一十所，每所二十镑，合计一万四千二百镑；延聘四名宣传员，每名每年需费两百镑，包括旅费在内，合计八百镑；政治性小册子两万份，每千份十五先令，每星期发行一次，共计七百八十镑；印刷费、邮电费、薪金等等共计七百镑：这样，为了促进群众的觉悟并加强其组织，每年支出二十五万六千二百镑。上述计划一经出现，就立刻遭到了斥责。费格斯·奥康纳及《北极星报》提出警告，谴责它是中产阶级用来破坏宪章运动的一个阴谋，这个“新措施”在绝大部分宪章运动地区受到了相当直率的指责。《北极星报》上不时刊登通信和专论，说明只有以前在曼彻斯特通过的计划才值得人民采纳，把赞成洛维特和柯林斯计划的人们一律斥责为叛徒。不久，另一种争论的起因也出现了。文森特曾从奥克哈姆狱中写信给宪章运动者，劝他们一律厉行戒酒；1841年3月间，他获释以后，应朋友的邀请，在主要城镇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他都建议成立“宪章运动者禁酒协会”，使宪章运动团体中相当多的人立誓戒酒。可是对这个计划的斥责，并不象针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计划所进行的斥责那么成功。《北极星报》的编辑希尔在文森特的宣言上签了名，相当多的地方领袖们也步他的后尘；但它没有获得奥康纳的赞同，除了在曼彻斯特所通过的计划外，他对任何计划都加以斥责。
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它也遭到那位领袖人物同样程度的非难。苏格兰的宪章运动者在许多地方建立起“宪章派基督教堂”，每逢安息日，在教堂内进行政治讲道，在英格兰多少也建立了一些这类教堂。阿瑟·奥尼尔便是伯明翰这样一所教堂的牧师。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求知宪章主义、戒酒宪章主义和信教宪章主义”为题，断然斥责三者都是有组织的体系；而他的信更着重于指责第一种主义。这当然不会在奥康纳和各有关方面之间造成任何好感，他们认为他的举动无异企图建立独裁制，把他的恩惠只赏给一部分人，企图使他们变得符合他的特殊目的。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任何人如果假定所有奉行同一原则的人们都应当遵守某一条政策路线，而任何人越出这条路线就成为他们事业的敌人，那么他确实是太狂妄了。洛维特和他的朋友们的计划，其中包含着使人民获得新生的一切因素，假如把它全面地、忠实地、真正地付诸实施的话，而且只要处理得当，它本来是可能实现的。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普遍采纳，而又始终防止它为了迎合单纯的中产阶级意旨而走入歧途，那是多么值得庆幸啊！这样，不需要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的势力建立起来，并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民主主义的敌人的一切冲击。但这恰好是奥康纳最不乐意的事。他从来不想用开导宪章运动者的方式来使团体取得成功。他只希望这个团体成为一群暴徒，在每次群众集会结束时，向费格斯·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欢呼三声。兴建会堂、创办学校和建立流通出租图书馆等等，一方面会使群众得到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不仅对参加运动，而且对维护运动产生实际的兴趣，到那时，这个运动一定不再会成为一部记录谬误、灾祸和失败的历史了。
1841年夏末，奥康纳和奥布赖恩获释出狱。当时，这事大大地推动了宪章运动。现在它已有一个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由麦克道尔、利奇、菲尔普、坎伯尔和摩根·威廉斯组成。奥康纳曾在《北极星报》上宣称，一旦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将穿一套粗布衣服，以表示他本人多么彻底地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于是，就做了一套这种衣料的服装送给他。他出狱那天，来自各地的许多代表聚集在约克，代表他们的选民向他致贺，总计五十六人。为了这个重大时刻，曾特制一辆凯旋车，奥康纳穿着粗布服装，坐在车上，后面跟随着成千上万群众，在约克的街道上列队游行，并不时向那个脱离樊笼的“自由雄师”欢呼示敬，在分散以前，代表们向全国发出一项宣言，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以便加速运动的发展。奥布赖恩在兰开斯特出狱时，受到了该市镇民主主义者的款待，他向他们发表讲话，照例寓意深长，口若悬河，博得最热烈的欢呼。不久以后，奥康纳和奥布赖恩应邀前往曼彻斯特，一大批群众列队欢迎，给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一切荣誉。
奥康纳继续在全国各地参加示威集会；先前他虽然曾断言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决无合作的可能，但在苏格兰旅行后，声称他将使这两个阶级在短暂的三个月期间内实行合作。另一方面，奥布赖恩表示决心，不再参加这一类的示威游行，因为他认为它们目前不会产生任何成效；但他应各团体的邀请，走遍全国，发表了许多雄辩滔滔、才华横溢、发人深省的讲演，这使他声誉鹊起，名噪一时。奥康纳的苏格兰之行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在一部分旅程中，P．布鲁斯特牧师和他一直形影不离，在暴力问题上，向他提出反对的意见，结果收到了相当的成效。
