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述的，伯明翰的地方当局前个时期对斗牛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已经表示不满，现在，他们决心用武力来镇压这些集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当时固然还存在着某些古老的观念，认为英国人按宪法规定有权集会来诉说自己的疾苦，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伯明翰有些官吏是宪章运动的叛徒，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些古老的观念。7月8日，群众照常在斗牛场上集会，一位工人走上讲坛宣读一份报纸。可是他开始不久，就有一队刚下火车的首都警察，在市长和另一名治安官的率领下，进入斗牛场，不问情由，便向群众不分清红皂白地发动袭击。即使最无防御力量的妇女儿童也逃不脱这批雇佣打手们的毒手。群众手无寸铁，因此，全无进行反击的准备。于是，一时之间，他们惊惶失措，向四面八方逃散；但他们的溃退只是暂时性的，他们随即重新集合，义愤填膺地向警察反击，这时就轮到警察狼狈逃窜了——其中有几名在搏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抬了出去。若不是泰勒医生来到现场，另外两名警察肯定会在群众复仇的情绪下丧命，泰勒医生以他的声望把他们从正在烧到他们头上的怒火中救了出来。

    在这场对徒手群众所发动的残暴无理的袭击以后，市长在军队的保护下接着便宣读了暴动法，随后，警察再一次袭击群众，逮捕了几个人。然后军队在大街上进行搜查，派兵驻守通往斗牛场的各条通衢大道，实行封锁，禁止交通。

    袭击是在上午9时发生的；10时半，格斗方才告终。但未隔多久，群众又集合起来，放声呐喊，开始高唱宪章运动的赞歌：“垮台吧，暴君们，垮台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在11至12时之间，突然爆发了一阵响亮的喊叫声：“霍洛韦！霍洛韦！”群众立即就向霍洛韦广场进发，在那里宣誓要对首都警察报仇雪恨，然后，向圣托马斯教堂进发，拆除那里的栅栏，当作武器。长达七十英尺的栏杆，包括全部砖石建筑在内，当即被拆除了，拆下的栅木改制成长约三英尺的武器。坚固的大铁门被拧倒，而铁门赖以转动的那座笨重柱脚也被扭离了原位，这证明即使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不义行为的激怒下所具有的力量。他们有了上述武器以后，正重新奔向出事地点，中途遇见了泰勒医生和麦克道尔医生，他们两人好不容易才劝他们放下武器，打消原意。泰勒医生保护上述两名警察的性命以及说服群众放下武器的行动所得的报酬是在深夜2时遭到了非法逮捕，受到了所有芝麻绿豆官惯用的种种残暴手段的折磨。次日一早6时，治安官们就开庭讯问，很快就把泰勒医生连同其他十人送往沃里克监狱监禁，责令他缴纳一千镑方准保释，随时听候传讯。

    当天9时，代表大会在金狮馆开会，头天晚上发生的事件当然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最后通过了下列决议，并决定将它在市内各处张贴公布：

    “第一，大会认为，从伦敦派来的警察部队竟敢违反宪法，以血腥的手段对伯明翰群众施加了残酷、恶毒、不义的暴行，而授权他们施加这种暴行的人们，在野时曾对群众集会表示赞同，甚至亲自参加，但现在，由于从官方掠夺的财富中已分得一杯残羹，便力图把群众置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屈辱地位。

    “第二，伯明翰群众对于他们在斗牛场或其他地点集会的权利能作出最好的裁决；对于他们所受暴行究竟作何感想，也能自行决定；同时为了争取正义，对于他们究竟具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也最善于作出判断。

    “第三，我们敬爱的同事泰勒医生突然横遭逮捕，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明，英国无正义之可言，它明确无疑地表明，在人民对他们所遵守的法律没有某种控制权以前，生命、自由或财产都是毫无保障的。”

    上述决议通过时，大多数代表都在场，说句公道话，个个都愿签名负责；就在那时，洛维特以典型的骑士风度宣称，既然他们无法避免牺牲，而且只要一个人牺牲便已足够，那就由他一人签名好了。他签了名；柯林斯承担了决议的公布事宜。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即遭到逮捕。与此同时，群众继续在霍洛维广场集会，却被军警驱散。事态陷入僵局，一切呈现出阴森险恶的景象。泰勒医生在狱中遭到最严厉的对待。他的头发被剃得精光，受到了一般重犯所受的种种凌辱。

