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代表大会
1838—1839年整个冬季，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非但没有松懈，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宪章运动者的一个计划如果遭到失败，另一计划立即被采纳，以便促使他们的目标早日实现。政府当局通过禁止火炬集会和逮捕工业区一些最负声望的人物等措施，给予这个运动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各个团体中仍充满了十分活跃的气氛。白天的户外集会和晚间的室内集会经常举行，而发表的演说丝毫也没有减少惯常的劲头。各委员会格外勤奋地开展工作。代表大会的基金和自卫基金这两个委员会各自努力，使最热心的宪章运动者也感到满意。现在人们正盼望着这个大会的召开，因为在扩大议会代表名额尚未实现时，它将为社会上处于政治奴役地位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见。2月4日，代表们聚集在首都开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鸡距街的不列颠咖啡馆举行的；但两天后，他们迁往舰队街靶子场，那里已布置好一个宽敞的房间，供他们使用。代表们一到伦敦，民主主义者就在白喷泉大厦的大厅设公宴招待。当天的演讲者有奥康纳、弗罗斯特和许多其他领导人物。奥康纳的体质虽然强壮似铁，但由于在鼓动工作中过分操劳，现在显得非常虚弱；他惯有的红润脸色已变成苍白，满面病容，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会垮下去；但这位精力旺盛的民主主义提倡者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却很快就恢复了他原有的活力。我在这里谈一件有关弗罗斯特先生的事，这并不离题。如前所述，这位先生在运动初期已经同人民群众携手合作，一起向政府提出过要求。结果，约翰·拉塞尔勋爵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责备他身为治安官，不应当做出那样的事。弗罗斯特先生给勋爵的复信十分得体，否认勋爵有权干涉他（弗罗斯特）的政见。他这封颇有气魄的复信引来了该大臣一封词藻华丽、满纸牢骚的书信，要弗罗斯特放心，他绝对无意对弗施加任何压力。简单地说吧，约翰勋爵后来却完全自食前言了。在上述宴会上，弗罗斯特先生曾顺便提到了这次通信，他说，如果政府把他的名字从治安官名册上勾销，人民立刻会使他官复原职。该大臣一见到报上刊登的这篇演说词，立即写信询问这位治安官，报上关于他的演说的报道是否正确。在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弗罗斯特先生立刻被免去了治安官职务。由于各代表发表了雄辩滔滔、生气勃勃的演说，白喷泉大厦的集会显示出十分热烈的气氛。从前面几章谈过的情况看，我们不难想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开会之时，它并不是一次十分和衷共济的集体。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的大部分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属于道义派的。然而，绝大多数代表或多或少地则坚持暴力主义。埃尔郡的代表贝利·克雷格被推为主席，威廉·洛维特担任秘书。在纯属仪式的事项安排停当以后，会议成员中间的分歧迹象随即出现。科贝特一派人士认为这次集会只应当是一次请愿大会，全民请愿书呈递以后，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可是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恰恰相反。道义派和暴力派人士都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期望从他们手里得到更多的收获。既然保证已经提出，而且希望也已经唤起，所以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除了采取某些最后措施，就别无他法了。因此，科贝特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因为会议认为它与一个公开宣称为了争取人民权利的目标而召集的大会极不相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科贝特派在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上就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正当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力图阻挠代表大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最后措施时，另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则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将会议向前推进；后一集团是朱利安·哈尼一派。这些人假装相信（其中有些人确实相信）人民已作好准备，要把他们的权利立即夺到手中。