1842年春，宪章派阵营中出现了新的分裂根源。由于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表明他们缺乏原则，约瑟夫·斯特奇已经放弃了这个运动，而开始为普选权问题进行活动。他发表一篇宣言，坚决主张每人应有选举权。他呼吁赞助议会改革的人们在这篇宣言上签名，并邀请签名者到伯明翰去同他开会，进行协商，以便想出关于促成他们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许多宪章运动者，尤其在英国西部，对这个运动多少寄以同情。文森特和菲尔普当时住在巴思，经营《全国辩护士》，一份不贴印花、售价二便士的宪章运动刊物。如前所述，菲尔普是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两人曾在斯特奇的宣言上签名，因而有资格被推选出席这次协商会议。埃奇河畔的伍顿推选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出席协商会议。利物浦派来的是麦卡特尼先生。杜赫斯特先生和其他四人代表布雷福德的宪章运动者。约翰·汉弗莱斯·帕里是伦敦派来的代表，此外，还有各地区的其他几个代表；他们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人士，从未参加过宪章运动。这个新运动的机关报是由一个非国教牧师迈尔主编的《非国教徒》，报上刊登一系列立论精辟、说理畅达的论文，阐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普选的权利。但是，不论一部分宪章运动者对斯特奇的努力多么同情，奥康纳及其派别却谴责这种努力，当协商会议开会时，奥康纳前往伯明翰观察会议进行情况。会上提出了代表制问题，并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在此期间，奥布赖恩和其他宪章运动代表们尽力维护他们所珍视的原则。最后，会议一致承认人民宪章的六项要点；经洛维特和奥布赖恩动议，决定召开一次更具有全国性的协商会议，其成员应由公众集会推选出来，而其目的在于为一项以上述六个要点作为基础的措施制定细则。在不久出版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谴责协商会议，特别提到奥布赖恩，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它指摘奥布赖恩把宪章运动团体出卖给中产阶级，并竭力使全国宪章协会陷入斯特奇的新组织中。菲尔普也被奥康纳单挑出来供宪章运动的群众咒骂，因为他曾在宣言上签名，于是，便断定他的行为与他作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职守不相称。这位著名的鼓动家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教唆他的崇拜者撤销菲尔普的职务。他在《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他写给利奇、麦克道尔和坎贝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照例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他们声明，当执行委员会改选时，他将投票选举他们。这封信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菲尔普终于被撤职，而由一个能言善辩的青年乔纳森·贝尔斯托继任，他曾长期在约克郡西赖丁和其他地区担任演讲员。
奥布赖恩下定决心，不让他的对手不经过斗争就把他打倒，于是致函《北极星报》主编，为自己所受的委屈发出不平之鸣，并向该主编和奥康纳提出挑战，要他们在发生上述事件的伯明翰的公众面前同他交锋，他将尽力证明对他所作的责难完全与事实不符；但这个挑战所得的答复是另一套颠倒黑白的谰言。奥布赖恩给上述主编写了第二封信，可是这位大主笔拒不刊登，理由是，来函内容完全是“骂人话、下流话、狂怒者的胡言乱语”。什么话都不能比这番话更荒谬的了。奥布赖恩在反驳对他的责难时确实盛气凌人；但他那封信的措词决不会有损于任何公共刊物的威信。《北极星报》对协商会议进行的情况，不作公正的报道，而只满足于从其他报刊上摘录一些断章取义的言词，因此，奥布赖恩在该报上得不到应有的申辩机会，便刊印了一本小册子自行辩护，明确地指出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北极星报》的主编指责他不该反对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提出这个决议的是一个布雷福德的代表，他建议感谢工人阶级过去对这个事业所贡献的力量；其实，奥布赖恩本来是支持这项动议的，直到后来帕里先生发现大家认为这项动议是出于党派性的动机，乃提出一项修正案，不仅对工人阶级表示感谢，而且还感谢所有提倡这个事业的人们；到了这时，奥布赖恩看到原动议不再有通过的希望，便支持修正案，它实际上包含着原动议的一切内容，却没有原来动议的排他性。关于指摘他企图把宪章运动拱手让与斯特奇及其派别的责难，奥布赖恩在答辩中明白地解释了他的立场；这就是劝导工人阶级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但同时却不阻挠愿以另一种方式鼓吹宪章原则的任何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一言以蔽之，奥布赖恩表明他的目的不是要使一个派别居于支配地位，而是要使正义的原则得到维护，姑且不论拥护来自哪一方面。