    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伯明翰各处墙上张贴不久，洛维特和柯林斯就被提交审讯，他们所持的态度给他们为之战斗因而被捕的事业带来了光荣。当首席法官问他，决议是否由他命令公布的，洛维特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是的！”他的其他回话同样坦率，博得了法官合理的嘉许。洛维特有一句回话，博得了一切爱好自由和钦佩正直坦率行为的人们永不磨灭的赞扬。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警察队有几名弟兄被用武器打成了重伤？”洛维特回答说，“我听说有几个警察受了伤，不过，我认为，群众有充足的理由，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这种专横血腥的势力，因为我相信，警察力量的建立侵犯了我们祖先所享有的宪法和自由权利；又因为，群众如果屈服于那些自命权威的人们一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义行动，他们最后可能被碾得粉碎，永无反抗的能力。”法官非常机灵地企图诱使柯林斯落入圈套，问他是否是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柯林斯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只知道有个产业工人的全体大会。于是，又问他是否是这个全体大会的成员。他的回话也许是出乎意外的：“就是这个大会的成员，和芒茨先生同时当选的。”可鄙的芒茨当时正坐在法官席上哩！他在临走时留下一个字条，否认他曾接受代表的职务，或曾当过该大会的成员。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芒茨先生曾积极参加了运动——从未对他的当选表示异议，选举以后，还曾让他自己的大名被公布为全国捐款的保管人之一。不论洛维特或柯林斯，都不曾被套出一言半语，使第三者受到该案的株连；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博得了宪章运动团体的热烈赞扬和大家的钦佩。

    军队和警察仍然在街上巡逻，驱散民众，严重地打伤了许多与他们发生接触的群众。他们颁布戒严令，勒令公共场所一律在晚上8时停止营业。格斯特曾为代表大会印刷一篇有关建议群众采取最后措施的宣言，当他前往政府办公厅去保释泰勒医生时，遭到了逮捕。最后，由奥康纳和史密斯充当了泰勒医生的保人。在这次实际上是政府当局对群众进行的暴动中，被捕者共约八十人。星期二，乔治·朱利安·哈尼被押到伯明翰，他是昨天夜晚在诺森伯兰郡一个叫做贝德林顿的村庄被捕的。当他到达卡莱尔时，虽在深夜，消息仍传出去了；一大批群众围拢在他被拘禁的旅店门前，要求把他释放。哈尼竭力规劝他们不要干预，但毫无效果；结果，趁群众都在前门时，一辆马车被赶到旅店后门接走哈尼和军官，疾驰而去。逮捕哈尼的拘票是前些时候签发的。罪状是他曾发表了一篇危害治安的演说，而这篇演说恰恰是他所发表的最稳健的一篇。

    露天大会既然遭到禁止，群众申请借用市政厅又被拒绝，他们就再往霍洛韦广场集会。军队出来干涉，群众开始向他们抛掷石子。他们曾接到实弹戒备的命令；但是援军开来，避免了开火——许多群众当场被逮捕。军队继续在街上巡逻，驱赶群众。群众遭到警察袭击时，正在圣马丁巷内，警察命令居民紧闭门户，不让群众进去躲避。许多人在野蛮的追击下身受重伤。事态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15日，星期一，受尽欺凌的群众胸中郁积的愤慨情绪终于猛烈地爆发出来了。8时左右，拥挤的人群开始在斗牛场上集合，警察出动，想要驱散他们。群众一见这支部队，情绪只会变得格外激愤。9时，人群中发出了呐喊声：“熄灭煤气！”接着，是一场大混乱。警察无法控制局势。某些店主是群众素来厌恶的，群众就把伯恩杂货店付之一炬。接着，羽毛褥垫被套商莱格特的店房也起火。班克斯的药店、达金和纳登合营的杂货店以及霍顿的银匠铺也相继被焚。雪山上的火势同样猛烈。群众在铤而走险时是放手大干的。他们闯进各家店铺——把里面的货物搬了一空——带到斗牛场，投入能销熔一切的大火之中，不准一辆救火车驶近现场。士兵们在斗牛场上占领据点，而市镇上不同地区立刻又发现了四处火警。