他们谴责会上大多数代表懦弱无能，因为他们不能立即采取主动来掀起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为了给这次大会推动一下，比较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公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哈尼、赖德和马斯登上台讲演，以毫无保留的言词提到了人民已准备就绪，而代表大会的行动仍逡巡不前；当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代表大会如果克尽厥职，则普选权可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期内见诸实施。为了协助他们散布这种观点，极端暴力派创办了一个刊物，题名为《伦敦民主主义者》，由朱利安·哈尼担任主要撰稿人。这个刊物经营得宜，立论令人信服，文章的一般主旨都在于促进革命，撰稿人自称他们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了。哈尼曾在史密斯菲尔德参加一次露天群众集会，在讲坛上出现时，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国志士的派头，戴着一项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他声称他已准备随时起来战斗，他严厉谴责那些自己无所作为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人，因为他们给群众的热情泼了冷水，并破坏了群众为解放运动所作的努力。
哈尼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行动，并没有被代表大会忽视。W．维利埃斯·桑基提出一项动议，指责那些援用法国革命词句、佩戴法国标记从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代表。哈尼的举动特别受到批判，许多代表对他所采取愚蠢作法表示愤怒；但多数代表反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步骤，于是这项动议略加讨论后即被取消了。
于是代表大会开始进行比讨论这些枝节问题更为有益的工作。他们指派宣传员前往全国各地，向群众集会发表讲话，目的是要在人民权利的问题上进一步启发群众。代表大会的大部分经费是专门用于这个有益目的的。他们中间几个最杰出的演说家被派到全国去；可是错误却在于几乎把他们全部都派往早已开展了鼓动工作的地区，而不是派到一些风气不通的地方去开辟新的领域，因为在这些地方群众对自身的权利犹茫然无知，好象这些权利从来不存在似的。
代表大会的极端派虽然没有从这个会议得到多大鼓励，但多数代表对提倡暴力政策比对任何其他方式更感兴趣，这从他们在各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可以得到证实。他们采取这条途径，多少是由于受了工人阶级（特别是制造工业区的工人阶级）所表示的大量不满情绪的影响，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是一种令人心酸的苦难，而目前既无减轻苦难的希望，所以也就无法使它缓和。这种苦难的情景，常常是作为讨论的题目。有一次，普雷斯顿的代表马斯登曾提到这种情景，在报上刊登的一篇演说中，把它揭发了出来，结果轰动一时，使各地读者不禁毛骨悚然。为了揭露工厂制度的恶果，他举出自己的家庭情况来作例证，说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活不下去了。他的妻子有一个需要哺乳的婴儿，而她却腹中空空。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人变得十分消瘦，当婴儿寻求母亲理应供给的天然养料时，结果吮出的竟不是奶汁，而是母亲的鲜血。他所述的情况后来经马斯登夫人亲自向本书作者证实了。她的丈夫是一个禀性仁慈的人，现在却一心想用尽各种方法来结束造成这种可怕后果的制度，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如果目睹了这种社会罪恶，竟然不气得发疯，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呢。
代表大会上各派之间的分歧多少继续吸引着这个团体的注意力。最后发生了一件事，终于导致了队伍的分裂。1839年3月11日，在掷骰场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由弗罗斯特、奥康纳、哈尼等人发表讲话。弗罗斯特担任主席。当时发表的演说大多措词十分激烈。所有讲演人都力劝群众为迫在眉睫的斗争作好准备，听众以热烈的欢呼表示赞同演讲人的意见。这些演说稿印出以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部分怀有敌意的报刊以责难的口吻提到这些演说，不久以后，索尔特、哈德利和道格拉斯申请辞去代表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感情。他们的同情者赞同他们采取的步骤，但这些同情者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宪章运动者对他们大加谴责，几乎全国各地都给他们戴上了“叛徒”的帽子。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立即推选布朗、鲍威尔和唐纳森来补他们的缺；但是，不消说，由于这三人退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久便从伯明翰政治联合会的不断削弱中表现出来了。5月初，科贝特、韦德、马修斯和罗杰斯也退出了代表大会。其他代表补选出来了，但每退出一个人都造成了宪章运动派力量的削弱，使他们的队伍日渐缩小。尽管如此，群众的激昂情绪，尤其在较大的城镇中，仍然保持下去，而所有群众集会的参加者还是十分踊跃。