这时，奥康纳的举动显得更加古怪，因为协商会议闭幕后，他曾在伯明翰一次公众集会上，实际支持了一项决议，盛赞协商会议的行动，并为了会议成员们所表现的情绪而向全国致贺；但这时，他把会议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他本人。他的意图显然是在诋毁奥布赖恩；他虽然曾在伯明翰雇用一名采访记者，却从未刊登有关协会会议事项的公正报道，因为如果予以刊登，那就必然使他所期望的效果成为泡影。这种片面的行动使大多数的地区通过了指责奥布赖恩和协商会议的决议。奥康纳所雇用的每个奴仆（他们不在少数）感到自己必须和他的主人亦步亦趋。但是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明智的人士仍然站在正义一边，向《北极星报》提供了符合他们见解的决议，但这些决议不是全部遭到扣压，便是暂不予以发表，直到那些恶毒的诽谤在社会上生根以后。奥布赖恩为自己进行正当的申辩的途径非常狭窄；因为他没有一个发表自己见解的刊物，而《北极星报》却具有凌驾一切的无上权威。可是，虽有各种反对势力，奥布赖恩仍被邀请到一些地方去演讲；但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却被用来扰乱他所参加的集会，并破坏他的声望。莱斯特是广泛感到奥康纳势力的城镇之一。1842年春季，该城镇的工人阶级陷于极大的贫困。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无依，只由教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而从事这项工作，每人每天所得的只是两便士半的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许多人被这种严酷艰苦的生活逼得几乎发疯，因此很容易对富人动火，如果领导他们的人感情非常激烈，而且又能使他自己暴躁的性情影响他的追随者的话，情形尤其如此；而具备上述特点的一个领导者正是托马斯·库珀。
我们这里扼要介绍的这个人物系出生于莱斯特；但他父亲去世时，他尚在襁褓中，他的母亲带着他迁往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竭力挣扎，以求使母子俩得到温饱。但这也往往非常困难，因此为了使他的孩子能够活命，母亲不时被迫节食。她那伟大的母爱使她后来经常自动禁食，以便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库珀早年一贫如洗，甚至没有鞋袜，往往被迫赤足，对他来说，这并非耻辱。那时候，他身体虚弱，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十五岁时，他被送去做鞋匠，这是一种低下的职业，他从事这项手艺直到二十三岁。在库珀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期间，他并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以其他各种知识来充实他的头脑。他开始学习语言和数学。他在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造诣，在几何、代数方面也有同样的成就。后来，他又学习了一点意大利文、德文和其他语文。在这个期间，他努力使自己精通各种学识，但他当鞋匠所得的收入每星期只有十先令；当时他母亲的身体相当衰弱，为了维持他们母子俩的生活，他往往要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库珀有些习惯和科贝特大致相同，而每晨早起的习惯甚至超过了后者，夏季凌晨3时就起床，一直散步到6时，他也用这段时间来进行孜孜不倦的阅读。二十三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一位朋友劝他抛弃旧业，从事教师生涯。于是，他在盖恩斯巴勒创立了一所学校，办得十分兴旺。大约在三十岁那年，他迁往著名的城市林肯，在那里仍从事教学工作。库珀在林肯市担任《斯坦福德信使报》的采访记者，该报在销路方面，迄至最近时期为止，在地方报刊中居于首位。最初，他当记者的薪金每年只有二十镑；但逐渐提高，终于年薪达到了一百镑，后来他迁往斯坦福德，协助《信使报》的编辑工作，年薪达三百镑。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便迁往伦敦，有时不得不同逆境作斗争；他曾被迫出卖书籍，最后甚至典当衣服来维持生计。他有时在一些杂志社找到一些零星工作；最后担任了《格林威治日报》的编辑，然而，这份报纸不久便停刊了。刚好在摆脱上述报刊的编辑职务以前，库珀被他家乡出版的《莱斯特郡信使报》聘为采访记者。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任职未及数月，就去参加一次群众集会，采访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所作的关于宪章运动的演讲。结果是，他成为一个宪章运动者，后来开设了一家咖啡馆和专销宪章运动刊物的店铺。如前所述，1842年春季，莱斯特市出现了严重的贫穷景象。库珀强烈谴责工人阶级所受的虐待。由于他那勇往直前的演说风格、永无静止的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使自己居于领导他们的地位。