    在这场雨暴风狂的过程中，群众表现出值得学习的无私精神。即便最贵重的货物也没有引起他们片刻的贪心。他们甚至把霍顿店铺里一个精美的大银盘踩在脚下，表明不论他们如何寻衅闹事，目的却不在于趁火打劫。他们是同统治阶级战斗，不屑享受习常惯见的战利权。他们之所以孤注一掷，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身上的瘕疵应归咎于他们的压迫者，而他们的优良品德则是他们自己的本质。群众集会继续举行，参加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商业停顿了，大多数上层社会人士离开市镇，远走高飞了；甚至那位英雄的市长也吓得逃之夭夭了。有几个人因参与纵火焚毁店铺而被捕，并被提交即将到来的巡回法庭审讯。

    伯明翰官员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宪章运动者的愤怒。星期日晚上，消息传到纽卡斯尔，该市讲堂里便立即召开了公众集会，人们济济一堂，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詹姆斯·艾尔担任主席。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恰好在镇上，他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被介绍给集会群众。他从《太阳报》上宣读了一篇记载当时情况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奥布赖恩说：

    “七年前，他早已看出，中产阶级宁使群众流血也不愿给予他们权利。他曾劝工人阶级自行组织鼓动委员会，因为他知道政府当局很想暂停实行陪审制。他曾劝人民群众武装到牙齿，来打倒那些只把雇佣杀人犯的暴力作为靠山的暴君们。如果政府与他们能讲道理，他们可以使整个事件和平解决；但如果群众的和平集会遭到驱散，那么，想要群众在集会时不作自卫的准备，那真是自欺欺人。这些政府爪牙袭击了群众，制造了骚乱；如果英国还有法律或正义可言，那么，坐牢的应当是这些恶棍，而不是和平的群众。但今天在英国，除了企图用暴力来统治国家的那七十万依靠地租、利润和利息为生的人以外，根本无法律可言。他说，不要再向他提起什么女王、内阁或下院了；他们都不过是那七十万垄断者的傀儡，他痛斥这些垄断者是暗害人民的阴谋家。”（这时候，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对奥布赖恩的言论表示抗议。）奥布赖恩说，“如果那位先生不抵制人民的要求，那么，他就决不会被包括在上述指责以内；但如果他拒不给予人民权利，而将权利据为己有，那么，他〔奥布赖恩〕就称他为阴谋家，因为这是他的恰当称号。他〔奥布赖恩〕不把每个中产阶级人士都称为阴谋家，除非那个人阴谋剥夺他的正当权利。如果没有市政当局的支持，任何一支武装部队都不能在一个自治城市中采取行动。伯明翰的长官们向约翰·拉塞尔勋爵表示过他们不需要军警吗？没有；因为如果有这种表示的话，约翰·拉塞尔勋爵决不敢朝着镇压公众集会的方向前进一步。如果群众在纽卡斯尔流了血，不要让他们去冲击军队。不要那样做；让他们冲向下令出动军队的市政机关。如果人民群众在和平行使他们的集会权利时流血了，好吧，那就让市政当局以生命财产来抵偿吧。只有使用那种方法，他们才能从**政治下解放出来。泰晤士河两岸的这类暴君为数可不少哩。在所有榨取人民血汗而致巨富的人们中间，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暴君；只要那些篡夺了政府权力的选举人依然使人民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应付军警方面，人民就永远不能安享和平；所以应让他们要求那些人以生命财产来负全责——他又重复了一遍，让那些人来负全责。他们的计划是，在法律的保护下，聚积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为强大的力量；一旦地方当局企图破坏法律，那么，如果他们再要举行集会的话，就必须等到他们手中握着武器的时候，以便保卫女王，保卫宪法，而最重要的是，保卫英国人的权利，因为女王和宪法都是为了保卫这种权利而存在的。”

    在发表这滔滔不绝的长篇演说过程中，奥布赖恩博得了一阵阵惊人的欢呼。梅森、托马森、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人也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科伯恩说：