代表大会终于发觉它本身的处境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来使事态发生激变了。代表中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亨利·文森特已被新港地方当局逮捕，不久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逮捕事件，而代表大会的队伍也将进一步缩小。于是，为了测验民意，秘书洛维特草拟了一些方案，以备拿到公众集会上供大家讨论。这种公众集会经决定在降灵节后的星期一同时举行，并且商定，除了一个委员会留守在会场外，其余的代表都分散到全国各地，以便他们能参加尽可能多的群众集会。由于群众的振奋情绪日益加强，代表大会终于执行了阿特伍德在鼓动工作初期所提的建议，决定从伦敦迁往伯明翰。大家认为，这一步骤必将使代表大会声势大增，因为在它周围会有热心全民事业的众多的群众。于是，代表大会在5月13日迁往伯明翰。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提交给选民的是这样一些方案：如果理智的群众下定决心争取他们的权利并贯彻始终的话，是不会不成功的。方案的要点是：到银行挤兑；拒买一切课税商品；排他交易；武装自己；全面罢工。这些方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朱利安·哈尼指责拒买课税商品的办法带有欺骗的意味。R．J．理查森在答复中谴责他说，今天他们总算见到了毫无克制的言论为害的一个实例，这应当教育他们在其他方面重视克制。在哈尼看来，除了极端措施以外，任何其他措施都是不值得重视的。他只想用最简捷的方法奔向目标，却很少停下来估计一下需要付出的代价。代表大会既已决定把最后措施提交给人民，那么，在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前，它提出道义方式并测验一下人民究竟愿意作出多少牺牲，这是十分恰当的。对于那些猎取勇敢名声的人们来说，只要能唱高调如“死亡”、“光荣”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不难如愿以偿；但任何一个团体也无权在国内组织暴动，除非它充分相信人民已准备就绪，胜利已经在握；同时对这种准备状态的信心应当建立在更可靠的例证上，而不仅限于看到人民群众去参加公众集会以及在情绪激动时对十分激烈的、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家发出欢呼。至少在我们国内，准备牺牲生命的人民群众决不会反对牺牲他们较小的**；如果他们对后一种牺牲尚未作好准备，那就可以十分可靠地推想，他们对前一种牺牲也没有作好什么准备。到银行挤兑，拒买课税商品以及排他交易，如果普遍实施的话，会证实人民的决心；但它们还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因为它们一方面固然可以击中敌人的要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民掌握一些手段，在必要时，人民就能够用这些手段来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罢工，以及在敌人袭击时采取自由人的正当自卫手段。可是，另有一派人，自命为人民领袖，除了走极端以外，好象对什么也不满意似的。他们不能或者不屑推论因果关系，因此，便不能或者不愿承认，在人民能够反抗统治者以前，必需有某种准备。这些人往往是大言不惭的空谈家，用大声威吓和胡言乱语来弥补他们在情理和才智方面的不足。这一类人在讲到激昂慷慨时，就好象真的是由于受苦受难而产生出来的情绪一样，他们往往容易博得公众的信任，在这方面，他们胜过了一些才能远比他们卓越的人，但这些才能卓越的人却有充分的良知和才智，不愿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把人民当作牺牲品。
如上所述，代表大会在决定提出最后措施后，首先测验一下人民道义上的决心，这个做法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大会通过广泛地传播政治和社会知识使人民群众对将来实际运用这些措施作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把这些措施提交给他们，那就更为妥当了。在建议采取最后措施以前，必须对它们是否会被采纳，始终要有相当可靠的估计，否则这种尝试只是浪费时间、虚掷精力罢了。直到当时为止，为了启发民智而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就某些地区而言，公众集会的确相当频繁；但还要做比召开公众集会更多的事情。少发表一些讲坛演说，多传播一些书本知识，这样会使人民群众获益更大，而这一事实好象被绝大多数的领导人所忽视，在他们看来，只有演讲仿佛才是把群众的思想提高到理想水平的最必要的条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群众一直没有从讲坛或报刊方面受过任何教育。因此，在其他环境中，最后措施尽管合乎理想，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些措施甚至不该提出来讨论；因为这些措施非但决无普遍采纳的希望，而且可以断言，时机一到，这些措施及其建议者都会被大家所抛弃，除了比较少数最真诚热心的人们以外，而这些人也必将由于群众的愚昧无知和苟安心理而被牺牲掉。然而代表大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微妙的。人们一旦越出审慎的界限，往往为了避免丢失面子，不得不采取一条不是最明智的途径。这就是代表大会的处境。有些人一方面向民众大开包票，另一方面对统治者大肆恫吓，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维持自己的威信罢了。可是，他们下定决心，多少还得慎重行事，于是，就把各处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当作一种手段，借以探讨人民群众对维护自己的权利究竟作了多少准备。