他给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取名为“莱斯特宪章莎士比亚旅”，该团体的各项宣言都经他亲笔签署，所用的头衔是“将军”。在他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大力煽动下，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跟着他在街上游行，他们的生活虽然都很艰苦，仍然大声欢呼，在各店铺门口停下来，接受店主们的施舍。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身穿军装的人代替；但是对于库珀，群众始终愿意倾听他的发言，始终愿意服从他的命令。人们目睹这些半饥不饱的广大群众每天兴高采烈地游行过市，感到惊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则可能认为这个城市正在欢度一个重大节日哩。顺便提一下，当时对费格斯·奥康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首推托马斯·库珀；他自鸣得意地声称他是这个偶像的崇拜者，正如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时所表明的那样。费格斯·奥康纳说什么，托马斯·库珀就信什么。任何人发表反对费格斯的言论，他一定会加以斥责。总之一句话，他是奥康纳狂，他的行为也和他的心理状态相吻合。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不论他在什么群众集会上出现，一开始就毫无例外地先唱这首歌。他常常领唱，先哼出曲调——因为音乐是他的特长——然后，他的“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便精神抖擞地跟着合唱。他在这批饥饿的群众面前，行使着一个国王的权力；只要他发出命令，他们一定会俯首听命。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在伯明翰协商会议刚结束后，正好陷入了这样一个敌兵四伏的巢穴。①
①见附录中的库珀信件。
莱斯特另有一派宪章运动者，与库珀—奥康纳派迥然不同，其中有约翰·马卡姆。他们明智达理，不甘心屈从“莎士比亚将军”的独裁，便同主体分道扬镳了。邀请奥布赖恩前去演讲的，就是这一派，他们预定了莱斯特城镇最宽敞、最华丽的会场。为了弥补开支，征收入场费两便士；但暴力派的“莎士比亚旅成员”闯进会场，分文不付，而且在集会上占了多数，另一方面，他们的“将军”则在讲坛上设法利用他的优势地位。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他已教育他们，富人是他们的仇敌——这是千真万确的——约瑟夫·斯特奇是一个豪富的谷物商，因此他不可能正直无私；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既是斯特奇的爪牙，因而便成为他们伟大的领袖费格斯·奥康纳的敌人。但他忘记提醒他们，虽然一般说来，富人是穷人的仇敌，然而，在各个时代，富人队伍中也曾有过一些主持公道、富于博爱精神、能为人民事业请命的人。W．D．泰勒主持开会，当议程进行到推选主席时，这位“将军”手下的一个名叫比达姆的副官提请由他的主子担任。争执随即发生，关键是究竟哪一派占多数；但奥布赖恩起立声明，应由库珀当选主席，于是库珀立即就坐，开始进行议程，同时高唱《自由雄狮》，与其说群众在唱歌，不如说他们在乱嚎。因此，库珀以讽刺的口吻为他那批可怜的盲从者有失体统的举动表示歉意，他说他们由于渴望倾听“学校教师”的讲话，而又穷得缴不起入场费，所以才这样乱嚎的。接着，他介绍奥布赖恩，后者发表了任何公共讲坛上前所未有的最显示才华、最富于教育意义的演讲。他从一部分比较明智的听众那里博得了最热烈的欢呼。他对自己在协商会议所持的立场作了明晰的说明，声称他本人仍然拥护宪章，拥护它的细则，拥护它的名称，拥护它的一切。虽然这项声明博得了会上大部分听众响亮的喝采声，而且它也是奥康纳派经常发表的声明，但是由于“将军”没有加以赞扬，“士兵们”也就默不作声了。奥布赖恩在发言中提到斯特奇运动，竭力声辩说，凡为民主主义奋斗的人们，都有权凭个人的意愿参加或自行结合任何会社，任何人也无权指令他人必须加入全国宪章协会。这个意见受到了奥布赖恩朋友们沸腾的欢呼；但是“莎士比亚旅成员”却保持沉默，直到后来，库珀认为这篇演讲无疑地正在开始令人信服，再讲下去，便不利于奥康纳主义的教理了，于是立即起立，大声叫道，“不对，不对，宪章同志们！”然后，他把帽子一挥，叫出一声倒采，“士兵们”盲目地学样，活象孩子摹仿父母一样。仔细端详这一批饱经忧患、备受蹂躏的群众的脸容，就不难看出构成奥康纳主义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只是愚昧和盲从罢了。他们在倾听奥布赖恩对原则所发出的严正呼吁、阐述他的精辟论点以及道出他才华焕发的警句时，始终显得没精打采，露出一副茫然若失的呆相。只有在他们主席的指令下，他们才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不过这种生气是感情上的生气，而不是理智上的。奥布赖恩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由于有病不得不宣告结束，因为一阵呕吐突然发作，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这种情况甚至暂时消释了奥康纳主义信徒们的仇视，库珀宣称那天晚上他不应当再向奥布赖恩提出质问了。可是，第二天晚上，在奥布赖恩开讲前，库珀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例如，“奥布赖恩先生是不是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以及类似性质的其他问题。奥布赖恩对这类问题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他回答说，他不是全国宪章协会会员；他宁愿保持自行负责的立场，因此，目前暂不属于任何协会。然后库珀提议对奥布赖恩投不信任票，尽管会上有一部分有理性的群众加以反对，但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终于把它通过了。奥布赖恩试图发言，未能如愿；因为“将军”和他的“军队”鼓噪不休，使争取发言的一切尝试完全失败，集会在极端混乱中宣告结束。