    “如果政府当局抵制人民，企图镇压人民合乎宪法的集会，那么，人民就一定会用暴力来反抗政府。他从未看到过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作的任何努力没有遭到压迫者的**的事例。现行制度是依靠暴力维持的。不然，为什么要维持一支常备军、一支违反宪法的武装警察部队呢？如果人民现在不及时努力，立即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要不了多久，他们的最后一点权利也将丧失殆尽。他劝民众武装起来，却不劝他们流血，因为只要人民全部武装起来了，政府就不敢再同他们对垒了。辉格党用暴力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贵族们要不是担心他们的家产，是决不会同意修正法案的。谁希望和平而厌恶流血，谁就必须现在准备应战，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奥布赖恩向集会群众呼吁，凡愿在代表大会成员遭到逮捕时参加罢工的人们举起手来，全体群众一致举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于是，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第一，政府和地方当局由于企图驱散为了诉说严重疾苦而举行和平集会的伯明翰群众，因而犯下了反对女王和宪法的重大叛逆罪。

    “第二，倘若政府坚持用暴力驱散符合宪法规定的公众集会，纽卡斯尔人民决心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并根据我们的权利和宪法，用合乎宪法的反抗来对付非法的暴力。”

    在森德兰，在通知发出后几个小时，该郡各地的群众两万多人到达了该镇的猎场，他们对政府和伯明翰地方当局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恨。格拉斯哥人民表现出同样的愤慨情绪。来自全国各地的决议书，真象潮水一般涌到《北极星报》和其他民主报刊的编辑部。北安普敦通过的一项决议使人们能够对上述事件所激起的情绪获得一个概念。

    “本会议愿向自命爱好自由的辉格党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坚持用暴力来镇压目前人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所进行的鼓动工作，他们〔政府〕应对一切后果负责，甚至包括这种严重的后果：苦难的人民因感到身受种种不公道的待遇而苦恼，终于在半夜将他们的破屋付之一炬，而烈火无情，势必蔓延到周围的一切，结果富人的邸宅和穷人的茅舍一同化为灰烬，只留下一片荒凉的废墟。”

    主席宣读这项决议时，其效果是惊心动魄的。一瞬间，群众都楞住了。再一瞬间，每只手举起来。紧接着是一阵沸腾的欢呼。这就是英国民主主义者在上述令人激动的日子里表示赞同的许多决议中的一个实例。

    在人心浮动的地区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最高峰时，阿特伍德先生和菲尔登先生在议会里也没有闲着。6月14日，阿特伍德呈递了请愿书。签名者没有达到预料的两百万或三百万，而是一百二十八万。这一次，下院对公众表示了破格的重视，开放旁听席，准许来宾入场；阿特伍德非但获准陈述请愿书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发表比较详尽的辩护演说——这是一种违反下院议事规则的做法。G．H．史密斯对此表示异议，但他的反对意见被议长驳回了。菲尔登同样获准向下院讲话。根据阿特伍德的动议，请愿书准予付印；然后他声明说，他将尽早地提出动议，请下院组织委员会来研究请愿书的恳切要求。这项手续完成以后，请愿书便由十二位议员捧走，将遭到一切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请愿书的同样命运。