正如预期的情况一样，在所有重要的鼓动中心举行了许多次集会。代表大会预料地方当局对这些集会很可能进行干预。对宪章运动者的打击显然正在酝酿中，因为大批的伦敦警察已奉调进驻伯明翰，而当时该镇本身还没有类似的力量。治安官们已表示要取缔在该镇的斗牛场和其他地方举行公众集会。在警察开到以前，所有集会都没有发生骚乱，但这支力量一出现，就受到了在场群众的痛骂。在大会为了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而暂行休会以前，只是由于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泰勒医生和代表大会中其他几位杰出代表的影响，才避免了冲突。
5月16日，在代表大会举行的会议上，奥康纳提到了携带武器前往公众集会的情况，他斥责这种行动，因为约翰·拉塞尔在下院已声明它为非法了。他建议由他的朋友奥布赖恩就这个问题草拟一项决议，提交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然后作为一项建议提交给参加即将举行的公众集会的人民群众。据此，奥布赖恩第二天提出了一系列决议如下：
“第一，和平、法律和秩序仍然是本代表大会奉行的座右铭，只要压迫者也以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待人民；倘若我们的敌人用战争来代替和平，或企图用非法的暴行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秩序的鼓动活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的神圣职责是以武力还击武力，以无可非议的杀人行动来还击暗杀。
“第二，根据上项决议，代表大会在贯彻当前运动的一些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时，只采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同样由于不愿使敌人获得任何借口来诋毁我们的动机，或用武力来对付人民，我们建议，凡参加即将来临的在各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宪章运动者们避免随身携带棍棒、长矛、枪支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我们向他们建议，前往会场时，保持冷静，遵守秩序，不带武器。同样地，凡炫耀这一类武器，或由于愚蠢或恶意的行为而构成危害治安罪者，也将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
“第三，我们特别要求上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司仪们和其他可能负责筹备事项的执事们，使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来实现上述决议中所包含的建议。我们还建议，在公众集会举行前，上述执事人员无论如何必须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
“第四，万一中上层社会的压迫者们唆使地方当局违反王国现行法律，用武力袭击人民群众，则人民由于这种阴险毒辣的教唆而蒙受的任何损害，应由上述压迫者们以其生命财产负责赔偿。”
在上述决议获得通过、其他事项也已办完以后，代表大会宣告休会至7月1日。在这段时期所举行的示威集会应以克萨尔猎场上的一次最为壮观。参加这类规模巨大的集会的人数究竟有多少，难于正确地查明。《北极星报》估计人数有五十万。虽然这是个地域辽阔、人口稠密的地区，上述数字也是很不可靠的；然而，在这个地点所举行的集会中，这无疑是最盛大的一次。我们应当记得，《晨报》曾把以前一次集会的参加人数估计为三十万。在威姆斯上校的指挥下，军队莅临会场，但在整个集会期间保持了极其严格的秩序。次要的一次集会也许是在皮普草地上举行的约克郡西赖丁区的公众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由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奥布赖恩、詹姆斯·泰勒、米尔斯、皮特基思利和布西向他们发表讲话；另外还有迪肯森、桑顿、维弗斯、怀特、艾什顿、阿伦、霍伊、克雷布特里先生和其他许多当地演说家。郡长哈伍德伯爵曾被邀请出任这次集会的召集人，但是伯爵阁下谢绝不就，反而张贴布告，警告群众不要参加这种非法的集会，同时告诫酒商不要到会场上销售啤酒或烈酒。同时还派遣了由义勇骑兵、雇佣兵、正规军和特警联合组成的部队到现场示威。但一切平安无事地结束了。在这次集会上，以前曾宣称代表大会成员中正直无私的代表人数不到八人的威廉·赖德，辞去了西赖丁区代表的职务。散会前，集会群众对治安官禁止在会场上销售酒类饮料，通过了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这次的主要演讲人所发表的言论虽没有使他们同法律发生抵触，但其中大部分是大胆陈词、引人注目的。奥康纳在提到人民和统治者的相互关系时说：