大约与此同时，文森特也应邀前往莱斯特演讲。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也参加了，文森特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发言机会，但终究无效。库珀站在讲坛上，向文森特的朋友们大声喊道，“如果斯特奇或者斯潘塞来访问莱斯特，群众会听他们讲话的；但他们决不会听那个矮小的叛徒讲话。”文森特被迫退出会场，终于没有发言。
库珀另一次恶作剧尤其显出他的狂妄。威廉·迪安·泰勒准备发表演讲。他曾得罪库珀，于是库珀就带着他那一帮人前去参加。“莎士比亚旅成员”当然推选他们的领袖当主席啰。上讲坛要走许多台阶。当泰勒刚走上高度适合讲话的台阶时，主席要求他再往下站。泰勒拒不听从。“宪章运动同志们，”库珀大声喊道，“泰勒先生不听你们主席的话”；因为这位演讲者不肯屈从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那天晚上，他的发言就被盲从库珀的人的一片鼓噪声淹没了。这就是工人阶级队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在1842年所作的恶作剧；象多数具有同样心理的人们一样，库珀居然胆敢把奥布赖恩称为疯子。可是，菲尔普对这个独裁者库珀则采取了冷静沉着的有效办法。他前往莱斯特访问，想作一次演讲，商请库珀予以安排。可是，他遭到了刁难；库珀对他说，如果他想在莱斯特演讲，事前必须“双膝跪下”，忏悔既往。菲尔普答话时语气镇定大方；他离开库珀以后，便去同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磋商，他们安排他在他们的场所发表演讲。库珀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双膝跪下”，恳求菲尔普打消原意；但这位冷静、镇定、谦和、被库珀称为“老弟”的人决不放弃他的目的。这种盛行在莱斯特的愚蠢行动也或多或少地蔓延到一般宪章运动团体。理智遭到践踏；由蛊惑人心的宣传所煽起的感情盛极一时；谁敢背离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所指出的道路，谁就决不会有丝毫的希望。领袖人物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意见分歧，却要求所有的民主主义者参加一个独一无二的协会，这从当时的公众心理状态来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吗？这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当教育尚未十分普及时，就提出团结一致的要求，未免操之过切；而纯粹的煽动家却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想取得手段。在知识的传播至少在民间已经普及以前，要想他们参加一个足以实现他们权利的组织，必然是徒劳无益。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一个协会或一百个协会并无出入，只要它们都有同一伟大的目标。一向被认为由于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和不协调的行动所造成的灾祸，事实上并非由于这个根源，而是由于宪章运动团体中一个宗派不能容忍与它自己政策不同的政策。于是便出现了倾轧和争执——因此宪章运动组织便从几个强大的团体萎缩为一些比较无足轻重的宗派了。
这些事件发生不久，奥布赖恩成为一个名为《不列颠政治家》刊物的所有人和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十分有力地证明每个民主主义者都有权采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行动，只要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可是，在奥康纳的雇用人员所施加的种种压力下，同时由于资金短绌，奥布赖恩很难顺利地坚守阵地，与他的对手周旋。时隔不久，《政治家》即被迫停刊。洛维特一派人创办了《全国协会报》；文森特和菲尔普继续在《全国辩护士》上发表意见；但这两份报刊的寿命都不长久。为了表明这个时期奥康纳的政策的极端矛盾起见，我们不得不提起在巴思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有人正在设法使这个城市的谷物法废除论者和宪章运动者结成联盟，其基础是废除谷物法，并实现一种完整、公正、自由的人民代表制。文森特以宪章派代表身分，参加了这次为促进上述目标而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