    于是，在7月12日，阿特伍德在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动议。他向下院说明，他曾亲自参与请愿书的起草工作，所持的理由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坚决认为英国人民始终没有得到符合通常的正义原则或通常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待遇。他提到1816年、1819年和1825年历次呈递的请愿书，当时，人民由于政府金融措施的影响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表明人民的申诉如何遭到了漠视，而他们〔下院诸公〕却决不会有饥寒之虞。他批驳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了实现宪章而进行的鼓动工作是闹派性的煽动家们一手制造的，他认为如果公正地对待英国人民，他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人民，而决不会对人类有丝毫不义的行为。然而，他认为议会中的贵族和上层人士并不了解人民的实际状况和贫苦生活，因此他们是在闭着眼睛立法。他说，他们在1829年开始鼓动工作，其结果是1832年通过了修正法案；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来说，这项法案已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同时还导致了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措施。人民一直等到了1837年，那时他的正直的同胞们再次要求他〔阿特伍德〕给予一臂之助，他便答应了这项请求。三个代表团曾先后晋谒梅尔本勋爵，要求保证人民有依靠自己劳动谋生之道。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伯明翰人民不是全体英国人民。他向梅尔本勋爵指出纠正时弊的办法，但勋爵回答说，下院不愿考虑这种办法，于是他又向这位尊贵的勋爵说，他们将改组下院。他从来不是一个鼓动家，但为了测验民意起见，曾在1837年前往格拉斯哥，发现当地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因此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证明，伯明翰人民不是孤立的。”他知道，普选产生的下院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极端；但他相信，英国人民宁愿忍受一切危险和苦难，而不愿屈从于二十年来一贯地侵害全国人民的勤劳、自尊和安全的残酷凶狠的做法。他所要求的只是人民能依靠自己的正当劳力来维持生活的权利。他早已说过，一百二十八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签名者是工人阶级中有书写能力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所谓流氓、盗贼或声名狼藉的歹徒——这是当时对企图改变法律的人们的时髦称呼。一百多万人发出了这种怨言，这就表明立法工作确有毛病；因为很难设想一百万具有书写能力的人会在一份臭名昭著、满纸谎言的文件上签名。在他看来，英国整个重商主义制度是一个可耻的大骗局。最近六个月内，一家银行因利物浦有两户商号宣告破产，每户损失达二十万镑而招致了很大的亏损。议会诸公在给他答复时，会提到国家拥有大量财富——提到他们壮观的工厂和每天兴起的无数新商号；但这全是虚假的现象。重商集团中的个别成员尽管可以炫耀自己的繁荣，但也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致命的隐患罢了。一个制造商把两、三万镑资金投入一项企业，在两、三年期间不能获得丝毫利润，这时如果他企图摆脱困境，抽回资金，他必然会破产。如果他维持现状，他也必然破产；不论前进或设法后退，他都同样无法避免破产的命运。由此可见，全国五分之四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的状况就象他所描述的那样虚假。请愿人企图为这种状况寻求一个补救办法，并充分相信补救办法只有实行普选。请愿人声称，按目前组织所成立的下院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的疾苦。他们认为豺狼不能代表羔羊——鹰隼不能代表鸽子——富人也不能代表穷人的要求。全国现有二千万人民，除非在宪法方面来实行某种重大的改革，否则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倘若不作出让步，采取这样的措施，议会诸公姑且相信，人民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他有责任向下院表明他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人民不会继续屈服于现状，而且任何军队也无法迫使他们屈服。他要象伯克①那样说，一旦改革成为普遍的愿望，改革本身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一座社会火山正在他们脚下爆发时，议会诸公还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吗？阿特伍德把请愿书各点宣读完毕，表示热烈支持，认为应予核准。他确信将来必有予以核准的一天。他反对采取合法手段以外的任何方式来取得这种结果，他从未提倡任何其他方式；如果进行调解的一切尝试不能奏效，而人们的心情变得那么激动，那么坚决，以致事态发展的结局不是聚众滋扰，而是一场革命，那就不应当归咎于他了。

    ①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译者

    菲尔登表示附议。

    约翰·拉塞尔勋爵接着发言，赞扬阿特伍德的和平意愿，但对宪章派的许多演说家所发表的演说表示不满，据他宣称，他们的言论暴戾荒谬，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最激烈时期的演说也望尘莫及。他表示他的意见，认为普选无法保证永久的繁荣，而且也无法使全国避免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不安在全国工商业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他举美国的情况来证明他的主张，他说美国人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他承认这是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途径），而且美国还有大量信用货币，并扩大钞票的发行额。但拉塞尔勋爵对于究竟什么是以实际财富为基础的健全可靠的纸币，什么是全无保证金的不可靠纸币，却忘记加以区别。其次，他认为请愿书上签名人数不值得重视，据他说卡特赖特少校①曾经一度为他的请愿书征集了三百万人的签名。他认为国内七十万享有选举权的人比请愿人更有代表性，请愿人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他们的意见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相信，请愿人的呼吁倘若予以核准，则大多数人民必将感到震惊。好一位高贵的笨伯！成年男子的人数既然在五、六百万之间，而请愿人仅仅略多于一百二十五万，那么又有什么震惊的必要呢？请愿人吁请选举权应当普及到全体人民；结果按照约翰勋爵的说法，大多数人民将因自己比请愿人享有更多的权力而感到震惊。勋爵提到储蓄银行的存款日见增多，借以证明人民的富裕，却忘记了主要存户是中产阶级、贵族的仆从们和利润优厚的行业中人士——因此，无论如何，这决不是测验群众生活的标准；而且他还忘记了，正象存款增多一样，全国人口也增多了。然后他竟断言，请愿人是想平分财产；他提出这个吓人的怪论以后，接着又指出，如果平分财产的话，将造成可悲的后果，事实上他知道请愿人从未有过这种愿望，更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表示相信，君主政体和世袭贵族制决不可能与普选同时并存。然后，他又称赞人民一般都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被公众领袖引入歧途，而且他确信这些领袖的伎俩不久便将宣告破产。