“根据我国宪法，女王和工人一样也有违法的可能。但根据我的看法，女王违反宪法的行为，比人民违反法律的行为所犯的罪行还要严重。治安官们是否在考虑用暴力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公众集会呢？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们正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我们今天受到了袭击，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管是生是死还是取得胜利，我都下定决心，今晚我已不再需要任何栖身之地了。我极愿接受维弗斯先生的原则，遵守法律，不让暴君们有任何可乘之机来分头袭击我们；但是他们如果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我主张就以进攻对付进攻。”
奥布赖恩的演说充满着重要内容，论述了各阶级的情况。他在演说将要结束时说：
“下届大选时，我们必须有宪章运动者来作我们的代表，他们经过举手方式选出以后，我们还须坚决要求有与选举委员所承认的结果效力相等的正式选举。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以女王诏令为根据依法选出的议会，而且不久就可以向暴君们证明，一个由九百万或一千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三、四十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究竟有什么区别。人民的议会将在伯明翰召开，到那时，也许有必要发动五十万选民前去保护他们执行立法职责，当他们这样集合起来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但现在可不能说，一定要等到那时候。在我的力量还不比法律和宪法强大以前，我不愿往前再走一步了。单就伦敦一地而言，靠你们养活的，就有一大批地主、公债持有人、两百万奴仆和外妾，以及十万娼妓。你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些机构，使这些人有正当的生活呢？普选立即会使你们掌握补救的办法。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国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自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以来，房地租已从四百万镑涨到四千万镑。今天票面一百镑的公债券的价值相当于1815年的三倍。那么目睹了这一切现状以后，难道我们最后不应当向这些卖国贼和强盗们说，‘你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了。’全国请愿书将是不许他们再向前进的一个通知，最短期间内还要提出一个剥夺他们权利的办法。现在，我在结束讲话时真诚地呼吁你们同全国代表大会通力合作，尤其应当避免不成熟的、局部性的暴动。至于我本人，今后不论身在何处，遭遇如何——我知道逮捕我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只要一息尚存，我将永远鼓吹这项原则：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实行统治。”
有些人也许感到很难同意奥布赖恩关于和平时期以来的国债几乎增加一倍的说法，但国债的增长幅度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表现在票面金额上，而是表现在劳动产品的贬值方面，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那一套骗人的货币制度，才使国家债权人控制着这么多的工业产品。
在利物浦，一个约有一万五千个人参加的公众集会在皇后广场上举行，代表大会的弗莱彻博士莅临参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有些人组成一伙，企图捣乱会场，但未得逞。有一个人提议修正决议，因无附议而告失败。几位工人在集会上讲话，全场气氛好起来了；但是，下面将会看到，这次人数虽多，却不能同参加工业区各个公众集会的人数相比。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丝毫不比以前逊色。在猎场上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参加者不下十万人。游行队伍和乐队来自周围二十英里的地方。一百多面旗帜沿着游行路线迎风招展。艾尔、查尔顿、库克、布莱基、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等是当地的演讲人，代表大会的邓肯、哈尼、诺克斯、洛厄里和泰勒医生也莅临参加。邓肯说：
“我希望，现在混在群众中间的雇佣刽子手们，**政府的卑鄙走狗们，那些从伦敦派来的下贱警探们，你们要动动脑筋，回去如实地汇报，就告诉约翰勋爵——如同我对他当面说的一样——他不应当再蔑视全国人民的权利了；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不仅是一个讲话的工人发出的声音，响应它的是成千上万人表示赞同的欢呼声。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困苦不堪，以致即使血战沙场痛苦地丧生，他们也不感到可怕了。目前预言将来情况如何，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也不妨预先说一句，下一次你们这么多人再在这里集会时，那就要通过迥然不同的决议了，你们的行动将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行动，大家抱着同一个庄严的决心，如果不能看到这个国家获得自由，便在使一切同归于尽的烈火中死亡。”
洛厄里说：
“他主张和平、法律和秩序；但他决不同压迫制度和不公正的原则和平共处。他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展开斗争。凡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他不承认它是法律。凡是对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付给一万镑报酬，而对工人每周只付给十先令的秩序，他也决不称之为秩序。这是无秩序，是抢劫。他们的敌人说，他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呀。这是什么话！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生产的，要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那就一定有人卑鄙无耻地抢劫了他们。”
在上述集会上，军队并没有象第一次示威集会时那样出来干预，一切都极其和谐地结束了。
在卡莱尔附近的群众在沙地上集会，参加者达一万人。汉森、鲍曼先生等发表演说，拥护决议，此外，还有泰勒医生、朱利安·哈尼、邓肯和诺克斯，他们都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达勒姆郡北部的人们在森德兰的猎场上集会。来自周围较远地方的各个团体在各该领袖的前导下进入会场。一队接着一队的热心的群众蜂拥来到镇上，情绪十分激昂。大部分人是辛勤劳苦的矿工，他们表现出十分坚决的意志。虽然官方出了布告，特警宣誓就职，并且还发生了其他的敌对迹象，但参加者仍不下五万人。詹姆斯·威廉斯担任主席；除了许多当地演讲人外，邓肯和诺克斯也向这个规模巨大的集会致词。
在伦敦，人数相当多的宪章运动者在肯宁顿公地集会，由激进派书商詹姆斯·沃森担任主席。演讲人有沃尔、卡梅伦、勒布隆、阿克利和穆尔等等。
在巴思，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者在一片空地上集会。参加者约有六千人；这个数字比较小，因为地方政府采取了措施，使用了各式各样的威吓手段。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吏所实行的恐怖政策十分可怕，因此，群众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开会场所；甚至在找到场所以后，还不得不保一点密，生怕房主受到威吓，从而撤回原议。这一天贴了布告，派出了特警和正规军，但是宪章运动者的行动十分审慎。巴特利特、博尔韦尔、梅特卡夫和扬先生，还有代表大会的尼索姆和米林先生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宪章运动者步行入城，遇到了一队轻骑兵，他们向骑兵欢呼致意，骑兵也挥手答礼。威尔士人对宪章事业所表示的拥护一点也不落后于英格兰人。各团体聚集在蒙默斯郡的布莱克伍德开会，因该地是蒙默斯郡和格拉摩根郡之间的中心点。大批群众从邻近的城镇和村庄蜂拥而至，总数约四五十万人。工人琼斯担任主席。好几位演说家用威尔士语向集会群众讲话。主要演讲人是他们的代表罗斯特，群众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十分真诚的尊敬和爱戴。他现在已经全国闻名，曾应邀参加过在英格兰举行的好几次示威集会了。可是由于文森特遭到拘禁，他不得不留在威尔士，他天性仁慈，愿意留在那里，为文森特的案件奔走。上述两郡的人们曾敦请郡长召开集会，但象其他许多官吏一样，他拒不接受。
在赫尔，维多利亚公寓被热烈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二百二十户居民虽曾申请借用市政厅，但遭到了市长的拒绝。代表大会的伯恩斯和哈特韦尔是主要演讲人。
普里斯顿的宪章运动者携带乐器和旗帜，在主要街道上列队游行后，在一片称为果园的空地上集合开会。哈顿、斯塔格、伯德和墨菲向群众讲话，讲话的还有代表大会的理查兹。
在北安普敦，宪章运动者聚集在集市广场——英国最好的广场之一——来表明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忠诚。集会主席是约翰·罗宾斯，一个热情的劳动者，他在开幕词中提到了特警的应征、雇佣兵的调动以及地方当局的其他愚蠢行为。凯特林的莱瑟兰（《卑鄙的压迫者，别再昏睡罢》一书的作者）、埃尔默、威尔莫特、贝利、约瑟夫·琼斯和罗伯逊先生分别向听众讲话，此外尚有代表大会成员柯林斯和琼斯先生，前者被指定为该郡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了西赖丁区的示威集会以外，布雷德福的群众携带着无数面旗帜，列队前往鹿头猎场。其中有一面旗帜特别引人注目，上面绘有罗马皇帝马尔库斯①正在一个婴孩身上实验无痛死亡法的景象。集会声势浩大，情绪十分热烈。布西是主要演讲人。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曾向卡特勒主教提出申请，但他拒绝召开公众集会，于是，他们便召集群众在天堂广场上开会，参加者带着乐器和旗帜，人数达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个庞大的队伍来自罗瑟勒姆。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布西、米尔斯和泰勒医生原已约定前来，但临时因事不得已缺席。沃尔斯顿霍姆担任主席，吉尔、福登、巴克、查特顿、劳森、林加德和特纳先生在会上讲了话。吉尔宣读了奥康纳的来信，信中说他不能前来参加集会，是由于西赖丁区的治安官们颁布公告，严禁示威集会，所以他必须留在当地为群众出谋划策。吉尔用下