    ①约翰·卡特赖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1740—1824），英国社会改革家，一生写过许多宣传小册子，鼓吹对英国议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的激进主张未能实现，但许多建议后来被宪章运动者概括在《人民宪章》中。——译者

    迪斯累利追溯宪章的起源是由于人民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尤其因为会议通过了新济贫法。

    休姆对人民的怨言表示不满，他指出，宪章运动者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从前里奇蒙公爵、皮特先生、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其他身居高位者所追求的。他又引用约翰·拉塞尔勋爵和格雷伯爵的演说，表示赞同他们的观点。

    奥康纳尔发表了演说，谩骂宪章运动者，指责他们由于提到使用暴力而犯了叛逆罪，虽然他先前曾劝告人民准备一份请愿书，征集了五十万人在上面签名；人们在请愿书中自称是富有战斗意志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要求在议会选举中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遵守法律，是不公道的。

    沃利斯赞同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和议员支薪制。他表示将支持这样的议案。

    约翰逊将军支持这个动议，斥责下院多数议员否认工人阶级有任何权利。他赞同普选和投票选举。

    维利埃斯认为，请愿人所述下院应予改组一节，是有相当理由的。他不理解下院能根据什么适当的理由拒不考虑这份由广大群众签署的请愿书。

    奥斯瓦德认为，如果任命一个委员会，其结果只会使请愿书中的首要原则——普选权——遭到否决。他认为，如果他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铸成了大错。

    沃伯顿虽不完全同意请愿人的意见，却赞同组织一个委员会。如果他认为更广泛的代表制会促使人们尽力解决国债问题，那么，他就要首先起来反对这种代表制；但他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

    韦克利说，那位尊贵的勋爵曾提到埃克塞特的各家储蓄银行的存款。这些存款不可能是该郡劳动人民从每周通常领得的六、七先令工资中节省出来的，而必然是另一个阶级的人储蓄下来的。首都附近的农业人口，生活穷苦达到极点，农工们躺在茅棚、谷仓和边厢的小屋中。（一位议员插话说——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他〔韦克利〕知道他们是收割工；但他们在炎炎烈日下终日辛劳，汗流浃背，除谷仓茅棚外，再没有任何栖身之所，除破衣烂衫外，再没有任何蔽体之物，难道农工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吗？他想使人民知道，他们毫无机会使下院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要对他们说，不要浪费精力再向这个下院呈递请愿书了。不要浪费光阴，向那些始终不愿倾听你们意见的人呈递请愿书了。如果他是在户外向他们讲话，那么他就会对他们说，建立你们的联合会，诉说你们的疾苦，表明你们的需要，同邻居们结成朋友，而不要与他们为敌。设法利用经常性的讨论去博取并促进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好感。同他们进行合作，一同提出一项最后能对这个议会产生影响的要求。但就目前下院的组织情况而言，他们向它提出请愿书无异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顽石提起申诉。

    斯莱尼、A．怀特、福克斯·莫尔、T．艾克兰先生和J．Y．布勒爵士反对动议。

    斯科菲尔德起立，向下院致词，但请付表决的呼声十分喧嚣频繁，人们好不容易才能听到他的几句话。他说，他主张继续对公共债权人保守信用，不赞成平分财产。他赞同实行一种财产税，使贫富阶级比较平均地负担税收。

    阿特伍德在答复中对约翰·拉塞尔勋爵有关储蓄银行存款的论点提出异议；他说，存款总额是二千二百万镑，其中只有二百万镑是二十镑以下的小额储蓄。其余都是家道小康和大部分可称为殷实富户的存款——这些人的存款额高达二百镑，许多人还超过此数——这样，他们从存款方面所得的收益比投资在其他有证债券方面的收益要大得多。

    于是，议会举行了表决，当时在代表集体智慧的全体议员中赞成动议的，共有四十八人，其中包括检票员。投票反对的有二百三十七人；结果以超过对方一百八十九票的多数，拒绝考虑一百二十八万同胞的申诉。上述票数尚未包括缺席议员在内，他们如果出席，几乎无例外地会同上述多数采取一致行动。赞成动议的议员中，许多曾是激进派领袖，具有演说才能，却默不作声地投了一票，敷衍塞责；其中有莫尔斯沃斯爵士、D．W．哈维、J．T．利德和W．威廉斯——这证明了人民所指望的从议会激进派方面能获得的支持是多么微不足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演说是一连篇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即便出于一个低能学生之口，也是丢脸的；至于他对人民表示多少同情，无须赘言，只要看一看他用尽心机，否定民间疾苦的存在，也就够了，而实际上这种疾苦无时无刻不使成千上万的人痛心疾首。约翰勋爵的言论甚至比上述那个可怜的人类怪物在沃克利谈到农业劳工的贫苦生活时的插话更有侮辱性，插话是：“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好象收割工不配享受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只注定要为地主和雇主们积聚财富而断送他们的一生似的。总的说来，对人民权利的漠不关心，对他们生活情况的无关痛痒，再没有比下院在上述事件中所表现的态度更彻底的了；下院这种全无心肝的行为只会证实一种早已广泛流传的意见，即除了流血革命以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使人民从压迫者手里夺取他们的权利了。

    7月10日，星期三，代表大会根据先前在伯明翰通过的动议，在舰队街靶子场的约翰逊酒楼复会。即便事前没有规定那天开会，会址的迁移也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政府当局采取的恐怖手段十分可怕，他们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卡多动议放弃议事规则，以便立即讨论神圣月问题，尼索姆附议，但因弗莱彻医生坚决反对，该项动议未经表决即被撤销。于是经卡彭特和卡多先生的动议，并经赫瑟林登、尼索姆、伍德豪斯和伯恩斯先生的坚决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本大会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读到内政大臣据说于昨晚在下院发表的声明，声明谈到，在全国各地使用首都警察去镇压群众以和平方式举行的公众集会，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合宜的。此外，该大臣对于那个违反宪法、人所唾弃的部队中一部分爪牙对伯明翰人民进行的血腥残暴的袭击竟感到满意。本大会认为，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为了正当和合法的目的，并在不发生暴动或骚乱的情况下举行集会时，只要遭到警察或其他部队的袭击，他们根据法律和自卫原则，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暴力还击暴力，甚至把那些残暴地侵袭他们权利和人身的人置于死地。”

    7月13日，阿特伍德的动议既然已被否决，代表大会便开始讨论神圣月问题。出席者寥寥可数，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代表分散在各地，洛厄里说，指望从下院获得任何结果，纯属空想。比利时和美国直到自己起来斗争，才获得了自由，我国人民的情况也必然如此。他曾到过苏格兰、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群众的意见是，神圣月的开始日期最好在小麦成熟、马铃薯登场以后。他同意这种意见，特提出下列决议案：

    “下院既然已拒绝组成委员会来讨论全国请愿书的呼吁，所以，指望从该院获得解除人民疾苦的办法，是完全徒劳的。因此，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认为，在8月12日以后，人民应当停止工作，除非保证他们享有选举议员之权，从而保护他们的劳动。”

    一位大会代表正准备在会上发言，突然从阿特伍德和菲尔登先生那里传来了消息，要求代表大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下院。于是，大会任命的代表团前去拜访上述两位议员先生，请教他们，现在宪章运动者应当做些什么？他们建议呈递更多的请愿书，因为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动议的议员们否认已经呈递的请愿书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请愿书。阿特伍德认为，宪章运动者应当在全国各个教区动员人们呈递请愿书。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决不再请愿了，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不起效果。在代表团向大会报告后，大会又宣读了泰勒医生的来信，说在工业区举办神圣月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着。迪根和莫伊尔先生提议，对于规定神圣月的日期应持慎重态度——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延期到星期一，后又延期到星期二，洛厄里关于全国休假应自8月12日开始的动议是在那天被通过的。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由于通过上述动议的人数很少，开展神圣月的问题又提出讨论了。奥布赖恩曾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多次公众集会上讲了话，并向各地区的领导人物仔细询问了人民群众的准备情况；询问结果，他怀疑在许多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动议是否适当；他根据这种看法，便在7月16日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补充理由，以期采纳。决议案的内容为：

    “大会虽仍然一致认为，只有全国实行总罢工或停止劳动才足以使产业工人阶级恢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我们却不能负责指定罢工的时间或有关的细节，因为我们自信无此能力，原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